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

開欄的話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週年。伴隨新中國一路走過的光輝歲月，在不同時期先後涌現出許多經典獻禮文藝作品，這些文藝作品題材類型多姿多彩，或展現重大歷史事件，或塑造英雄人物，或表現人民美好生活，與時代脈搏緊密相連，洋溢濃濃的愛國主義情懷，彰顯了國家和民族精神。這些經典獻禮文藝作品，歷久彌新，常演不衰。今起，本報推出“獻禮——慶祝新中國成立75週年”欄目，對話一批優秀文藝家，講述他們參與獻禮文藝作品創作的那些幕後動人故事，傳遞文藝工作者的愛國熱忱和家國情懷，感受文藝經典跨越時空滋潤人心的精神力量。

人物寄語

中華民族有偉大的凝聚力，有高瞻遠矚的領導層，有吃苦耐勞的民眾，有拼死拼活的精神，《東方紅》正是這種民族精神高度集中的表現。——陸祖龍

《東方紅》電影截圖。

上圖：2020年10月23日，陸祖龍赴人民大會堂參加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大會。下圖：《東方紅》部分主創1964年10月于香山玉華山莊合影。從左至右依次為張慕魯、陸祖龍、茅沅、喬羽。受訪者供圖

本報記者韓軒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相信每一位中國人聽到這個旋律，都會難以抑制激蕩的情緒。1964年10月2日的人民大會堂裏，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拉開大幕，這部為新中國成立15週年獻禮推出的作品一經上演，便成為中國人民心中永不褪色的記憶。今年96歲高齡的作曲家陸祖龍，是參與《東方紅》音樂創作的作曲家之一。接受本報記者獨家採訪時，提起當年的情景，他依舊心潮澎湃。

3500多名文藝精英齊聚北京

1964年8月初的一天，36歲的總政歌舞團創作員陸祖龍接到通知，讓他去西苑賓館報到。陸祖龍到了西苑賓館，看到房間裏面除了兩張鋼絲床，出人意料的是還有一架鋼琴，“這樣好的條件，真讓我大為驚訝。”這一幕，陸祖龍時至今日還記得清清楚楚。

讓他更為驚訝的是，西苑賓館雲集了當時文藝界的許多著名人物。“安波、李煥之、時樂濛等大作曲家都在這兒，在他們面前，我就是個‘菜鳥’。”陸祖龍回憶，指揮組有嚴良堃、秋裏等，魏巍、徐懷忠、郭小川、賀敬之、喬羽等作家也在，不僅有在京各大藝術院團的藝術家，還有來自各地的人才。

時間回到半個月前的7月18日，周恩來總理在國務院各部黨組書記會議上提出，要推出一台兼具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大型演出，向新中國成立15週年獻禮，這臺演出要完整表現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的歷程，以及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歷程。後來，周總理親自選定了一個13人小組，周揚為組長，李一氓、齊燕銘、張致祥、陳亞丁、周巍峙等擔任組員。經周總理同意，大歌舞定名為《東方紅》。

在1964年8月至10月兩個月的時間裏，來自北京、上海等地和軍隊系統70多家文藝單位的音樂舞蹈詩歌工作者、舞臺美術人員，以及北京許多業餘合唱團、工人、士兵、學生、少先隊員等3500多人聚集在一起，準備在新中國成立15週年之際為全國人民奉獻精彩演出。

陸祖龍記得，那一年8月的西苑賓館裏，始終縈繞著激動與緊張的情緒。激動，是因為要參與個空前偉大的創作；緊張，是因為這樣一台龐大的節目要在10月初上演，而創作時間不足兩個月。

60個日夜忙碌精雕細琢

創作任務很快分配到了各個組。

作曲組中，陸祖龍、葛光銳、王竹林等同年的年輕作曲家每人包乾一場。陸祖龍負責的是第四場“抗日戰爭”，從“九一八”寫到延安、南泥灣，再從遊擊戰寫到抗戰勝利，他負責這一場的樂隊編寫和串聯，“這個任務可不輕，大部分革命歷史歌曲都是單旋律的，我必須配成合唱，還得編配出管弦樂的伴奏，再加上幾十人的民樂隊，還有所有舞蹈的伴奏。”陸祖龍説。

經過兩個星期的初創，當時全體工作人員排出了一個“小樣”，8月24日在中國煤礦文工團排練廳第一次聯排。聯排沒有服裝、道具、背景、樂隊，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大家默默回到西苑賓館，在飯堂裏沒有人説話，可見大家的心情有多麼沉重。”沒想到，《東方紅》的領導小組很快提出了修改意見，並鼓勵藝術家們：“在短短的十幾天中，就能排出這樣兩個多小時的節目，很了不起！”深受鼓舞的藝術家們又投入熱火朝天的修改和創作中。

進入修改階段，領導小組定下兩條“規矩”，第一條就是“修改不過夜”。“領導小組每天開會決定要修改的地方，傳達給我們時已經是夜裏十一二點，我們就要連夜修改。”陸祖龍説，哪怕只修改一個小節，在管弦樂、民樂的伴奏總譜上就要大改四五十行，工作量非常大。“我們必須趕在第二天早飯時送到樂隊手中，他們才能吃完飯就分頭抄譜練習，晚上再合樂。”那一個月，作曲組的房間常常燈火通明，秋裏、嚴良堃等指揮也會來給他們出主意，讓作曲家有更多的配器思路。

第二條規矩就是“精益求精”，絕不能因為時間緊張馬虎了事。陸祖龍記得，《東方紅》中很多場次都經過翻來覆去的改動。“‘遵義會議’這一場，從舞蹈到音樂，再到服裝都反覆修改過，所有修改還必須在一天之內完成。”最後，經過了六七次大改，“遵義會議”才達到了比較滿意的效果。

緊迫的任務也讓藝術家們靈感迸發。陸祖龍在創作“遊擊隊”音樂當晚，感到只用《遊擊隊歌》的旋律比較單調，就在短促的主旋律上加了一個悠長的對位旋律，“當時我年輕，膽子大，也沒徵求誰的意見，第二天就送到樂隊和合唱隊去排練了，沒想到大受歡迎，領導審查也很滿意。”但陸祖龍還是擔心，這首歌的創作者、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老前輩會不會有意見，“後來，一位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跟我説，賀綠汀先生對此非常滿意，還感嘆道：‘看來，《東方紅》那裏有人才啊！’”聽到這話，陸祖龍心裏的石頭才落了地。

周總理帶來核子試驗喜訊

《東方紅》的誕生，始終凝結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1964年“十一”之前，毛主席親自前來審查《東方紅》。看完後，他肯定了文藝工作者的努力，並帶著歷史性的眼光，提了一條重要意見：開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如何表現，現在還沒有定論，《東方紅》寫到1949年就可以。於是，原來設計的農民豐收歌、軍隊士兵舞和工人舞，換成了天安門前各民族的舞蹈。

時間來到了1964年10月2日，當晚，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首演。《東方的曙光》《星火燎原》《萬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蔣家王朝》《中國人民站起來》《祖國在前進》《世界在前進》等八場內容，奏響了一首高昂激越的中國革命頌歌。全部史詩由30多首曾在歷史上産生廣泛影響的革命歌曲和20多個舞蹈組成，3500多名專業和業餘文藝工作者，呈現了歌舞、大合唱、齊唱、獨唱、群舞、獨舞等多種藝術形式的表演，現場還有民族樂隊和西洋管弦樂隊聯合演奏。

《東方紅》連續在人民大會堂上演了14場，場場爆滿，盛況空前。“在當時，看《東方紅》是一大盛事，人民大會堂每天晚上都是燈火輝煌，迎接四面八方來的觀眾。”而讓陸祖龍更加難以忘懷的是，10月16日這一天的下午，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了參加創作和演出的全體人員。

看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等領導人，大家熱情鼓掌，周總理卻揮著雙手説讓大家靜一靜，接著，周總理説：“我們的原子彈試驗爆炸成功了！”瞬間，掌聲和歡呼聲響徹大廳。

1965年，《東方紅》進入了電影的拍攝，陸祖龍、時樂濛、喬羽、王竹林四人作為“留守”人員，為電影的片頭、片尾作曲補缺。與此同時，陸祖龍還參與了歌舞劇《椰林怒火》、舞劇《剛果河在怒吼》等作品的創作，都受到了廣泛好評。“我能參加《東方紅》的音樂創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光榮的活動，當時我還是一員創作新兵，在那裏我結識了許多作曲大家，更重要的是學習了很多，收穫很多，這對我以後的創作工作都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陸祖龍説。

與《東方紅》相關的記憶永遠令人興奮，這部史詩性作品在誕生後無數次演出，同名電影也在祖國各地播映，産生深遠的影響。“我們集中來搞大歌舞的時間僅僅兩個月，這真是奇跡！”陸祖龍深深感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