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佳烜
1920年,創建於上海的大同樂會開啟了中國民族音樂管弦化的探索之路,他們繼承和改良傳統樂器,組成了一個有32人編制的民族樂隊,分為吹、彈、拉、打四組,並以這一新型樂隊為載體,改編和創作了一批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最知名的便是根據琵琶文曲《夕陽簫鼓》改編的民族管弦樂《春江花月夜》。百年過後,民族管弦樂的種子已在中國大地廣泛播撒,越來越多觀眾走進音樂廳,為一場匯聚多種民族器樂的中式音樂會心動不已……
舞臺上,演奏家次第落座,當管樂聲部悠遠的簫聲、清脆的笛聲響起,你會驚訝于他們究竟帶了多少根“竹棍兒”上臺,以至於舞臺同一個方位一直能夠傳出聲響迥異的音色;當胡琴聲部齊聲拉奏,充滿故事感的旋律傾瀉而出、飄至耳畔,奇異的聲效、綿長的聲線、跌宕的聲場,你會驚嘆于這件樂器訴諸情感的無窮表現力;彈撥聲部的樂器種類更為複雜,揚琴、琵琶、中阮、大阮、柳琴、三弦、古箏、古琴、箜篌……單是發掘這些形狀大小各異的樂器,就是一大樂趣。
我國的民族樂器誕生於生活與勞作的熱烈現場,自得與自在仿佛是它們身上與生俱來的標簽。在樂團中,民族樂器的獨特演奏技法往往能夠為樂曲增添獨特的韻味——胡琴的大擊弓,揚琴的齊竹、顫竹與反竹,琵琶的絞弦、輪拂與剎弦,笛子的剁音、疊音與飛指,阮的推拉吟揉,嗩吶的花舌、氣頂音與彈舌音……當這些音響在舞臺上交錯相融,碰撞出可遇而不可求的奇妙共鳴,也成為欣賞一場民族管弦樂音樂會的意外驚喜。
當然,比起擁有數百年發展歷程的西方交響樂,中國民族管弦樂仍有許多不成熟元素,比如一度因缺少低音而被戲謔“血統不純”等。相比西方交響樂團更立體、“和諧”的表現,民族管弦樂隊也沒少因“不和諧”而遭質疑,民族音樂交響化的利弊一直引發爭議。其實,從樂器的製作工藝本身出發,就註定了這種“不和諧”。世界上沒有一模一樣的兩張蟒皮,因而也無從找到音色完全相同的胡琴,加之這些五彩斑斕的民族樂器在誕生之初也並非為樂隊而生,當受不同文化滋養的民族樂器如同石榴籽般聚集于同一舞臺、意欲奏響“美美與共”的聲音時,無論對作曲、指揮還是演奏者而言,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為了實現既具韻味又具可聽性的聲場效果,數十年來,民族音樂領域的指揮在技巧、平衡和音色把控等方面均進行了各種嘗試,演奏家們也在技法上不斷磨煉提升,用其對音色、聲量、音準的純熟控制以及與其他樂手的極高配合來彌補樂器自身的“缺陷”。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那些所謂的“不和諧”,也恰恰反映了民族管弦樂的別樣魅力。
在第二屆“國樂之春”開幕特別策劃音樂會上,五位民族管弦樂指揮同臺執棒中央民族樂團。本報記者盧旭攝
或許是中國傳統“命題”音樂的習慣使然,走進音樂廳聆聽民族管弦樂音樂會,總能感受到那種強烈的畫面感:一曲《春江花月夜》將潯陽江的夜景呈于眼前,夜色如墨、月光悠悠,波光粼粼、花香飄散;《瑤族舞曲》展現了瑤族村寨歡歌熱舞的喜慶氛圍,絲竹聲聲、歡笑陣陣,舞之蹈之、快樂歡愉;《春節序曲》傳遞著佳節的溫暖,刻在國人心中屬於春節的旋律悠揚動人、溫情無限;《長城隨想》將偉大的建築與愛國之情融于音符,激發起聽眾心中對祖國和人民的自豪與熱愛……中國民族管弦樂作品還有一個異於西方交響樂之處就是善用留白,以此營造出獨具中國意蘊的空間感,每每在海外演出,這種意境化的空間感也總是特別吸引外國觀眾。此外,幾乎每個中國觀眾都能從一台民族管弦樂音樂會中找到情感共鳴,某個音色、某段旋律,或是某首曲目,常常會立刻激活中華血脈中的“DNA”,讓人共情、動情、用情。
《古槐尋根》《臥虎藏龍》《滇西土風三首》《七彩之和》……從古曲的改編到現代民族管弦樂的創作,一大批優秀的作曲家、指揮家和演奏團體,不斷豐富著民族管弦樂作品的曲庫。有如此多藝術家的不輟耕耘,有如此多觀眾對這一藝術的熱愛,走在不斷改良、發展道路上的民族管弦樂,必將迎來更加繁榮的春天。
值得驕傲的還有,除了西方交響樂之外,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管弦樂團體。在世界範圍內,雖然民族樂器成千上萬,但能夠以一國的民族器樂為基礎建立起演奏大量管弦樂作品的民族樂團者,卻是鳳毛麟角。自百年前大同樂會開啟中國民族音樂的管弦化、交響化之路至今,中國廣闊的土地上陸續建立起為數眾多的民族音樂團體,還形成了近百人的大型民族管弦樂團。從年長的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到年輕的無錫民族樂團,民族管弦樂團體不斷發出源自中華禮樂文明的時代新聲,集結奏響文化繁榮發展的新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