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劇《義勇軍進行曲》：講述國歌是怎樣誕生的

歌劇《義勇軍進行曲》劇照。上海歌劇院供圖

作曲、編劇、導演、指揮、舞美、表演……任何一個環節的薄弱，都無法誕生出藝術精品。上海歌劇院和上海市徐匯區文旅局聯合出品的歌劇《義勇軍進行曲》，可以説在每個環節上都精益求精，創造了海派民族歌劇的新高度。正如編劇遊暐之所説，該劇將當年勇立潮頭的中華好兒女鮮活地重現于舞臺，不僅展現了一個戲劇化的故事，更是記錄了一段波瀾壯闊的真實歷史。

1935年5月3日，在位於今天上海市徐匯區的百代小樓錄音棚，由黨的左翼電影小組直接領導的上海電通影片公司拍攝的影片《風雲兒女》進行了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首次錄音。同年5月24日，抗戰影片《風雲兒女》在金城大戲院上演，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傳遍大江南北。1949年9月27日，《義勇軍進行曲》被定為代國歌，于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奏響。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從《義勇軍進行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一首歌曲歷經歲月洗禮，依然高遏行雲，其中飽含的中華兒女在民族危亡時刻頑強不屈、奮勇抗爭的愛國主義精神始終撼人心魄。

雖然上海歌劇院此前也創作過《國之當歌》《田漢》等以國歌為題材的作品，但當代中國舞臺以“義勇軍進行曲”為標題的作品這還是第一部。這部作品匯聚了國內頂尖的作曲、編劇、指揮、導演、演員、舞美設計、燈光設計、服化設計、多媒體設計等力量，在重大題材創作上創造了新的藝術高度。通過作品，我們可以感受到創作者們超強的藝術駕馭能力。

既要講清楚《義勇軍進行曲》是如何誕生的，又要揭示《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上海的必然性，是該劇面臨的一大挑戰。歌劇選擇聚焦六位歷史人物：田漢、聶耳、夏衍、司徒慧敏、許幸之、王人美，並以左翼黨的電影小組成立，聶耳入黨，藍衣社搗毀藝華電影公司，“三友”錄音機發佈，電影《桃李劫》主題歌《畢業歌》在百代錄製，田漢被捕，聶耳在亭子間創作，聶耳被迫離開上海，《義勇軍進行曲》傳遍全中國等一系列真實事件貫穿其中。將真實的題材、人物，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濃縮在兩個小時裏，故事敘述因果相承、流轉順暢。

歌劇《義勇軍進行曲》中，既有田漢、聶耳這樣的主角，還有夏衍、司徒慧敏、許幸之、王人美等人物形成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群像；主角之間的關係也處理得非常妥帖，如對作為《義勇軍進行曲》主創人員的田漢和聶耳與作為左翼文化聯盟領導者夏衍的關係處理，就既體現歌曲創作者的魅力，也突出了黨的領導。然而，純粹的寫實會讓舞臺密不透風，該劇的創作者在劇中運用了很多虛筆和寫意。比如東北流亡學生白山、王人美的表妹曉月都是虛擬人物；全國所面臨的危亡絕境、上海灘的光怪陸離則是大寫意，讓畫面從舞臺內拓展到舞臺外，既營造出縱深感，也讓情節的悲壯感、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浪漫氣質得到有機融合。

歌劇《義勇軍進行曲》中有20多個場景，包括戰爭場面、左翼小組秘密基地、藝華公司和電通公司的攝影棚、錄音機試聽發佈會、左翼人士的家庭空間等。這些場景多時空並行，如何迅速地、連貫地遷景，且不破壞連綿不斷的音樂，是又一挑戰。舞美設計通過在舞臺三分之一深處設置一組可以開闔的邊檐幕，在舞臺上創造了一個“鏡頭”。邊檐幕在深度上對舞臺空間進行了分割，保證了前區演出時後區換景的遮擋需要，同時還可以配合地面車臺，在不打斷演出的前提下完成場景遷換。通過這個“鏡頭”的運動，形成“全景”“中景”和“特寫”，實現突出或弱化某個主體或場景的功能。邊檐幕的移動，則營造出影視語言中剪輯和切換鏡頭的通感，以“淡入和淡出”“閃黑”來表達時間、空間或情節的變化。場景遷換自然，同時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和觀賞性，令觀眾如同觀看電影一般，不需要漫長的等待。許多細節極有畫面感，如從鐵窗射下來的縷縷光線以及光線裏揚動的塵埃，既有電影的真實感，還有油畫般的質感和層次感。

在音樂方面，左翼文化運動時期産生的一些代表歌曲的影子在劇中穿插出現，《義勇軍進行曲》的部分旋律更是成為全劇音樂最重要的主導動機，在整部劇中呈現出萌芽、長成、開花、結果的過程。從醞釀到一兩個音符、曲調的形成，再到最後發展成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貫穿在劇中的多個環節，讓觀眾慢慢領悟、逐步察覺。

文藝創作要與時代同步伐。歌劇《義勇軍進行曲》，不是純粹的復述歷史，而是通過弘揚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向當下這個偉大時代致敬。導演廖向紅曾説，希望舞臺上全體演員振聾發聵高唱的《義勇軍進行曲》，能動人心魄，觸發觀眾的家國情懷、民族自尊感和自豪感，以及火熱的愛國熱情，使得觀眾內心也能引吭高歌起來，形成舞臺與觀眾席的共振。歌劇《義勇軍進行曲》不僅令這首象徵中華民族精神魂魄的戰歌在劇場裏久久震蕩，也令這鏗鏘有力的旋律在觀眾的腦海裏久久迴響……

（作者：韓可勝，係作家、評論家，上海市寫作學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