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便感受到一股濃濃的煙火氣。
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間，是一條條狹窄的街道，略顯窄仄的小店一家家挨在街道兩旁，潮濕溫熱的小巷間氤氳著各種味道：海産幹貨的鹹腥味兒，西式糕點的甜香味兒，港式茶餐廳中飄出來的陣陣家常味兒。
與蔡瀾約訪的地點便在這樣一條彌散著生活氣息的小巷。臨街的高樓外鑲著一條通向二樓的窄梯，沿著梯子上去，穿過略有些陰暗的走廊，打開厚重的大門，竟是別有洞天。
這是一家老式的香港大排檔。一間200多平米寬敞的大廳裏，靠墻開了十來家小吃店。老式裝修的門臉上挂著有些發舊的招牌，下面顯眼的地方用大紅的紙貼著各家的招牌菜。大廳中間是一張張白色的大圓桌，桌面隱隱泛著歲月的淡黃色。
正值上午，食客不多。蔡瀾顯然是這裡的常客，熟絡地跟小吃店老闆打招呼，不一會兒便張羅了一桌香港最傳統的美食。
人間煙火
“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小時候媽媽做的一道美食。那是一隻生的螃蟹，很多膏。媽媽把它洗乾淨把殼打開，拿醬油浸，然後再把豆瓣酥搗碎了撒在上面，再淋一點點白醋，就這樣生著吃。”
人稱“食神”的蔡瀾一直認為，最好吃的菜，是媽媽的菜。
蔡瀾的母親是一個巧婦，菜燒的很好，家裏的奶媽手藝也好。兩個大人在廚房裏忙得焦頭爛額時，調皮的蔡瀾常常會鑽進廚房“學藝”。
小時候一生病，母親常會帶蔡瀾到一家名叫“杏生堂”的中藥局看醫生。中藥雖苦，但蔡瀾卻對喝藥之後的加應子、陳皮梅、杏脯格外期待。從杏生堂回家的路上，會經過一個菜市場，那裏總有一個中年女人挑著擔子，擔子上擺著五顏六色的小食，那是蔡瀾老家潮州的味道。
“有時，我們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鄉愁。”蔡瀾寫道。而母親帶給蔡瀾的，不僅僅是食物的記憶，還有人間煙火氣。
蔡瀾的母親是一位小學校長，卻沒有絲毫文人的清高。“母親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在戰爭時期一家人沒有飯吃的時候，她可以去採樹上的芒果，拿醋、糖腌制以後再賣給人家。”
經歷過戰亂歲月的母親時時教導蔡瀾要學會很多“求生的本領”。“任何東西學到你變成專家了，你就可以拿它賺錢求生。你越多這種作為專家的本事，賺錢就越多，就不用擔心生病或老去，因為你有錢嘛。”
也許正是因此，如今蔡瀾的名字前面被冠以很多名號：電影人、美食家、專欄作家、電視節目主持人、商人……
雜家 玩家
蔡瀾對於電影的熱愛，真的是浸透到骨子裏的。
蔡瀾的父親是新加坡一家戲院的經理，同時也負責邵氏電影公司的部分宣傳工作。從小在戲院長大的蔡瀾曾經一度認定電影就是自己的“終身伴侶”。當時日本的電影工業很發達，蔡瀾選擇留學日本，就讀于日本大學藝術學部電影科編導係。
1957年，蔡瀾在日本讀書時，看著他長大的邵逸夫先生對他寄予厚望：“那邊剛好有一個經理要退休了，你可以接任。”蔡瀾於是擔任了邵氏電影公司的駐日經理。
那一年，蔡瀾才16歲。
“那麼年輕，心裏有一些忐忑嗎？”記者問。
“也沒有，那時還年輕，就想著人家叫你做，好啊！”蔡瀾笑笑，雖已白髮蒼蒼，眼中卻依舊現著年輕時的爽朗。
蔡瀾負責購買日本電影發行到香港。“要應酬當時日本的五大電影公司，經常被灌醉。”1963年，鄒文懷先生自組嘉禾影業公司後，蔡瀾被調返香港，擔任製片經理一職，參與多部電影製作。在《城市獵人》《福星高照》等20世紀八九十年代風靡亞洲的商業電影中，“監製：蔡瀾”的標記十分常見。
蔡瀾做電影也是以“玩家”的心態。“我那時的心態就是把電影當成一個‘大玩具’，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重現當年最好的酒菜。女人就讓她們穿最好的旗袍，這些我會很考據的。”
後來蔡瀾開始撰寫專欄，也並不單單只是美食，遊歷見聞、魚蟲花鳥、甚至情感問題都是他信手拈來的題材。創作高峰期，他每天不止寫一篇。“我不斷地旅行，在旅行中間已經收集素材，在考慮下一篇要寫什麼，所以沒有思路枯竭這回事。”
蔡瀾寫美食專欄寫出了名氣，從“玩家”“吃”成了行家。隨後，他又和電視臺合作推出多檔美食節目。還與央視合作，成為曾經風靡一時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總顧問。
2007年，香港回歸10週年之際，蔡瀾曾經參與製作了TVB推出的特別節目《十年》。
隨著香港與內地交流日深，蔡瀾還在淘寶開起網店，專賣自家“研發”的食品，並經常到內地與讀者交流心得。“那些城市高樓大廈建的很好，大家都富起來更好。”
來的多了，蔡瀾不免常常被問起最喜歡內地的哪道菜。“開水煮白菜，”蔡瀾説，“開水白菜的清湯代表著川菜的最高境界。”
蔡瀾對待工作卻從未以“玩”的態度：別小看吃吃喝喝這件事，看起來稀鬆平常，但要想吃出門道兒，吃出深刻的道理，一定要花很大氣力，要有一種“職人精神”。
他寫美食專欄，要吃四五家館子才會寫一篇。文章寫好後，自己先校對兩三遍，編輯排好版後，還要求編輯把排好的版面給他看，確保在適當的地方留白，沒有半個多餘的字。
當別人問起蔡瀾如何能夠同時做好這麼多工作時，他若無其事地笑笑：“我睡覺很少的。”
快樂教主
蔡瀾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宋朝人蔡持正的詩：“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寥寥數字，便勾勒出一派風輕雲淡、怡然自樂的田園生活。
蔡瀾自詡為快樂教教主。初見蔡瀾，記者便注意到他身上挎著一個黃色布袋，金黃色的緞面上，繡著喜笑顏開的佛爺形象。“快樂教主。”蔡瀾見記者端詳他的黃布袋笑道。這個布袋，幾乎是蔡瀾外出時從不離身的。
美食、美人、美景，蔡瀾的一生真可謂色彩斑斕，羨煞旁人。蔡瀾也一向以笑臉迎人。“跟蔡瀾相處過的人都認同，當他出現，就知道是時候放鬆。”蔡瀾的老友、同為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這樣評價他。
但蔡瀾在專欄中常常提及的一句話卻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風華正茂的蔡瀾卻經歷著人生“最失意的時期”。彼時，正是香港電影的繁榮期，蔡瀾監製的電影在香港，甚至東南亞各國的銀幕上大熱，蔡瀾的內心卻經受著煎熬與痛苦。他開始“認真地考慮還要不要從事電影行業”。
“電影是一群人的智慧集中在一起完成一部作品。現在卻把電影説成是某某人的作品，就將其他人的貢獻全都抹殺掉了。我認為不大公平，也不想要這種團體工作。”蔡瀾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寫字與篆刻，卻依然無法拋卻滲透到血液裏的電影情結。他在這個行業又堅持了20年。
“沒辦法，太愛了嘛！”即使在記者短暫的採訪中，蔡瀾也兩次提及自己對電影的熱愛。
“我也有很多痛苦，我怎麼辦？我就把我的痛苦放在一個保險箱裏，再用一個鐵鏈把它捆綁起來。捆綁了以後搬到大海，“當”一腳把它踢下去。”
金庸在《蔡瀾作品集》的序文中寫道：“蔡瀾是一個真正瀟灑的人。率真瀟灑而能以輕鬆活潑的心態對待人生，尤其是對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處之泰然，若無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縈於懷，一笑置之。”
而這“一笑置之”背後的心酸，卻又有幾人能夠體味。
採訪後閒聊，記者問：“很多人羨慕您的人生，您這一生有什麼遺憾嗎？”
蔡瀾沒有思索，隨口而出：“有，當然有。美好的東西三世人也吃不完，美好的地方三世人也去不完，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知足是應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