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紀錄片而言,它的表現方式是決定其意義的關鍵所在。特別是對於重大題材的紀錄片創作,必須要確立的是與這種題材相互適應、相互同構的形式載體。否則,紀錄片的真實性、可信度、客觀性就會隨之衰減。電影紀錄片《厲害了,我的國》的時政內容與社會思想表達是其至關重要的命題,創作者對於紀錄精神的恪守,對於藝術風格的把握,使這部紀錄影片的影像始終呈現出一種客觀的“在場性”與漸進的“現實感”,進而為影片的特定內容找到了更為有效的傳播效果。
我們知道,“在場性”是紀錄電影首要的創作原則。所有以紀錄命名的電影作品,都會將鏡頭儘量抵近它的拍攝對象。一個近距離拍攝的電影鏡頭,對於觀眾來説,有時會抵過一百句畫外解説。這就是中國的紀錄片巨匠孫名津所講的“一畫千言”的道理。這也是影像藝術與生俱來的視覺優勢。現在,《厲害了,我的國》的開場是一面通過特寫鏡頭展現的五星紅旗,它迎風飄揚,在空中陣陣作響,其後是一列列隨風鼓蕩的紅旗,嚴整威嚴,還有巍峨的華表,閃亮的國徽。這一系列指涉國家形象的鏡頭語言,將此片的觀眾拉近到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帶,並將影片的美學定位引入到時代風範的場域。此後,影片還陸續展示了新時代中國品牌的標誌性作品:那些令人引以為傲的中國橋、中國路、中國車、中國港、中國網,最終匯聚成為一個為中國人舉目可見的中國夢。這個中國夢不是遙不可及的未來,而是歷歷在目的客觀現實,是時時“在場”的親身感受。
推崇攝影機的“在場性”,其實強調的是電影的現實感。它不僅是一種美學風格的選擇,而是一種紀錄精神的確認。《厲害了,我的國》除了以大量的篇幅向觀眾展現了中國一系列震驚世界的“國之重器”之外,還特別向觀眾引見了這些恢宏偉業的創造者。觀眾抵近的不只是客觀的物質現實,還有那些開創者、設計者、建設者的精神世界。他們是在港珠澳大橋奮鬥了12年的60多歲的總工程師林鳴,是世界最大的望遠鏡FAST的總工程師兼首席科學家南仁東,是國産C919大型客機的副總設計師周貴榮,是在萬畝黃沙上種植葡萄園的福建民營企業家陳德啟,還有那些在建設一千千伏特的高壓工程上淩空走鋼絲的工人們,在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場中辛勤勞動的普通勞動者。他們是中國夢真正“在場的”創業者、建設者。
至關重要的是,影片讓觀眾看到了這些年來引領我們邁向偉大新時代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在影片中他不僅出現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黨和國家重要會議的現場,而且出現在國産大飛機C919的製造基地,在中國載人航太工程指揮中心神舟十一號的發射現場,在中國中車長春軌道客車廠房這些“國家重器”生産的第一線,特別是還出現在那些邊遠、貧困的山區、老區。像山西省忻州市岢嵐縣趙家洼村、河北省阜平縣太行山區、青海省格爾木市唐古拉山鎮、江西省井岡山地區以及內蒙古阿爾山邊防連的哨卡。影片呈現了他與廣大人民群眾相互問候、相互攀談,相互傾聽的真實情景。這些珍貴的歷史影像見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的倡導者、引領者,也是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積極踐行者、推動者。他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偉大民族歷史復興的輝煌業績!(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賈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