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我也一樣會選擇行至千里，去到遼闊壯美的北疆、林海茫茫的興安嶺和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呼倫貝爾，那裏有被譽為北方‘三少民族’的達斡爾族、鄂倫春族與鄂溫克族，以及他們代代相傳的音樂‘寶藏’。”中國音樂學院聲樂歌劇係黨總支書記、博士生導師張天彤教授説。自2005年起，她奔走于山川沃野，將人生軌跡與尋找遺落的音調和厚重的民族歷史記憶重疊。
“我生來就是做少數民族音樂搶救工作的，在沒有完成任務之前，老天是不會讓我走的……”與談及過往經歷的笑意盈盈不同，張天彤的眼眸中增添了堅定與倔強。
6年前，正在進行北方少數民族音樂搶救工程的張天彤查出了乳腺癌。面對“粉紅殺手”的威脅，張天彤接受化療手術的同時，將切身之痛轉化為執著力量，採訪民間藝人、錄製民歌唱段、整理唱詞曲譜、講授課程……病癒後，她感慨道：“這場經歷于音樂而言，是重生；于我而言，也是重生。”
搶救“唱出來的文化”
2003年，張天彤就受到她的碩士生導師謝嘉幸教授的啟發，開啟了民族民間音樂田野采風之旅，蒐集了大量鮮活資料。2005年，在大興安嶺山間孕育鮮卑部族的嘎仙洞口，同行的我國著名音樂理論家趙宋光先生語重心長的一句話——“要將關注北方人口較少民族的音樂研究成為你未來學術的生長點”，點醒了張天彤。
“一開始，我只是為了研究課題，但在田野采風中了解到，這些人口較少的民族不僅有燦爛的音樂藝術，還為中華民族共同發展做出過駐邊守疆、文化傳承等重要貢獻，我從內心裏敬佩這些愛國的民族，希望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張天彤説。她的這個學術選擇也得到了博士生導師樊祖蔭教授的力挺。
這些北方“三少民族”有什麼樣的魅力，讓一位城市里長大的漢族姑娘如此熱愛，以至於投入畢生熱情與精力追尋遺落的音調？
17世紀中葉，因沙俄殖民者入侵我國邊境，清政府在達斡爾族內徵調青壯年駐防。達斡爾族官兵及家眷近1500人即刻從東北嫩江前往新疆索倫營，戍邊屯田，永不返鄉。
4000多公里為保衛國家遷徙的歷史，逐漸形成了現如今在新疆塔城的達斡爾族人口分佈。200多年來，達斡爾族人民保衛新疆、捍衛國土，用不怕犧牲、甘於奉獻、頑強不屈的精神，譜寫了一部達斡爾族戍邊的文化史詩。
由於沒有本民族的文字，歷史的主要記錄方式是口口相傳。能歌善舞的達斡爾族創作的音樂，就成了拾遺民族歷史遷徙、生産生活、敬畏天地和祖先、教育後代、婚喪嫁娶等特色文化的關鍵切口。不光是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即便是擁有自己民族文字的錫伯族也都存在類似的局面。
“邊疆各少數民族與內地民族交融、碰撞、發展的歷史，不斷豐富著中華文明內涵。特別是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下和中原文化的交融，以及不斷汲取西域文化之間的共生、共榮，才形成了今天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張天彤説，這些質樸、自然、豪放的民族音樂，表達的是民族的共同情感、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以及共同的理想追求，承載了大量的民族歷史文化記憶，成為群眾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方式。
保護北方人口較少民族音樂，就是在保護民族歷史。張天彤的選擇，顯得格外重要。
千萬里腳步繪出少數民族音樂“聲譜”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音樂史常被一些國際同行認為是一部“啞巴音樂史”。張天彤説，西方人在很早就有音響博物館、聲音檔案館，有把音樂音響記錄下來的傳統。
而我國的民間音樂大多情況下是靠世世代代口口相傳存留下來的。即便史學文獻中有對音樂的記載，也主要以文本化譜字描述為主，不夠直觀具象，傳承時也會産生偏差，並且不容樂觀的傳承譜係、民族語言與釋義文字的缺失也不利於傳統音樂曲目與文化內涵的聚合，少數民族音樂傳承存在斷鏈危機。
“晚搶救一天，就可能消失一座‘音樂博物館’。”張天彤緊張又遺憾地向記者表達。
幸好，2015年底，張天彤受原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委託，帶領研究生團隊開始了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的瀕危傳統音樂搶救項目。
第一次聽到“沃金柱”這個名字，和沃金柱演唱的“烏春”片段，立刻讓已經數十次前往達斡爾族4個方言區從事田野調查的張天彤興奮起來。“這是我十多年來採集錄製了幾百首達斡爾族民歌，卻未發現的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間歌者”。
“烏春”是達斡爾族民間的一種説唱藝術，一直流傳于嫩江流域達斡爾族群眾中。時至今日，張天彤提起這一“偶然發現”，仍掩飾不住拾遺的喜悅。
2018年暑假，張天彤見到了沃金柱，“聽到我的來意後，金柱大哥稍顯疏離。”但在張天彤不斷虛心請教下，沃金柱還是講述了“烏春”的含義、分類和歷史，以及他的家族傳唱和學習經歷。
隨後的3天裏，被譽為達斡爾族民間音樂“活寶庫”的沃金柱——為張天彤團隊唱述了45首“烏春”的120個曲調和10余首難得的“雅德根調”。
忽遠忽近，若即若離，千回百折，如自心間流瀉出來的旋律，交織著神秘、縹緲和超凡脫俗的悠遠意境，撫慰疲憊的心靈。雖然距離錄製沃金柱影像過去了3年多，而沃金柱也因病離世近1年了，但張天彤仍清晰記得當時的感受。
這一路上，研究團隊先後尋訪了達斡爾族4個方言區、鄂倫春族12個流域、鄂溫克族3個部落的民間歌手，涵蓋了民間歌曲、群眾性集體歌舞、民間説唱、薩滿調等不同生活語境下80位歌手的演唱，搶救性錄製拍攝歌手們演唱的傳統民歌共計625首，加上口述訪談累計錄製完成影像資料300余個小時。
“現在通過錄製拍攝進行活態記錄和搶救，更益於後人研究、學唱和傳播。”張天彤説，比如，少數民族同胞歌唱時唱詞發音的口型、歌唱中特殊的發聲技巧、樂器彈奏時的演奏指法和技巧等，都可以精準地以特寫的方式錄製拍攝，這不僅是對音樂的搶救，同時把瀕危失傳的民族語言也一併記錄下來。
或許自此以後，你聽到“烏春”的吟唱，便可通過一幀一幀視頻，和民間藝術家“面對面”討教發音的口型、發聲的部位，還原當年的演唱情境；你再見到曼妙的舞姿，便能想像到千百年前的愛國將士為國戍邊屯墾的火熱生活和肆意舞蹈的樣子。
一場文化與愛的“雙向奔赴”
湛藍的天空下，山脈層層疊疊，最迷人的是群山下歌唱的人們。
在田野調研初期，一些採訪對象被以往個別專家學者急功近利、索取式調研的做法傷害了感情，出現了信任危機，不怎麼配合。“像金柱大哥一開始的反應，我們在調研中經常看到。”張天彤説。
為此，張天彤尋得了一套細膩的“田野”方法——用虛心和真心填補疏離，深入一個民族，尊重每一名採訪對象，用心、用情、用愛做記錄，使自己的情感自然與之相融。
提及邊城民間藝術家們，張天彤驕傲地説：“我很幸運，那兒都是我的親人。”
金翠英是張天彤多次走訪的一位牧民大姐，家住內蒙古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塔拉鄉納文嘎查，她自幼受父輩和鄉鄰影響而喜歡唱“烏春”，還喜歡跳“哈庫麥勒”舞蹈。儘管孤身一人，生活很拮據，金翠英仍自籌經費成立了鄉“烏春”學會，傳承、傳播達斡爾族傳統歌舞藝術。
看到這種情況，張天彤每次到此開展工作都會到她家裏，帶來問候的同時還帶來些衣物並給予一定資金支援。“大姐每次來北京，或是春節前後，都會為我事先凍好南屯食草牛羊肉、自家奶牛下的奶，以及她親手做的黏豆包、摘曬的柳蒿芽。”張天彤在朋友圈溫情寫道：“我跟很多達斡爾族女性之間都建立了深厚友誼，乃至姐妹般的手足情。”
“張天彤就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拯救我們達斡爾族文化的恩人。”包頭達斡爾學會會長沃澤明這樣評價她。張天彤也被當地群眾借用傳統意義上的“扎恩達勒”民歌唱詞親切地稱為“達斡爾閨女”“達斡爾族的心上人”。
“深厚的感情源自對文化的認同，我覺得我在跟一個民族談戀愛。”張天彤表示，當對音樂的學術研究深入祖國廣袤的土地，挖掘的內涵更加深厚，保護的意義也更為凸顯。
解鎖少數民族音樂傳承密碼
父劈柴，子擔柴，祖祖輩輩，便成了一個民族的傳承。張天彤在少數民族音樂領域深耕細作，挖掘著蘊藏在民族音樂中的中國故事，整理著各民族獨特的發聲、唱詞、曲調。
但對於復興民族的共同記憶，僅僅停留在對資料的蒐集、整理和研究階段遠遠不夠，張天彤便帶領學生組成團隊探索音樂“活態展示”的道路。
組織“四方言區達斡爾族傳統歌舞展演”，讓這個僅有13萬人口的民族第一次登上了國家級專業院校舞臺；策劃“來自草原和森林的文化記憶——北方少數民族音樂歌舞展演”，第一次在國家大劇院舞臺上組織非遺傳承人、民間藝術家與高校師生聯袂演出；開設研究生課程《原生民歌的傳承與研究》，邀請民間歌唱家走進課堂，讓學生感受藝術魅力，面對面學習民間唱法。
“學音樂就得從模唱開始，這樣才能將所學入耳、入心、入腦，最後融化到血液裏，建立起發聲的肌肉記憶和特定的音樂思維。”張天彤説。
1999年8月，在內蒙古大草原上，謝嘉幸教授曾呼籲“讓每一個孩子都會唱自己家鄉的歌”，張天彤也一直循著這一理念，呼籲要加強對民族音樂的基礎研究，建議推行“高校教師+非遺傳承人/民間藝術家+地方音樂家+地方學者”的“四位一體”的師資隊伍模式，通過開設民族音樂相關專業課程，源源不斷地將研究成果轉化為課程教學資源，推進少數民族音樂類非遺項目的可持續性、活態性、生態性保護與傳承。
在音樂世界被忽視的角落，張天彤堅持了16年。採訪中，張天彤經常把取得的成績自謙為幸運。斯蒂芬·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裏有這樣的一句話：一個人生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年富力強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的使命。
依此而言，不僅是張天彤自己，對於達斡爾族和其他北方少數民族音樂的發展來説，都是幸運的。 （參與采寫：祁晨露）
原文連結：
http://mrdx.cn/content/20211026/Page01DK.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