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武漢主持召開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併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記者謝環馳 攝

新華社北京6月13日電

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

(2018年4月26日)

習近平

這次座談會是我主持召開的第二次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一次是2016年1月在長江上游的重慶召開,這一次放在長江中游的武漢召開。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關係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

總體上看,實施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要加大力度。這是我這次調研和召開座談會的目的。這幾天,我先後到宜昌、荊州、岳陽、武漢以及三峽壩區等地,考察了企業轉型發展、化工企業搬遷、非法碼頭整治、污染治理、河勢控制和護岸工程、航道治理、濕地修復、水文站水文監測工作等方面的情況,還到鄉村、企業、社區等地作了調研,沿途聽取了湖北、湖南有關負責同志關於本省參與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情況彙報。剛才,又聽取了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態環境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負責同志和部分省市負責同志的發言,韓正同志也作了講話。下面,結合調研情況和同志們的發言,我就3個問題講點意見。

第一個問題:全面把握長江經濟帶發展的形勢和任務

2016年1月5日,我在重慶主持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重要支撐;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努力把長江經濟帶建設成為生態更優美、交通更順暢、經濟更協調、市場更統一、機制更科學的黃金經濟帶,探索出一條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新路子。

兩年多來,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在強化頂層設計、改善生態環境、促進轉型發展、探索體制機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一是規劃政策體系不斷完善,《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及10個專項規劃印發實施,超過10個各領域政策文件出臺實施。二是共抓大保護格局基本確立,開展系列專項整治行動,非法碼頭中有959座已徹底拆除、402座已基本整改規範,飲用水源地、入河排污口、化工污染、固體廢物等專項整治行動紮實開展,長江水質優良比例由2015年底的74.3%提高到2017年三季度的77.3%。三是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建設加快推進,産業轉型升級取得積極進展,新型城鎮化持續推進,對外開放水準明顯提升,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勢頭,長江沿線11省市的地區生産總值佔全國比重超過了45%。四是聚焦民生改善重點問題,紮實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人民生活水準明顯提高。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看到面臨的困難挑戰和突出問題。

一是對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仍存在一些片面認識。兩年多來,各級領導幹部思想認識不斷深化,但也有些人的認識不全面、不深入。有的認為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就是不發展了,沒有辯證看待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有的仍然受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修復的舊觀念影響,認為在追趕發展階段“環境代價還是得付”,對共抓大保護重要性認識不足。有的環境治理和修復項目推進進度偏慢、辦法不多,甚至以缺少資金、治理難度大等理由拖延搪塞。這反映出一些同志在抓生態環境保護上主動性不足、創造性不夠,思想上的結還沒有真正解開。

二是生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流域生態功能退化依然嚴重,長江“雙腎”洞庭湖、鄱陽湖頻頻乾旱見底,接近30%的重要湖庫仍處於富營養化狀態,長江生物完整性指數到了最差的“無魚”等級。沿江産業發展慣性較大,污染物排放基數大,廢水、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別佔全國的43%、37%、43%。長江岸線、港口亂佔濫用、佔而不用、多佔少用、粗放利用的問題仍然突出。流域環境風險隱患突出,長江經濟帶內30%的環境風險企業位於飲用水源地周邊5公里範圍內,生産儲運區交替分佈。幹線港口危險化學品年吞吐量達1.7億噸、超過250種,運輸量仍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長。同時,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比如固體危廢品跨區域違法傾倒呈多發態勢,污染産業向中上游轉移風險隱患加劇,等等。

三是生態環境協同保護體制機制亟待建立健全。統分結合、整體聯動的工作機制尚不健全,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尚不完善,市場化、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建設進展緩慢,生態環境硬約束機制尚未建立,長江保護法治進程滯後。生態環境協同治理較弱,難以有效適應全流域完整性管理的要求。

四是流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突出。長江經濟帶橫跨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發展條件差異大,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水準的差距較大。三峽庫區、中部蓄滯洪區和7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脫貧攻堅任務還很繁重。區域合作虛多實少,城市群缺乏協同,帶動力不足。

五是有關方面主觀能動性有待提高。中央專項安排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的資金規模不大,有關部門涉及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安排的統籌程度不強、整體效率不高。地方投資力度和積極性欠缺,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機構的支援力度不夠。企業和社會資本參與度不高。幹部隊伍配備不足,宣傳教育不到位,人才培養和交流力度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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