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高倩
一輪明月,一枝紅梅,文天祥慨然赴死,浩氣長存。近日,北京市曲劇團年度新戲《文天祥與忽必烈》在天橋劇場完成首演,舞臺上,文丞相走過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一生,舞臺外,72歲的北京曲劇、建團40週年的北京市曲劇團完成了又一次新的探索。
北京曲劇《文天祥與忽必烈》塑造了大義凜然的文天祥和胸懷天下的忽必烈。本報記者方非攝
守正
“不能把北京曲劇拽過來跟著我們走”
北京曲劇的音樂唱腔以單弦牌子曲為基本音樂素材發展創作而成,道白以普通話為基礎,突出北京語言的特色,具有濃郁的京腔京味。多年來,北京曲劇的眾多代表作皆以清代和近當代的故事為主,擅長描繪市井文化,它能否托舉起元代“帝王戲”的重量,曾令主創團隊有些擔憂。
《文天祥與忽必烈》由劇作家劉侗擔綱編劇,趙偉明執導,北京曲劇功勳作曲家戴頤生任音樂唱腔設計,同時集結了服裝設計彭丁煌、舞美設計邊文彤等主創藝術家,創作打磨歷經一年。作品將文天祥、忽必烈兩位歷史人物置於宋元兩朝更疊的歷史巨變之宏大背景中,以文天祥奮勇抗元及至大都被殺為主要故事線索,在塑造一位大義凜然、彪炳韆鞦的文天祥的同時,也塑造了一位惜才愛才、胸懷天下的忽必烈。
劉侗、趙偉明都是第一次為北京曲劇這個劇種創作,“每個劇種都有自己生根發芽、成長輝煌的歷程,我們要去貼近北京曲劇,而不是把北京曲劇拽過來跟著我們走。”趙偉明説。著手執導《文天祥與忽必烈》之前,他連看10場北京曲劇,仔細揣摩它的特點和韻味,對戴頤生的意見,趙偉明更是尊重。
82歲的戴頤生著作等身,《珍妃淚》《方珍珠》《少年天子》《龍須溝》《茶館》《正紅旗下》等北京曲劇的經典之作均是她的手筆,在主創團隊裏,老人家如同定海神針。在《文天祥與忽必烈》中,戴頤生不惜筆力,文天祥被俘北上時,途經家鄉的唱段“船到贛州入贛江”動人肺腑,寫完這段後,戴頤生彈著鋼琴唱給趙偉明聽,“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濕了,當時我就決定把這個唱段用作全劇的謝幕曲。我想如果文天祥先生能看到今天的大好江山,他一定會感到驕傲的。”
創新
發揮曲劇“包容性”貼近當代表達
“文天祥犧牲在北京,他的精神是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精神財富;北京曲劇誕生在北京,集中體現了北京文化的京華氣質,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劉侗説。雖然是第一次為北京曲劇提筆創作,但“通過北京曲劇來表達文天祥的故事,是最初便有的想法”。劉侗在熟悉北京曲劇的音樂形式上下了大功夫,他反覆研究、推敲唱詞的句格,在其他主創特別是戴頤生的配合下,“比較圓滿地過了這一關。”
《文天祥與忽必烈》中,文人氣質相當濃郁。文天祥的唱段“過零丁洋”“正氣歌”均取自他的詩歌創作,與其他人物的對手戲也極見風骨:南宋降臣留夢炎、謝昌元、王積翁、呂文煥曾是他的同僚,面對他們軟硬兼施、威逼利誘的勸降,文天祥一一駁斥,堅守不移;忽必烈愛惜他的才華氣節,用青磚茶、奶茶、苦蕎茶三道茶裏蘊含的茶文化與天下情懷百般説和,文天祥依舊不為所動……“三道茶”唱段,讓趙偉明、飾演文天祥的胡優等多位主創藝術家讚不絕口,戴頤生的音樂如水流動,既貫穿全劇的跌宕起伏,又生動塑造出人物的鮮明性格。
“北京曲劇是包容性非常強的地方戲曲劇種。”戴頤生説。在堅持劇種音樂本體的基礎上,《文天祥與忽必烈》結合民間小調寫文天祥的才情與忠骨,又融入蒙古族的風格突出忽必烈作為草原民族的幹練粗獷以及作為帝王的開闊胸襟,強烈的反差讓兩大主角的映襯對照充滿張力。
保留北京曲劇的特色,吸收其他藝術門類的長處、貼近當下觀眾的審美,方方面面,《文天祥與忽必烈》堪稱北京曲劇守正創新的探索。“我們希望能讓觀眾感受到,劇中既有北京曲劇的老韻味,也有區別於過去的新氣象。”趙偉明説。
在舞臺呈現上,《文天祥與忽必烈》充分發揮了傳統戲曲的虛擬性和寫意之美,比如,宋元戰爭的激烈戰況僅用一段融入程式動作的舞蹈快速帶過,押解文天祥北上的船隻僅靠燈光和簾幕升降,就能區分是上層船艙還是底層牢獄,構思巧妙。“整個團隊比較到位地完成了這部作品,我們一絲不茍地做了準備,但至於是否成功,還得觀眾説了算。”趙偉明説,他們正“忐忑”地等待著觀眾的反饋,為作品日後的打磨精進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