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藝術眾家議】
戲曲從形成之日起，就有著偏愛喜劇的傳統。戲曲的喜劇精神源自中華傳統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積極向上、樂天自信人生態度在戲曲等文藝創作上的體現和反映。
戲曲的喜劇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尤其在地方戲創作和“三農”題材劇目中更為突出和普遍。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行當有生旦凈醜，舞臺有悲劇喜劇。自古以來老百姓看戲，喜歡悲喜交加，喜歡破涕為笑，哪怕悲劇如《竇娥冤》，也要最後的父女團圓。戲曲藝術博大精深，喜劇精神深入骨髓，甚至有專門的“醜”行，表現各種“插科打諢”，其意義自然是與幽默滑稽的喜劇精神相關聯的，用清代戲曲家李漁的話説，“于嘻笑詼諧之處，包含絕大文章”。
戲曲的喜劇精神源自中華傳統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積極向上、樂天自信人生態度在戲曲等文藝創作上的體現和反映。戲曲從形成之日起，就有著偏愛喜劇的傳統。對此，學貫中西的王國維早在《〈紅樓夢〉評論》一文中就説過：“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説，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長生殿》之重圓，其最著之一例也。”可見，若非終於“歡”“合”“亨”的結局，是很難滿足觀眾審美心理的。
戲曲的喜劇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尤其在地方戲創作和“三農”題材劇目中更為突出和普遍，這也與地方戲曲起源於民間鄉土密切相關。豐富多彩的地方戲大多是從“二小戲”（小生、小旦）、“三小戲”（小生、小旦、小丑）演變而來，充滿了生活情趣和喜劇色彩，湖南花鼓戲堪稱其中的傑出代表。六十年前，兩齣花鼓小戲《打銅鑼》《補鍋》曾風靡城鄉，濃厚的喜劇風格和鄉土氣息廣受歡迎，甚至還吸引了崑曲演員學習花鼓戲，全國有很多劇種加以移植。《補鍋》中的青年演員李谷一，後來更是紅遍大江南北、家喻戶曉。
新世紀以來，湖南省花鼓戲院創作的《老表軼事》《走進陽光》《作田漢子也風流》《我叫馬翠花》等劇目，或榮獲“五個一工程”獎，或榮獲文華大獎，在全國産生過廣泛影響。這些優秀現代戲劇目，主人公基本都是小人物、普通人，不過人物雖“小”，但精神不“小”。
《老表軼事》演繹的是一代偉人毛澤東嫡親老表的故事，題材本身有著一定的傳奇性和喜劇性。劇目從一件小事去表現新社會領袖與人民的新型關係，立意深刻。主人公作為一個舊式知識分子，清高本分、安貧樂道，又夢想做官發達、出人頭地，加之出神入化的表演，一個迂腐可笑又善良可愛的“老表”形象生動地立在了舞臺上。《走近陽光》寫了高考落榜生進城務工的奇遇，儘管承受著外部環境與內心深處的巨大壓力，主人公終究是拋卻過去，正視現實，以精神力量戰勝物欲誘惑，體現了“走向陽光”的樂天精神。《我叫馬翠花》中的馬翠花，盡做“傻事”、好事，卻總被誤解、鬧笑話，但仍然樂此不疲，那種積極樂觀、不計個人得失，以德報怨、以善待人的精神，正折射出樂天、高尚的人生境界。
近十年來，湖南花鼓戲創作不斷，好戲連臺。有表現脫貧致富、“三農”題材的《桃花煙雨》，有表現人性真善美、富於民間情趣的《蔡坤山耕田》，有塑造小人物、折射大時代的《夫子正傳》，有根據著名作家周立波同名小説創作的《山那邊人家》，生動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農村的進步和作家“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創作精神。這些新創劇目在保持劇種優勢的同時，在題材和喜劇風格上有了新的發展和開拓。《蔡坤山耕田》和《夫子正傳》兩齣戲，都是在傳統諧趣小戲基礎上進行的全新創造，悲喜交加，妙趣橫生，堪稱傳承和彰顯中華戲曲喜劇傳統的典範之作。《桃花煙雨》《蔡坤山耕田》《夫子正傳》先後榮獲曹禺劇本獎，獲得了戲劇界的高度讚賞。
當然，湖南花鼓戲的優秀劇目只是新時代喜劇藝術創作的一個縮影。全國的戲劇工作者重視傳承，堅持“雙創”，佳作迭出，這些作品既有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和鮮明的時代特徵，又自覺地傳承和發展著中華戲曲的喜劇傳統和鄉土特色。特別是在戲曲現代戲的創作上，不論大戲小戲，都重視表現當代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風貌，擅長以喜劇的風格形式讓觀眾在笑聲中體味淚水的滋味，感受人性的美好。在愛情喜劇中，相愛的男女曆盡磨難，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在諷刺喜劇中，弱者敢於與強者較量，最終以聰明機智、樂觀自信贏得勝利。喜劇中的人物不論遭遇到多少次失敗，最終總有辦法使自己振作起來並繼續前進，這種樂天精神是一種潛移默化的人生感召力和社會正能量。這正是喜劇激勵人、感化人的精神力量。
戲曲藝術在當代的傳承發展，包括了喜劇傳統的彰顯和弘揚。新時代需要更多更好的喜劇劇目，拓寬當代戲曲創作視野。立足新時代百姓人生，提煉現實生活中的喜劇因素，豐富喜劇表現藝術手段，善於把人物放在矛盾和困境之中創造喜劇情勢，巧妙運用幽默、誇張、變形、諷刺等喜劇手法，塑造真實生動的喜劇性格，語言詼諧幽默，表演妙趣橫生，當代戲曲喜劇藝術大有可為。
（作者：季國平，係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