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爐香》：許鞍華錯會了張愛玲

牧群

感覺許鞍華想把《第一爐香》做成一道徽派臭鱖魚，聞起來臭吃起來香那種，可惜一步錯步步錯，任憑她如何烹調，通盤都散發著一股子濃稠黏膩的腥味。

按理説，許鞍華作為香港新浪潮電影代表，對中國華語電影的貢獻有目共睹，去年還獲得了第7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終身成就獎，緊接著該出一部佳作才對。這次選取張愛玲成名作《第一爐香》做同題改編，文藝的底色夠足，而原著上流社會紙醉金迷的部分，也有商業噱頭可作為，可惜這個相去八十載的殖民地迂腐“貴圈”故事，非但沒能引發當下人的同情，還令人捏鼻。

早在2005年，盛傳馮小剛要拍《貴族》，但放眼望去，哪有貴族，不過是些笑料百齣的暴發戶而已，這類題材倒是很合馮氏賀歲喜劇的胃口。上世紀初倒是有些商賈名門，或是遺老遺少，可他們的生活早已被時代翻篇，成為張愛玲、白先勇等作家筆下的文字遺産。謝晉導演1989年曾拍攝過一部《最後的貴族》，故事改編自白先勇的小説《謫仙記》，講述的是幾位“貴族”小姐經歷時代變革後，在異國他鄉的命運沉浮。許鞍華的《第一爐香》，讓消失的“貴族”再次登上中國銀幕。

嚴格説，張愛玲筆下的《第一爐香》寫的並非貴族，小説中的姑侄原本是破落門第出身，通過交際花的社會身份涉足所謂上流生活。張愛玲甚至不惜筆墨描寫了姑媽華貴豪宅裏各種飾物的混血與不搭。《第一爐香》裏貴族是沒有的，“貴圈”倒是從頭到尾，豪宅Party一個接著一個。姑媽就像是黑山上的姥姥，以蘭若寺為交際場，女主人公葛薇龍和傭人睨兒、睇睇等，則是她勾引男人和駕馭名利的誘餌。然而女學生葛薇龍並非聶小倩，浪蕩子喬琪喬更不是寧採臣。張愛玲寫的終歸不是愛情故事，而是一個讀書少女一步步的墮落。如果非要把這個故事和愛情挂靠，那它恰恰也是一個反愛情的故事。

許鞍華的改編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參透張愛玲的創作本意，做小説文本的視聽翻譯者，二是借小説的故事底色，做一個類如《寵兒》的戲劇性故事，三是學人家馮小剛，拍一個反諷或黑色幽默電影。黑色幽默似乎不在許鞍華的創作路徑，馮氏喜劇估計她也看不上眼；《寵兒》這類復古戲劇性倒是可以嘗試，但在中國市場缺乏土壤。影片更像是在踐行小説影像翻譯的角色，但不知是許鞍華錯會了張愛玲，還是有意為之，小説和電影完全是兩個“味”，兩種“道”。

影片前一百分鐘基本都在小説的故事線上行進，但具體到人物，又哪哪都不似原著。所幸俞飛鴻飾演的姑媽偶爾線上，不時提醒我這是一個和張愛玲有關的故事；可是鏡頭一交給馬思純和彭于晏，立馬就齣戲了。把彭于晏飾演的喬琪喬塑造成一股“行走的荷爾蒙”，或説一個功能性渣男也就罷了，把馬思純飾演的葛薇龍拍成了一個平面的、從始至終都沒維度變化的人物，那這個故事就失去了靈魂。人物的塑造不是依靠變裝和造型來實現的，更應該從縱深的心理維度來架構——從一個涉世未深的女學生到“貴圈”交際花，從一個曾經憧憬愛情的女孩到賣身養夫，這個心理維度就像是鋼琴上的按鍵，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的音，中間真的需要把影后級的心理維度激發出來，否則，一開始就是一目了然的假清純。

更糟糕的是影片鏡頭散發出來的氣質，彌散著一股黏膩之氣。如果這是一部揭露“貴圈”虛偽或紙醉金迷的情慾片，這種腥臭可能不會嫌多，但用來塑造一個文學故事，原著所沒有的黏膩戲就嫌加得太多了。比如，婚前的喬琪喬從薇龍那下床後，又臨幸睨兒；蜜月中，葛薇龍醒來不見喬琪喬，出門尋去，竟見他和比基尼美女從海水裏鑽出。更畫蛇添足的是，影片竟把交易關聯的人物統統寫到了一條蜜月船上，這種戲劇化未免太過粗陋刻意。此外，導演用了大量鏡頭來表現女性的情慾——姑媽的幹柴烈火，葛薇龍獨守空床的躁動，這些鏡頭是如此言不及義。

這並非是許鞍華第一次改編張愛玲作品，此前還有過《傾城之戀》和《半生緣》，三部張愛玲改編在手，使她成為改編張愛玲最多的導演。許鞍華在發佈會上説，這是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不知是行銷噱頭還是由心而發，可人家張愛玲寫的明明是人情冷暖和爾虞我詐。女學生和浪蕩子這個完全不搭的組合，在浸淫財色的老姑媽的策動下，清醒的墮落和坦蕩的無恥最終聯姻，這樣的故事和偉大愛情有關嗎？抱歉，這樣的愛情我攀附不起。

批評線上

張愛玲與魯迅的相通之處

止庵

關於張愛玲，常常見到一種批評：她的作品悲觀，沒有展現理想，不曾塑造英雄。這種意見，假如不看作價值判斷，單就陳述事實而言，本身並不錯。但張愛玲為什麼這樣，這不是簡單的“悲觀”或“樂觀”所能解釋的。

我們先來看看張愛玲對待她筆下若干“好人”的態度。這些人物各不相同，都是善良的人，都有一種對於“好”的追求，一種向著“好”的程度不同的發展。但是在張愛玲筆下，所有這些努力都落空了。

張愛玲這種態度，使我聯想到文學史上她的一位前輩，就是魯迅。張愛玲實際上是把魯迅所用的曲筆，沒有寫的東西，給寫出來了。她是在魯迅開始的那個方向，又往前走了一步。也就是説，在他們筆下，對於無辜者有特別的態度。這個態度，魯迅稱為“消極”，實際上我們可以説是“徹底”，也就是不留餘地，直接把這個人真實的命運給揭示出來。在中國現代其他作家那裏，要麼是沒有想到，要麼是想到了，不忍心或者不敢這麼寫，但是魯迅和張愛玲寫到了。這是兩位不同於他人之處。

這樣一種寫法，我覺得其中包含著兩個視點。其一是人間視點，也就是説站在普通人的立場去看。人都有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以此來看待自己或者別人，正是一個人的看法。其一是在這個視點之上，俯看整個人間的視點。是把人類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整個看在眼裏。無論寫《明天》的魯迅，還是張愛玲，都同時擁有這樣兩個視點。從人間視點出發，他們真實地寫出人物的願望，這時作者完全認同於他們，承認人生的價值；從俯視人間的視點出發，則揭示出這種價值的非終極性。

這樣兩種視點，可以舉中國古代的兩本書作代表。《論語》代表了人間視點，那裏孔子總站在人的立場考慮問題，總是從人的角度發表議論。《老子》代表了非人間的視點，當説“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以及“大道廢，有仁義”“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等時，我們發現，作者是超越于所有這些之上，所指出的是一個事實，而不是一種可能性。我覺得正因為同時擁有這樣兩種視點，魯迅也好，張愛玲也好，他們筆下才會出現上述情況，才有這種態度。

——止庵：《張愛玲的殘酷之美》

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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