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紅色戲劇打動每一代年輕人

▲上海市劇本創作中心藝術總監羅懷臻

今年以來，為慶祝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一大批舞臺藝術、文學、影視、美術等重大主題創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藝術家們齊心掀起了紅色題材創作的高潮。

著名劇作家，中國劇協顧問、中國評協顧問、上海市劇本創作中心藝術總監羅懷臻積極投身紅色題材的藝術創作之中。作為近兩年紅遍大江南北的紅色題材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的編劇，羅懷臻今年有3部紅色題材文藝作品先後上演，分別為上海淮劇團的都市新淮劇《寒梅》、上海京劇院的京劇《換人間》、揚州揚劇團的揚劇《阿蓮渡江》。羅懷臻認為，講好紅色故事、把紅色基因傳承好，是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擔當。那麼，該如何向年輕人講好革命故事，讓紅色記憶深入人心？聽聽羅懷臻怎麼説——

講述人：羅懷臻本報記者張婷採訪整理

對於紅色題材的創作，我認為要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講好中國故事的精神，然後進一步理解、詮釋。講好中國故事，就是要把古代故事講給現代人聽，把革命故事講給年輕人聽，把中國故事講給全世界聽。

我的父親參加過抗日戰爭，我聆聽過他講的革命故事。我的“80後”女兒也見過我父親，也許也零零星星地聽過祖父輩的故事。可是我女兒的學生輩，尤其是“00後”的年輕人，基本上沒有可能直接接觸經歷過戰爭年代的老一輩了。沒有親歷、沒有接觸，許多紅色的故事在他們聽來就很陌生，會生出疑問。對於這些問題，現在就要向今天的年輕人講清楚，讓他們相信。

近年國家重大事件不斷，如新中國成立70週年、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這呼喚著和這個時代相匹配的文藝作品的出現。如果能把個人的感悟、責任、理想融入當中，我覺得也是對個人創作的一種成全、一個機遇。近期，有兩部很受歡迎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和《山海情》，一個是以獨特的視角對歷史的表現，一個是以獨特的視角對現實的再現。如果早幾年，這樣的作品可能拍不出來，也不會這樣拍。在重大時間節點，“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理論為個性化、富有時代質感的創作提供了機遇。對我，也是如此。

從業以來的近40年，我的主要創作是歷史劇。真正開始創作紅色題材是從2018年為上海歌舞團創作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開始的。

第一次看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時，我剛從蘇北小城遷居上海。影片中閃爍著的上海都市華彩與瀰漫著的底層市井氣味，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18年，《永不消逝的電波》影片首映整整一個甲子，上海歌舞團邀請我創作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劇本，這與我20世紀80年代末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整整相距了30年。

回看影片，當年的感動與新奇多少有些褪色。重看這部創作于60年前的作品，平心而論，會看出當時簡單化、概念化的痕跡：凡正面人物都是完美的，凡站在正面人物對立面的都是壞人。同時，對於影片中所表現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也感到不夠典型和不夠入味。

隨著對經典電影的不斷回看和對歷史資料的深入研讀，最終，一組對比數字觸動了我：故事原型人物李白是在1937年10月受黨中央派遣從延安來到上海潛伏的，他犧牲的時間是1949年5月7日，距離上海解放只剩20天，犧牲時李白年僅39歲。我聯想到自己的一段經歷——我曾創作一個劇本，構思了6場戲，寫到第五場時電腦故障，文稿丟失，當時的巨大遺憾至今記憶猶新。我想，我不過丟失了半部寫了十來天的劇稿，而李白則是潛伏了12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離他所追求的理想實現僅剩20天，看見曙光時卻永別人世，令人扼腕痛惜。

李白被捕前最後發出的電報內容是國民黨的長江江防部署，這對於渡江戰役解放上海至關重要。上海城市的舊貌新顏，今天我們所行走著的上海城市的角角落落，都與他的付出和犧牲有著莫大關聯，但他卻不能與我們分享、跟我們同行。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早晨起床，拉開窗簾，陽光射進臥房，悠然于窗下沏一壺茶、衝一杯咖啡……這些，對李白和他的許多戰友來説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時常問自己，前仆後繼的先烈們，他們的犧牲為著什麼？他們為了理想信念而奮鬥的動力源自何處？我想最具體的動力就是為了自己和他人的下一代更好地生活，過上如方志敏在《可愛的中國》裏描繪的那種美好的現代生活。這就是理想和境界，就是普通人的情感與人性。無論是“60後”“70後”還是“80後”“90後”“00後”，都要有一顆平常心、同理心與同情心，可以把自己想像成為下一代而做出犧牲的李俠與蘭芬，也可以把自己想像成李俠與蘭芬奮鬥人生中孕育的那個嬰兒。李俠與蘭芬就是我們共同的父輩、祖輩和師長，我們今天的生活越是幸福越是有希望，就愈發能夠理解並感謝他們的付出和犧牲。這是信仰的理由，也是信仰的傳承。

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上海淮劇團的都市新淮劇《寒梅》的演出吸引了很多單位組團觀摩，他們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演出結束後，許多觀眾主動留下與劇組互動交流，氣氛熱烈。

《寒梅》的創作是我對戲曲紅色革命題材類型的嘗試和探索，是我努力對戲曲中已趨固化的革命書寫方式進行破題，重新思考這類題材中的革命、英雄、信仰的表達方式。

我曾經是一名淮劇演員，20歲起在江蘇淮陰淮劇團當演員，也學著寫劇本。團裏見我有編劇愛好，在1983年我27歲那年讓我到上海戲劇學院進修戲曲編劇。1987年，我作為特殊人才被破格引進到上海，開始了職業劇作家的生涯。來到上海，先是進上海越劇院，後又調到上海淮劇團，1999年才落定在上海市劇本創作中心。

上海這片藝術沃土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在越劇院，我寫了一批作品，包括《真假駙馬》《西施歸越》《風雲秦淮》《人比黃花瘦》等較有影響的劇本。去上海淮劇團，是因為當時的淮劇團面臨著生存危機。在上海市區，已經很少有觀眾買票看淮劇了，只能靠回淮劇的“娘家”蘇北演出，但是去多了，蘇北市場也飽和了。面臨這種情況，淮劇要麼偃旗息鼓，要麼突圍創新。創新，首先要有提供創新可能的淮劇劇本。當時的上海淮劇團團長決心引進我這個熟悉淮劇又在上海發展勢頭強勁的青年編劇。我從上海越劇院調入上海淮劇團，正是從改編淮劇經典劇目《黨的女兒》開始的。

《黨的女兒》是上海淮劇團1958年創排的作品。當時同名電影還沒上映，上海淮劇團就根據王願堅的小説《黨費》和已發表的電影劇本《黨的女兒》改編演出了淮劇。淮劇《黨的女兒》的原改編作者是我在蘇北時就曾來上海拜訪過的老師顧魯竹。他是上海淮劇團的名編劇，讓我改編顧老師的作品，也是他本人的建議。他鼓勵我不要受他的原作影響，放開手腳寫，按照年輕人想寫的樣子寫，寫好寫歹他都支援。我脫胎于1958年版淮劇《黨的女兒》的新版《寒梅》，1991年演出之時，曾在上海引起轟動。很多知情人説，《寒梅》為都市新淮劇做了理念與人才的準備。

在這部劇中，我的最大變化是把劇中女共産黨員與黨的叛徒設定為夫妻關係，而且，寒梅當時正懷著孩子。一邊是革命信念，一邊是個人情感，讓矛盾更加尖銳；寒梅的糾結與抉擇，更加牽動每位普通觀眾的心。1991年上演的淮劇《寒梅》我稱之為2.0版，30年後的今天，淮劇團又一次重排的《寒梅》我稱之為3.0版。3.0版的主創、主演正是2.0版那代人的學生，又一代的年輕人。從1958年的筱文艷到1991年的施燕萍，再到2021年的邢娜，三代淮劇當家花旦的接力傳遞，成全了迭代的同一齣戲。三代人所作的努力，就是讓上海淮劇更加符合當代審美，以契合人性的表達感動每一代人。

（圖片由採訪對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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