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向世界的中國蝴蝶——觀舞臺“梁祝”之“蝶變”

今年是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公映70週年，也是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首演65週年。今年7月，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推出了她們在20世紀90年代打造的新版“梁祝”的青春版，並在全國進行巡演，受到年輕觀眾追捧。今年10月，上海越劇院的《梁山伯與祝英臺》迎來了自2022年以來的第一百場演出……“梁祝”故事在中國舞臺上擁有悠久的演出歷史，從宋元時期至今，它一直是舞臺上的經典IP，而歷代創作者對“梁祝”的新詮釋與藝術創新也一直為當代創作所借鑒。

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新版《梁祝》尾聲“化蝶”：茅威濤飾梁山伯，章益清飾祝英臺。浙江小百花越劇團供圖

因其傳奇色彩、浪漫情懷及大膽挑戰封建思想的故事內核，深受戲曲創作者及大眾喜愛

“梁祝”作為“中國四大民間故事”之一，憑藉其多樣化的文藝形式代代相傳。初步具備完整情節的“梁祝”故事，最早見於晚唐張讀的《宣室志》，其中“易裝求學”“同窗共讀”“山伯訪友”“禱墓合冢”等核心情節均已初具雛形。至南宋時期，鹹淳《毗陵志》中出現了“化蝶”的結局，至此，“梁祝”故事的基本框架已經構建完成，蘊含著諸如婦女意識覺醒、生命價值追求、社會秩序反思等深刻主題，為後續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梁祝”戲劇登場始於元代。元戲文、金元雜劇、明傳奇中皆有以“梁祝”為題材的作品，如元戲文《祝英臺》（作者不詳）、元雜劇《祝英臺死嫁梁山伯》（白樸作）、明傳奇《同窗記》（作者不詳）等。這些作品雖多數僅存于目錄或曲譜殘片中，但仍見證了“梁祝”故事在戲劇領域的早期傳播。

清代，隨著地方戲曲蓬勃發展，“梁祝”故事因其傳奇色彩、浪漫情懷及對封建思想的挑戰，深受民間戲曲創作者的喜愛，登上了京劇、秦腔、豫劇、晉劇、川劇、楚劇、黃梅戲、閩劇、粵劇、歌仔戲、越劇、淮劇、滬劇等眾多劇種的舞臺。部分劇種的“梁祝”劇目甚至成為骨子老戲、教學戲。民間的思維、樸實的對話、幽默的科諢、通俗易懂的唱詞，使這一古老故事更加貼近民眾，展現出濃郁的民間特色。如果説經過明清文人的點染，“梁祝”故事曾被一定程度地雅化，那麼，地方戲則又賦予了這個故事濃郁的民間特質，“梁祝”故事因此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當然，不同劇種的“梁祝”劇目在風格上存在差異，這是與劇種氣質密切相關的。如果説京劇《英臺抗婚》沉鬱而不失堅韌、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深婉而不失剛毅，那麼，川劇《柳蔭記》則激蕩而不失風趣。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來自西方的舞臺藝術樣式也對“梁祝”故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話劇、交響樂、舞劇、音樂劇等紛紛創作出以“梁祝”為主題的作品，這些作品極力嘗試突破舊有敘事的藩籬，在主旨營設、人物塑造、情節安排乃至風格呈現上都做出了創新，展現了跨文化視角下的“梁祝”。

同時，“梁祝”故事也跨越國界，在美國、澳大利亞、丹麥、日本、朝鮮等國舞臺上綻放光彩。豐富多樣的“梁祝”舞臺作品傳遞著豐厚的中國文化內涵和美學精神，“十八相送”所蘊含的朦朧美感更是跨越文化差異，引起人們的審美共鳴，向世界講述著中華民族的情感歷程和心靈世界。

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范瑞娟飾梁山伯，袁雪芬飾祝英臺。上海越劇院供圖

越劇《梁祝》融合民間性與文人性，成為戲曲推陳出新的典範

《梁山伯與祝英臺》是越劇的骨子老戲。1949年以後它主動加入“戲改”的行列，在思想和藝術層面完成了又一次升級。經過屢次修改，梁、祝二人的形象變得更加純粹，果敢而又深情是他們共同的特點，作品也因此具有了剛柔並濟的審美品格。祝員外這位堅決維護禮法的老鄉紳化身舊制度的代言人，他與梁、祝之間的矛盾衝突被賦予了階級對抗的色彩。梁、祝以自戕的方式，決絕地向壓抑他們愛情的社會制度發起挑戰，作品因此在哀婉情緣之外，又增添了一份強烈的鬥爭精神。

不僅如此，刪除枝蔓後的故事情節更加緊湊，敘事更有節奏，保持著強大的戲劇張力。而經過修飾後的語言既滌除了粗鄙又沒有沾染雕鏤的文人積習，呈現出清雅的氣質。20世紀50年代的這一系列改動成為越劇“梁祝”經典化進程中至關重要的操作。

越劇，這一充滿哀婉與深情氣質的江南劇種，憑藉《梁山伯與祝英臺》一劇迅速走紅全國，成為家喻戶曉的藝術瑰寶。更重要的是，該劇不僅是越劇普及的助推器，更是民間傳説類戲曲“推陳出新”的典範之作。它頻繁出現在國家報刊與官方選本中，因為成功融合民間性與文人性的雙重特質，其改編經驗被視為民間傳説類戲曲新編的寶貴參考。

1952年，在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上，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榮獲劇本獎、音樂作曲獎及演出獎一等獎。隨後，該劇被選中改編為彩色電影，對當時的中國電影界而言，拍攝彩色電影不啻是一個挑戰。在付出11個月的巨大艱辛後，新中國電影人與戲曲人聯手奉上了第一部彩色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1954年，該片在上海大光明等20家電影院同步上映，轟動一時。同年，周恩來總理出席瑞士日內瓦國際會議時，特地安排播放此片以招待各國代表和記者，為了讓外國觀眾更好地理解這部電影，周恩來總理指示在請柬上寫道：“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飲譽日內瓦會議的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榮獲第8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音樂片獎及英國第9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映出獎，成為20世紀50年代中國影片走向世界的傑出代表。

這對美麗而勇敢的“蝴蝶”借助彩色電影很快傳遍全國、走向世界，這無疑有力地提升了“梁祝”故事的影響力。1959年，上海音樂學院學生陳鋼與何佔豪以“梁祝”為主題，創作了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作為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的獻禮。這是小提琴演奏“洋為中用”的一次成功嘗試。作曲者之一的何佔豪是來自浙江省越劇團的小提琴進修生，他在加入“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後即編配越劇“梁祝”中“十八相送”“樓臺會”等場次的曲調，創作了弦樂四重奏《梁祝》。當然，他並不滿足於這種小品式的改編，而要創作出一部協奏曲、交響曲之類的大型作品，不久，作曲係學生陳鋼支援實驗小組，與何佔豪開始合作。他們用西方傳統的奏鳴曲曲式進行創作，借助小提琴與大提琴的“對話”來模倣梁祝在樓臺互訴衷腸，將二胡的指法融入小提琴的演奏，借用越劇過門音樂創作出“同窗三載”中的小快板主題旋律。1959年5月，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演。清脆的豎琴和輕快的長笛瞬間讓舞臺幻化為滿眼鵝黃新綠的錢塘古道，拉開了這個古老故事的序幕，兩個準備接受聖賢洗禮的少年即將因為碰撞釋放出封凍了一冬的激情。

20世紀50、60年代，“梁祝”故事以其剛柔並濟的美學風格，成為新中國文化的重要符號。在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和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推動下，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蝴蝶熱”，見證了“梁祝”故事在舞臺上的新傳奇。

小提琴藝術家呂思清在澳大利亞雪梨歌劇院演奏中國經典音樂作品《梁祝》。新華社發

不同時代的創作者通過調整角色定位和人物關係，為觀眾帶來全新體驗和情感共鳴

從宋元時期直至當代，“梁祝”故事始終在舞臺上被不斷演繹，它如同一個永不枯竭的源泉，展現出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在保持故事基本框架和情節走向不變的基礎上，不同時代創作者通過調整角色定位和人物關係，為觀眾帶來全新的認知體驗和情感共鳴。這些變化不僅豐富了“梁祝”故事中核心衝突的內涵，也為究竟誰是導致梁、祝愛情悲劇的真正“元兇”這一問題，提供了多樣化的時代解讀。

在歷代的演繹中，我們見證了阻礙二人結為連理的“力量”的多樣化呈現：有時是梁山伯的後知後覺，有時是冥冥中某種神秘力量的捉弄，有時是“惡人”馬太守、馬文才父子的仗勢欺人……當強調梁山伯的個人因素時，祝英臺的投冢行為便顯得更為悲情，故事主題轉向了對婦德的頌揚。而當著重描繪造化弄人的情節時，故事則增添了幾分纏綿悱惻，主題也被定格在“浪漫”之上。當民間視角介入，將惡勢力的肆意破壞視為直接原因時，“梁祝”故事便煥發出強烈的反抗精神。而當我們將目光從內部轉向外部，從封建社會制度中探尋根源，將門第觀念視為梁、祝愛情悲劇的罪魁禍首時，故事便具有了“革命性”的色彩，作為革命文本的“梁祝”，在揭露舊秩序對美好愛情殘酷摧殘的同時，也奠定了反封建的正當性。

隨著時代思想的變遷，“梁祝”故事的闡釋空間不斷拓寬，在當代舞臺上為觀眾帶來了一次次“蝶變”。原創音樂劇《蝶》更是對“梁祝”故事做了全新的詮釋，梁山伯從文弱忠厚的書生變成一位桀驁不馴的流浪詩人。祝英臺不再是人的形象而是變為渴望人類愛情的“蝶人”。“蝶人”的設置使該劇極富魔幻色彩，梁、祝愛情煥發出現代意涵。同樣取材于“梁祝”的音樂劇還有《中國蝴蝶》。該劇加強了書童四九和丫鬟銀心的人物關係，在梁、祝愛情線外又增添了另一條愛情線，兩者形成對比，成為更接近現代男女愛情故事的模式，自由活潑風趣，一定程度緩解了梁、祝愛情的悲情氣氛。

不同時期、地域的“梁祝”故事映射出不同的時代風貌。在當代戲劇家的實踐中，將有更多新的觀念融入故事，使其文化價值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現，“梁祝”舞臺作品也將因此煥發出更加多元的藝術魅力。

《光明日報》（2024年12月04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