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世良醫》所承載的一段大歷史

高申

《濟世良醫》演出現場演出方供圖

當我拿著原創交響京劇《濟世良醫》首場演出的戲票，隨著人流走進北京國家大劇院音樂廳時，始終縈繞於心的問題，便是“施今墨究竟乃怎樣的一個人”，為何編劇張永和要著力表現這樣的一個人物？這一人物形象又是如何在不足一個小時的情節演進中被展現出來的？

在晚清民國時期，北京民眾耳熟能詳的中醫大夫有四位——蕭龍友、孔伯華、施今墨、汪逢春。他們被譽為京城“四大名醫”。《濟世良醫》的編劇張永和卻將筆觸對準施今墨，這是為何？當我慢慢地品讀《濟世良醫》的劇本時，猛然開悟，覺察到其中的原因。

原來，在四位名醫之中，與風雲激蕩的大時代聯繫最為緊密者便是施今墨。施今墨曾參與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舊民主主義革命，1912年，以山西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參加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典禮。此後，他留在陸軍部幫助黃興制定《陸軍軍法》。這樣的經歷，反映出施今墨自青年時代起便有著救國救民、追求民主共和的進步思想。若干年後，施今墨又擔任香山慈幼院的負責人之一，這體現了他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當施今墨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在北洋當局的黑暗腐朽統治下無法施展政治抱負時，便毅然決定放棄仕途，以治病救人為終生事業。1925年，孫中山先生病重期間，曾邀請施今墨為他診病。這就是施今墨，一個在大時代的浪濤中不斷搏擊，拍打出片片浪花的弄潮者。

對於這樣一個與時代同呼吸、同命運的人物，張永和並未粗線條地描繪其一生行止，而是將鏡頭聚焦在施今墨所參與的某個重要事件上，將施今墨在近現代中醫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凸顯出來。

1928年，突傳南京國民政府要取消中醫。時隔一年，曾在日本學過西醫、此時擔任內政部衛生專業委員會委員的余雲岫提出“取消中醫”的議案。進而，由汪精衛主持日常行政工作的南京國民政府作出相關決議。消息傳出，輿論譁然。誰能頂著各方面壓力，為拯救中醫而奮起一搏呢？這個人，便是施今墨。

施今墨奔走于大江南北，聯合中醫界的從業人員，成立起中醫工會，組織了“華北中醫請願團”，數次赴南京請願，以求力挽狂瀾。那時候，正在南京主持行政院工作的汪精衛只相信西醫，大有非取消中醫不可的架勢。施今墨等人的努力，可謂是千難萬難。正在此時，汪之岳母患痢，被施今墨“一診而愈”，汪精衛這才相信中醫，自此再不提取消中醫之事。不久之後，在全國輿論壓力下，國民政府取消“廢止中醫”的相關命令。

這麼大的一件事，要如何表現？而且要在字數有限的唱詞中，讓施今墨的形象鮮活起來，令聽者記憶深刻。這確實是需要動一番腦筋的。按照張永和的構思，他並沒有將中西醫之間的關係簡單地表現為一對勢不兩立的矛盾體。在他的筆下，一位名叫于仰溪的虛構人物出現了。于仰溪是施今墨的舊日相識，雙方保持著和而不同“君子之交”的關係。于仰溪對中醫的反對態度，與施今墨對中醫的堅定維護，皆出自公心，而非私欲。將這點展現出來極為重要，因為于仰溪與施今墨對於中醫的不同觀點，不只是他們個人的事，而是代表著兩個不同營壘中人們思想與觀念的發展軌跡。張永和對於戲劇衝突中關鍵人物的這種處理方式，避免了簡單化、粗糙化、程式化的一面。他以四兩撥千斤的筆觸，用寥寥數語便勾勒出激蕩年代裏的“有志之士”的群體形象。

在該劇中，代表中西醫的關鍵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只是大時代各種矛盾衝突的一個縮影。從民國時代起，一路發展至新中國誕生後，中西醫之間的關係由矛盾對立漸漸走向相互融合。新生的人民政權對於中西醫之間的相互結合，給予了明確且堅定的支援。正是這種支援的態度，為施今墨與于仰溪重新走到一起鋪平了道路。這兩個人的再次相見，儘管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是歷史的必然。張永和在處理人物關係時，始終將施今墨和于仰溪當成中西醫不同領域思想觀點的代言人。他們之間的衝突與合作，正是大的時代背景之下中西醫之間衝突與合作的一個突出的體現。張永和的這種構思，絕不局限于某一歷史時期中的個人利害衝突，而是著眼于歷史長河中的不同群體之間的思想碰撞。

在作品結尾，施今墨與于仰溪再度攜手，共同開拓出一條中西醫結合發展的嶄新道路。這是新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也是他們代表的中西醫不同領域愛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期盼。

施今墨與于仰溪——張永和勾勒出的這兩個重要人物形象，是中西醫群體形象的高度濃縮，也是不同時代思想觀念發展變化的集中體現。

張永和寫《濟世良醫》，但他的筆墨並不停留在治病救人的具體事例上。在他眼中，看到的是大時代的大故事。無論是施今墨還是于仰溪，都是這個大故事中的大角色。正是通過對這樣人物角色的塑造，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才能夠在觀眾面前徐徐展開。這，便是張永和嫺熟、凝練文筆之下的大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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