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畫面不好看了吧,就這麼著吧。”段奕宏説。於是,他佝僂著背,談了30多分鐘。就像一個哥們兒坐在馬路牙子上,跟另一個哥們兒聊天。只是,手裏沒有了一瓶“大綠棒子”。“要不我拿把帶靠背的椅子吧,這椅子沒靠背坐著難受。”工作人員説。
“我啥都沒有,資源、人脈、對市場的判斷……”第一次做“監製”,段奕宏對自己竟敢踏出演員的舒適圈也很好奇,“但是我有創作的慾望和表達的義務。”
9月9日,段奕宏首次擔當監製並擔任男主角的網劇《雙探》將在騰訊視頻播出。這天開始,“他”將暫時地遠離文明,闖進一片蠻荒。
聊《雙探》
放棄“燒腦”發現生命本身意義
北青報:我們如何理解《雙探》這個片名?
段奕宏:任何一部片子在起名字的過程中都會有一番波折。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喜歡“雙塔”這個名字,而且片子故事發生地也虛構在“雙塔”這個地方,但沒想到,我們一查還真有雙塔這個城市。我們怕有人對號入座,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我們在拍攝前和拍攝過程中都沒有給本片起名字,因為我們發現一部作品的品質、是否耐看、人物的活躍與否都需要一個長時間的探索,經歷完之後可能會想出一個名字。結果最後選了“雙探”,我個人覺得好像有些民國氣質,但是大家都覺得不錯,包括平臺。
“雙探”中這個“探”字本身的含義也不太一樣。作為警察的李慧炎,他“探索”的緣起是一樁綁架案,大鵬塑造的週游其實是在找尋自己,也在“探索”父親過去的故事。這部片子是一部由“探尋”開始的故事。
北青報:《雙探》這個名字很有一種“二元對立”的感覺,包括片子的海報也是“黑白”兩色構成,本片要給觀眾傳達怎樣的“善惡”“是非”“黑白”觀?
段奕宏:在“善惡”上面,肯定是要劃分清楚的,但在人性層面,它又不能簡單、粗暴地去認識。所謂簡單,就是説老段這次又塑造了一位民警,我接觸過不少警察,他們都是真實的人,經歷的都是真實的案件,但是為什麼出現在作品當中,這些人和事會容易被拍“假”?這是對我們創作者提出來的一個很迫切的問題。
同質化的作品確實不少,創作者通過作品去探討不同的可能性確實費勁,本片中的李慧炎又是一名刑警,我感興趣的是,刑警是他的職業,是他的精神力量和信仰。我所思考的是,這種信仰在不同時間和空間裏,還能那麼“堅硬”嗎?這是我所感興趣的,我想放大它,擴大它。
“雙塔”這種冰天雪地的環境,對於李慧炎來説是頭一遭。在零下幾十攝氏度的情況下,他的信仰能堅持多久,什麼力量支撐著他?他自己都想不到自己會最後堅持下來——這就是人性。這是我想講《雙塔》這個故事所“探尋”的。
我們曾經想去尋求一種燒腦情節,尋找那種不斷反轉的故事講法,確實有點捉襟見肘。當我們在故事情節上一味地追求這些時,就會忘掉了支撐它的那種東西。這種平衡和我們想去“夠”的那種東西總是達不到一種分寸感,結果倒是把我們擅長去發現生命本身意義這種能力給淡化了。
於是我們就毅然決然地放棄了那種尋找“燒腦”的做法,而重新再找一種方向,即我們《雙探》最終想要表達的那種意義。
探邊界
流量面前的平衡與痛苦
北青報:當放棄“燒腦”和“懸疑”的時候,是否也意味著放棄流量了呢?
段奕宏:觀眾的審美對於創作者來説是一把“雙刃劍”。我們當然需要了解當下觀眾的審美需求,但是一味地妥協、迎合,我們自己是否能承受得起。
我不是要強調我們以前是一個做電影的團隊。但是,做電影的一個團隊,或者説一個比較有文藝氣質的團隊,做一部網劇,有它的局限性,容易孤芳自賞。但是網劇不是這樣的,它需要更多的觀眾去讀懂你想説的故事和要表達的想法。
一部作品不可能讓所有的觀眾滿意,否則對於我們來説,就沒有堅持——我們在哪兒?這部作品現在的呈現,它一定會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它就是我們兩年前的水準了。既想挖掘人物自身的情感,又想探索文明與蠻荒的界限以及人性的真實,這種情況下,再去尋找所謂的故事情節的反轉、橋段的設置,這種平衡確實很難。
北青報:“孤芳自賞”與“堅持自我”的邊界在哪兒?
段奕宏:創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最後能夠收穫最大的效果。但是這背後還有一個問題:你是否考慮過自己作品接受群體的審美。《雙塔》的創作前期,平臺提醒我們,作品裏還是要有一個符合“大數據”的東西。我不是要去拒絕大數據,而是説在我們保持自己風格和表達的情況下,去更多地吸引觀眾。
例如有些創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讓90%的觀眾喜歡,我説我就想70%,另外30%的觀眾我不想去迎合。這一點一定要提前説透了,不要説最後因為這少了的30%觀眾而感到遺憾。你必須在創作之前就要舍去一些東西。
北青報:這個過程痛苦嗎?
段奕宏:痛苦是在“平衡”上,但比如説我們就認定這70%,就不痛苦了。就怕我們一會兒又想80%,一會兒又要達到90%……這就痛苦了。
當監製
保持創作者身份有表達的義務
北青報:監製與演員,您更擅長哪個身份?
段奕宏:我更擅長的是演員。之前,我一直是排斥“監製”並掙扎于這個“身份”的。因為在我的內心,“監製”是需要仰視的,他是要對一部作品的藝術水準和價值承擔責任的。其次,他個人要有豐富的人脈關係,也就是現在所説的“資源”。再者,他還能夠對當今市場有一個判斷。而我,啥都沒有。
北青報:什麼都沒有就敢當監製啊?
段奕宏:你算把我問住了——我太自不量力了吧。走到今天,我一直認為自己清醒地保持著一種演員的生活圈,一個創作者儘量該有的舒適圈。另外,我也擔心外界對我增加的這個身份的一種質疑。所以開拍了,我都遲遲沒有答應“監製”這個身份。
從籌備到開拍,我發現我不用糾結“監製”這個身份,就保持一個創作者的身份,只是我的話比以前説得多了,與人交流得多了。我把自己放進一個創作者的團隊裏面,覺得我深讀了劇本、深挖了這個人物,感受到了生活的場景,就有了創作的慾望、表達的義務——對,表達的義務。
北青報:您之前為什麼要把自己關在演員的舒適圈裏呢?
段奕宏:我不想關心太多的事兒。因為雜七雜八的聲音會讓我的心裏有一種煩躁。這種煩躁其實就是一種逃避。我還沒有練就那種成熟的心態,即我看到了什麼還能保持一種心境。
説人物
追求真實體驗普通人生活
北青報:您這次飾演警察李慧炎。這個警察形象與以往的警察有什麼不同,我看他也有很多小缺點或者小毛病,例如給家裏挖排水溝卻賴著人錢?這個一直沒埋上的水溝又有著怎樣的含義呢?
段奕宏:真實,是我和這部戲所追求的。真實一定來自於人物和他所生活的背景、場景、家庭和性格等。我們所要求和強調的是一定要有“土壤”的氣息。只有建立這種土壤的氣息,才會對觀眾有一種代入感,而觀眾才會覺得這個人是我們身邊的一個人。李慧炎就是延續這種思路去創作的。
例如水溝是有寓意的。當整個16集結束後,李慧炎經歷了人生的生與死。最後,這個溝埋與不埋變得不重要了,人是需要去經歷的,信仰只有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洗禮才會更加的堅硬。
北青報:作為人們嘴裏經常會説的“影帝”,你是如何看待所謂光環的?
段奕宏:光環對於演員來説重要,它會給演員帶來更多自己想拍的作品的機會,但光環也會帶來麻煩。迷戀光環,對於創作者來説,是一個可怕的跡象。
如果一名演員還有願望,還想在藝術之路上不斷地上升,爬坡的階段可能是最為重要的。我慢慢地去適應和享受爬坡的這個過程。
北青報:普通人會不會跟你天然地産生距離?
段奕宏:這可能是無法避免的,打破這種距離的辦法是,去做!拍《烈火灼心》時,我在廈門體驗生活16天。我專門在過年的時候去接觸他們(警察)。其中派出所的一位副所長就不待見我。他是靠業務起來的,破了好幾起大案,眼睛都不“夾”我。我跟他們待了三天,發現警察就把我當作一名演員而已。
我專門找那位不待見我的民警,在大年初二的時候,跟他從早上8點多聊到淩晨4點鐘。最後,他把我從5樓送下來,又送我上車,這就説明他接受了我。沒過幾天,我聽他們民警説,這位副所長在大會上説,“我沒見過一位明星、演員這麼下生活,作為民警,我們應該看到……”
外面的聲音,我們是無法左右的。但是從畢業到今天,作為一名演員,你選擇了屬於你自己的方式和方向,那麼你就去做,時間會證明的,作品會證明的——我們不是説一套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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