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十世班禪大師給那倉活佛頒發畢業證。

  1988年6月的某一天早上,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第一屆學員的畢業典禮在北京西黃寺舉行。時任佛學院院長十世班禪大師,將第一屆畢業生的第一個畢業證親手頒發給一位看起來已經不太年輕的學員。

  那年,這位學員48歲。在48歲之前,他從一個普通的孩子成為轉世靈童和活佛,到後來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再平反成為縣佛協會長,他經歷了太多的身份和角色轉變。然而,那年夏天畢業後,這位學員成為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副院長,並一直保持這個身份到退休。

  他在佛學院工作了整整30年,學院的師生們習慣叫他“那倉院長”。

  那倉活佛説,他的人生分為三段,第一段是從出生到18歲,主要是聞思階段。1940年,那倉活佛出生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943年被認定為六世那倉活佛轉世靈童。1944年在甘孜縣色西底那倉寺(藏文名那倉清凈講修昌隆院)坐床,繼承那倉活佛法統。按照藏傳佛教教學傳統,每位活佛專門配有一位或多位上師,那倉活佛的老師叫阿旺群培,是甘孜寺的大學者。他7歲開始識字,正式進入聞思階段。12歲學習《菩提道次第廣論》,大概學了一年,他的修行就這樣開始了。


圖為那倉活佛在佛學院。

  “我們的寺院是一個修行處,這對我的學習很有益,修行的時候干擾少,很安靜。當時我年紀小,跟上師在一塊兒,身邊只有僧人,白天也沒人可以聊天。得益於這一切,一開始學習我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心也變得很安靜。直到現在已經78歲了,依然離不開那段時間學習打下的基礎。從那時到現在,我一生中主要修行是踐行《菩提道次第廣論》。”

  現在的孩子有“北大夢”、“哈佛夢”,以前的藏區僧人有“甘丹赤巴夢”。甘丹赤巴,意為“坐甘丹寺寶座的人”,即甘丹寺住持。甘丹赤巴被視為宗喀巴大師衣缽的繼承者,在格魯派中有很高的地位。這個職位不是通過轉世傳承,而是由考試選拔的。

  1955年,那倉活佛到西藏甘丹寺學習,住在哲霍爾康村。然而,到甘丹寺沒多久,一場突如其來的肺病打斷了這位少年的求學夢。經過一番問神打卦,結果説這場病只有回家才能痊癒。1958年,那倉活佛背起行囊回到了甘孜老家,他也許不會想到,一場巨變正在等著他,並且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像上幾世那樣系統地接受佛學教育。這一年他18歲,從此踏入了人生的第二個階段——“在生活中修行”的階段。

  在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中,因為活佛的特殊身份,那倉活佛被列為“反革命分子”,總是被批鬥。在佛教徒看來,輪迴是痛苦的,只有從輪迴中解脫才能離苦得樂,最終成佛。那倉活佛説,他在生活中實踐從《菩提道次第廣論》中學到的知識,將上師傳授的知識與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一一對照,認清了生活的本質。

  “有一次,上面説我們領導階級立場不堅定。我就提出來讓他們對我進行批鬥,我是‘反革命’,你們批鬥我,能加強你們的階級立場。他們問我你喜歡被批鬥嗎,我想誰都不喜歡被批鬥,但這樣能幫助別人。我覺得我一生中最好的修行是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在世俗生活中實踐,這是最好的修行。”

  那倉活佛認為,自己能這樣想得益於上師的教導,是修持佛法的結果。雖然沒能系統學習佛法,但時代給了他最好的修行機會,這種機會不是誰想要就能得到的。


圖為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大門與天王殿。

  1980年,那倉活佛被平反,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從此開始了人生的第三階段——遵從上師的旨意踐行佛法。他所説的上師是十世班禪大師,在他看來,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不過這段人生在七年後才真正開始。

  那倉活佛的親戚不多,母親在印度。1980年,他專程去看望母親,母親勸他説,舅舅也去世了,在家無親無故,讓他留在印度。那倉活佛跟母親説,不管你回不回我都要回。在他的堅持下,母親也最終和他一同回到家鄉定居。

  1981年,甘孜縣成立佛協,那倉活佛當選為佛協會長。

  “一個桌子三張凳子,開始這樣辦公了,我們管理的寺院有46座,在我們的努力工作下, 36座寺院得以重新開放。”

  1985年,那倉活佛在甘孜縣佛協工作滿一屆後,調到甘孜州佛協工作。1987年5月,在州佛協工作不滿兩年,他便被十世班禪大師抽調至北京參與佛學院的籌建工作。

  在到北京工作之前,也就是在甘孜州佛協工作期間,那倉活佛到北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的會議。十世班禪大師當時是佛協的名譽會長,大師在會上講的話那倉活佛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班禪大師當時在會上講到,為什麼要成立佛學院?活佛們沒在寺院已經二三十年了,年紀大一點的活佛都已經去世,三四十歲的活佛們沒能好好學習,他們不具備在寺院工作的能力,因此需要創辦一個活佛班。大師還強調説,寺院要像寺院,僧人要像僧人。”

  後來,那倉活佛侍奉十世班禪大師到西藏日喀則等地將近四個月。從西藏回來後,有天下午,大師帶著他和其他幾位活佛到西黃寺。當時,他們還不知道大師想在這裡建設佛學院。

  西黃寺與西藏頗有淵源。西黃寺建成于1652年,五世達賴喇嘛進京時便駐錫在此。1780年,六世班禪大師于西黃寺圓寂,乾隆敕建清凈化城塔及清凈化城塔院,塔內珍藏六世班禪衣冠和乾隆皇帝的賞賜物等。因此,在北京成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選擇西黃寺是再適合不過的。

  在學院籌建工作中,那倉活佛主要負責編輯教材。教材編輯組有夏日東仁波切、賽倉仁波切、新薩仁波切等幾位大師級學者,他們為改革開放後的藏傳佛教人才培養做出了重大貢獻。在那倉活佛的組織和幾位大師共同努力下,佛學院開學前已經編完前六本教材。這套《雪域知識百科金鑰》作為為佛學院學員“量身定做”的教材,現已編輯出版了31冊,主要內容包括基礎佛學理論、教派源流、蒙藏佛教史、寺廟管理、各派經典念誦集等,無論內容編排還是設計裝幀,在藏學界和藏文出版界都享有較高的地位。

  1987年7月,離開學還有兩個月,那倉活佛又風塵僕僕地趕往四川招生。

  1987年9月1日,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在西黃寺創立。十世班禪大師親任第一任院長,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趙樸初先生為高級顧問,當時他們兩人的辦公室分別是黃寺的東配殿和西配殿。

  “大師説,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成立是要維護祖國統一,維護民族團結,特別是要培養愛國愛教的蒙藏宗教人士,成為一個傳承和發揚藏傳佛教的教育中心和研究中心,這是大師在開幕式上講的。”


圖為第一屆活佛大專班全體學員與中央領導、學院教職工畢業合影。


圖為那倉院長訪問緬甸時,與時任緬甸宗教部部長苗紐中將和中國大使古賽在一起。
 

  第一個班共有42名學員,都是活佛,那倉活佛是班長。第一節課由班禪大師親自講授,上課地點是東配殿,講課內容是《菩提道次第廣論》,大師講了四節後交給夏日東仁波切繼續講,這門課足足講了八個月。

  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建立之初,社會上對於“高級”二字有不同的聲音。那倉活佛説,學院之所以冠以“高級”二字,有四個主要原因,第一,學院位於首都北京;第二,學院是政府辦的;第三,學院院長是班禪大師;第四,來這裡學習的是藏傳佛教的活佛。因此,用“高級”兩個字是當之無愧的。

  “最為重要的是,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是在黨中央和國務院正確的宗教政策下,在中央統戰部和國家宗教局的指導和大力支援下,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和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班禪大師兩位最初提議創立的。創辦這個學校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特別是為了培養愛國愛教的蒙藏宗教人士,培養弘揚佛法的人士。”


圖為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院長第六世嘉木樣大師給學員頒發證書。

  與其他同學不同的是,班禪大師早已將那倉活佛的戶口從甘孜遷至北京。畢業後,那倉活佛就擔任了佛學院的副院長,此時,他還不知道半年後十世班禪大師將與世長辭,不知道自己會在這個崗位上幹30個年頭,但當班禪大師跟他説不要想著回去的時候,他知道這一生都要遵從上師的旨意從事教育事業,這是他當時唯一可以確定的。

  佛學院的課程,除了班禪大師當初確定的之外,會根據需要,應時增設。比如,桑珠嘉措和朝日次郎是著名天文曆算和聲明學學者,十世班禪大師曾擔心兩位學者後繼無人。大師圓寂後,佛學院按照大師的遺願,專門開辦聲明學和天文曆算培訓班,兩個班各20名學員。雖然只是個培訓班,但對藏族天文曆算和聲明學的傳承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圖為第十屆高級學銜獲得者與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領導合影。

  2003年3月,第六世嘉木樣活佛擔任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第二任院長。2004年,藏傳佛教新的學銜制度正式建立,同年9月1日,首屆高級學銜班開學典禮舉行,新的學銜制度正式實施。2005年10月,首屆高級學銜班11名畢業學員通過辯經考試和論文答辯,成為首批“拓然巴”高級學銜獲得者。2011年,高級佛學院成立藏傳佛教經師資格評審委員會,開展對佛學課經師資格的評審工作。2013年10月,學院又舉行了首屆中級學銜考試與授予活動,來自西藏和四省藏區、涵蓋各個教派的61位第一至五屆中級學銜班畢業學員,通過了辯經考試和論文答辯,獲得了“智然巴”中級學銜。


圖為第十一屆高級學銜和第三屆中級學銜授予儀式。


圖為第十二屆高級學銜和第四屆中級學銜授予儀式。


圖為第十世班禪大師弔唁會上,那倉活佛發言。

  “這兩年,我們計算了一下,高級學銜班從邀請老師、招收學生到畢業,每位學員花費了四十多萬,高級學銜班大約有120人到130人左右,加上在讀的差不多有140人到150人,這些都是在嘉木樣大師的領導下進行的。”

  三十年來,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培養了一批又一批藏傳佛教各大教派的活佛和高僧,其中有的成為省級領導,有的在寺院民管會任職,有的成為堪布或經師,還有的辦醫院建學院,如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會長珠康土登克珠活佛,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新雜活佛,

  甘肅省政協副主席、甘肅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德哇倉活佛,青海省政協副主席、青海省佛協會長仁青安傑活佛都是從佛學院畢業的。不管是活佛還是僧人,不管是哪個教派的,他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為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穩定發展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圖為那倉活佛接受《中國西藏》雜誌、中國西藏網專訪。

  “我現在已經78歲了,我按照上師的旨意一直在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努力工作,去年退休了,本來60歲就可以退休,但是只要有點能力,不管今生還是來世,就要按照上師的旨意工作,一直到75歲退休,多幹了15年。”

  那倉活佛不像別的活佛有拉章(佛邸)和管家,他既是活佛又是管家和管理員,錢怎麼用都是自己説了算。個人的開支全靠工資,信徒供奉的都用到寺院的建設上。他説,自己有一些親戚,給過他們一兩萬塊錢,但跟他們説這是從工資裏出的,除此之外別想著我還能給你們什麼,我也不會給你們,因為信徒們供奉的錢要花也得花到佛法和善事方面。


圖為那倉活佛在禮佛。

  除了活佛、院長,那倉活佛還有一個身份——全國政協委員。那倉活佛從第九屆到十二屆共任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也是從第九屆開始的,有20年了。作為一名老政協委員,雖然身為活佛,但他在宗教方面的提案一直很少,十幾年來的提案主要圍繞“文化”和“衛生”兩個主題,尤其是公民素質方面。

  “我不敢説我的這些提案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今年我的提案也是這方面的,主要內容是關於家庭教育和醫保方面的,我的是公開提案。宗教方面提了一些,但提的不多。作為政協委員,提出自己的想法,準備提案是對國家和人民的負責。”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這是佛教對教徒的根本要求。那倉活佛説,作為宗教人士,揚善抑惡應該是責任,要為眾生離苦得樂祈福,對眾生有平等的觀念,這是佛教的本質。對於當今社會的“假活佛”亂象,那倉活佛認為,一個宗教能否繼續發展在於宗教人士,我們需要牢記十世班禪大師講的“寺院要像寺院,僧人要像僧人”,同時要做好教義闡釋工作,鼓勵宗教界代表人士在教義闡釋工作中發揮主體作用,積極投身並引導廣大僧眾對教義中積極向上的內容進行挖掘、整理和弘揚。

  “四歲被認定為活佛到現在,為佛法沒能做什麼特別大的貢獻,但是遵照上師的旨意還是做了點事情,對此我是問心無愧的。去年我提出退休,現在已經有很多上師和活佛,要讓大家擔起責任,老人要給年輕人讓位。我年紀也很大了,為信徒們做點事情就可以了,給他們講點自己知道的知識。我一生的結尾就是這樣的,修行方式也是這樣的,主要是按照上師的旨意實實在在、踏踏實實地做事,努力做善事,將身語意與佛法像茶和奶一樣結合是我修行的主要內容。”

  北京冬天的天黑得早,才下午四點多,西黃寺內六世班禪衣冠靈塔的影子已經拉得很長了。那倉活佛的辦公室在學院的陽光樓,辦公室不大,一張桌子,一個書架,兩張單人沙發,中間放著一個茶几。辦公桌對面的書架上挂著一幅《上師供養資糧田》唐卡,那倉活佛説,這是專門請扎什倫布寺的畫師畫的。唐卡以藍色為底色,將格魯派主要顯密傳承祖師、本尊、諸佛、菩薩和護法等以樹狀呈現。兩張沙發中間的茶几上放著一尊十世班禪大師像,塑著大師身著黃色的藏裝坐在椅子上,身體微微向左傾,左手持紅色佛珠的形象。這尊像外面有方形玻璃罩,玻璃罩上放著一條白色的絲綢哈達。雖然屋裏開著燈,但燈光被哈達擋住,用手機拍的大師像只見黃色衣袍上的反光,上半身不太清晰。那倉活佛看到,馬上過來拿起上面的哈達,頓時,大師威嚴的笑容出現在我們眼前。(中國西藏網文/邊次 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