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森
每到晚上11點，86歲的王坤森都會戴上手套、帶上鉤子、推著三輪車出門拾荒，一直幹到第二天淩晨三四點。
有時他一晚可以撿滿兩車廢品，有時撿了一晚上卻還賣不到10元。但就是在這樣一點一滴的積累下，王坤森以每年5000元的“承諾”，資助了一名困難大學生長達四年。而去年，他又開始資助起了另外兩名困難大學生。
兒時失去上學機會的他，明白重返校園時的喜悅，也深知一輩子背上“文盲”身份的苦楚。儘管每個月有6000多元退休金，但他説，“想要幫助別人，我就要拿自己的真心去幫助。”
在杭州市潮鳴街道刀茅巷社區的一個小院裏，王坤森利用院子角落搭起了一個簡易的小棚，裏面堆滿了各種各樣他拾荒撿來的“垃圾”——“壞空調”“壞電腦”“壞風扇”等等。
“更多的還是撿飲料瓶和紙箱子。”王坤森介紹説，以前只不過是看到順手就撿起來，一兩個月才撿一大包。而現在，為了能夠讓自己承諾每年5000元資助大學生的“任務”達成，每天他都要出門撿兩大包。
五年七個多月，無論是八月十五，還是大年初一，每到深夜，身軀已有些佝僂的他都會騎著三輪車行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翻撿每個垃圾箱裏的廢品。
曾經是“小康家庭”
1932年出生的王坤森是余杭臨平人。儘管今年已經86歲，但他仍然思路清晰、聲音洪亮，只是偶爾會有些耳背。“這兩年身體也不好了。”王坤森頗為感慨地説，這兩年開始有些胸悶氣短，而且經常會腰酸背痛。他説，由於撿廢品時總是要彎著腰伸手到垃圾箱裏去撿，久而久之腰部就直不起來了。
據王坤森回憶，在1907年，杭州的閘口火車站剛剛開通運營時，他的父親就在鐵路上工作了。由於父親的收入穩定，加上母親非常會操持家務，家裏最初的生活條件還是挺不錯的。隨後，父親被調到了臨平火車站，一家人便來到了臨平，並在當地買了田地和房子。
他説，他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人，“按照現在的説法應該算是‘小康家庭’了。”
但是，這種“小康”的生活，並沒有給王坤森留下太多的記憶。1937年，在王坤森5歲時，盧溝橋事變發生，曾經的“小康”生活就此終結，王坤森也正式進入了“苦難記憶”之中。“盧溝橋事變發生後，鐵路工作人員都疏散了。” 一家人隨著父親回到了浙江省上虞的老家避難，直到兩年後才重回臨平，但是由於父親沒有固定的工資收入，家中的生活仍比較艱難。
一毛錢花生是一天伙食
而當日軍于1939年發動細菌戰後，王坤森的母親不幸被感染，不到兩個月就去世了，整個家都垮了下來，隨後哥哥姐姐們相繼出走。“因為戰爭的破壞，家裏就剩下了我跟父親兩個。”
王坤森回憶當時的情景不禁有些傷感。由於他和父親都沒有錢買糧食吃，他們只能到街上花上一毛錢買那種炒壞了沒人買的花生，就算是一天的伙食。
他告訴記者，那時候日本侵略軍招鐵路工人，每家每戶都要派人去做工。碰上哪個店舖老闆不願意去的，他父親就會主動替那人去。“因為去工地做工可以拿一兩塊錢，就夠我們爺倆過許多天了。”
“後來實在沒辦法過下去了，我父親就叫我到街上撿煙屁股。撿回來之後，我父親就用買到的煙絲製成一支支香煙。價格比包裝精緻的香煙要便宜一些，我們那時候一包煙能夠賣兩毛多錢，就這樣來維持生活。”
説罷這些，他已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淚水不停滑落到他臉上深深的皺紋中。
王坤森説，慢慢攢了一點錢之後，父親才想著讓他去上學，那時候他已經12歲了，而他的姐姐和哥哥都沒有讀過書。 “我自己到那麼晚才能讀書，所以我知道沒有書讀的苦啊。”
1949年，王坤森小學畢業，並考上了杭州七中。他清楚地記得，1949年的5月，杭州宣告解放後，他拿著紅旗到城裏的火車站歡迎解放軍進城。在讀初一時，他加入了共青團。
1950年元旦之後，王坤森正式入伍，在部隊裏得到了充分的學習和歷練。
他説，在部隊的這麼多年，他什麼苦都吃過了，所以，現在的這些苦根本算不上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