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學生軍：戰火中的青春之歌

廣西學生軍漫畫組成員與他們的宣傳畫（資料圖片）。　　受訪者供圖

本報記者劉偉、向志強、陳一帆、雷嘉興

“我們是廣西青年學生軍，我們是鐵打的一群，在偉大的時代裏擔負起偉大的使命……”

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誕生於1937年，一群意氣風發的青年辭別親人，高唱著這首歌義無反顧地奔赴抗日戰場。

80多年過去，如今仍健在的廣西學生軍戰士已經不多。90多歲的甘麗坤患有嚴重的老年疾病，連親人都不太記得，但只要唱起這首軍歌，她神情動容、情緒激動，還能準確哼出歌曲的旋律。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20世紀30年代，全國各地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大批軍民投入抗日戰場。

在廣西的抗日隊伍中，有一支隊伍較為特殊——他們有的是在校大中學生，有的是失業失學的社會青年，有的是辭掉工作的教師和機關職員，有的是千里迢迢回國的華僑……縱使他們的來歷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投身於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廣西學生軍。

1936年至1941年間，廣西曾先後3次組織過學生軍。1936年6月，廣西成立第一屆學生軍，從事抗日救國宣傳。

1937年10月，全國抗戰的局面已經形成，廣西出兵抗日前線，第二次組織學生軍，隨軍做宣傳動員群眾的工作。這一屆學生軍轉戰于鄂、豫、皖前線，後來不少人加入了共産黨組織和新四軍。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戰火逼近廣西。廣西組建第三屆學生軍，人數達4000多名，開赴桂東南和桂南各縣，宣傳組織群眾，配合部隊作戰。這是人數最多、時間最長、活動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屆學生軍。

97歲的甘宗容，當年參加的就是第三屆廣西學生軍。俊俏的面容上帶著靦腆的微笑，一雙大眼睛十分明亮——甘宗容至今珍藏著當年參加學生軍時的照片。那時，她僅有13歲，“大眼睛”是學生軍裏的哥哥姐姐和教官們對她的昵稱。

1938年的秋天，日本侵略者對甘宗容的家鄉廣西龍州縣實施轟炸，一顆炸彈炸毀了她的家。“我已守寡的母親，帶著我懷了孕的姐姐和我，對著斷壁殘垣，無處安身。”甘宗容回憶，天天躲日寇飛機，根本沒辦法讀書。

不久，報紙上刊登廣西學生軍招收兵員的通告，工作任務包括唱歌、演戲以及發動群眾、宣傳抗日等。甘宗容所在的龍州中學鼓勵學生參軍，當時有80多個學生踴躍報名。

廣西學生軍招收的是16歲至24歲的知識青年，甘宗容年齡達不到，但像她這樣能歌善舞的小姑娘正是做宣傳工作的好苗子，於是她被破格錄取，成為當時學生軍裏年紀最小的戰士之一。

國難當頭，像甘宗容這樣踴躍報名的不在少數。廣西學生軍之中，有全家兄弟姐妹一起報名的，有新婚伉儷雙雙報考的，也有瞞著父母偷偷參軍的，潘古就是其中一位。

出生於1925年的潘古，已于2012年逝世。他在一份手記中這樣寫道：“當我登上滿載學生軍的木船離開家鄉碼頭時，忽然聽到碼頭上喊我的聲音，我回頭一看，是父親，我是瞞著家人報名的。他從近百里以外的邊境山村趕來，手上拿著一個包包，舉著手喊著我的小名……”

潘古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到了學生軍就“有了4000個姐姐和哥哥，沒有孤獨，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他深情寫道：“是祖國的情愛把我們擁抱在一起的，是國家民族的命運把我們連在一起的，愛家人、愛家鄉發展成了愛集體、愛戰友。”

鐵打的一群，經受了戰火洗禮的一群

廣西學生軍承擔的任務主要概括為三個字：“叫”（宣傳）、“裹”（組織）、“打”（作戰）。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著一枚別具一格的學生軍徽章，碩大緊握的拳頭裏有筆有槍，正好體現了廣西學生軍同時兼有政治和軍事雙重任務的特殊性質。

文字宣傳、演講、戲劇、歌咏、美術……每到一個地區，廣西學生軍就把抗日主張通過多種形式傳播到田間地頭、街頭巷尾，向群眾揭露和控訴日寇的暴行，披露淪陷區和戰區人民遭受的災難與痛苦，宣傳全國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以激發人民群眾抗日救亡、保家衛國的熱情。

“同胞們細聽我來講，我們的東鄰有個小東洋，幾十年來練兵忙，要把中國亡！”每次歌咏宣傳，甘宗容總是先唱這樣幾句起頭，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然後再唱大家熟悉的《松花江上》。

“每次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時，街頭、台下必是哭聲一片，從外地流亡來的難民、青年學生更是泣不成聲。”甘宗容回憶道，這時候就會群情激憤，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在群眾接受抗戰教育且願意接近廣西學生軍的基礎上，他們組織群眾成立歌咏隊，教唱抗戰歌曲，開設群眾俱樂部、救亡室，還舉辦掃盲識字班、讀書會等，在學習中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

中共南寧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劉家幸説，廣西學生軍還在各地組織抗日遊擊隊、鋤姦隊，訓練群眾軍事技能，以及教授堅壁清野、偵察敵情、破壞交通等方面知識。

在潘古的手記中，他寫道：“苦和累是家常便飯，邊走路邊睡覺是特殊的享受，星星是我們的嚮導，月亮是天然的舞檯燈光，門板稻草是高級的臥具，小溪池塘是沖掉疲勞的澡堂……這是愛國戰士的樂觀主義。”

1939年冬，日本侵略軍向桂南發動進攻，桂南會戰爆發。廣西學生軍的工作任務從宣傳發動群眾轉為支前、參戰和開展敵後工作。他們日夜奔忙在前線和鄉村之間，幫助轉移老弱病殘，動員群眾埋藏糧食、運送傷員。晚上要值班放哨，發現情況立即叫醒大家，隨時準備戰鬥。

甘宗容清晰地記得，1939年12月30日，她接到任務，突擊學唱日本歌和對日軍士兵勸降歌。臨到上前線時，隊長拿來兩個手榴彈挂在甘宗容的腰上，一再叮囑她説：“路上千萬要小心，萬一遭遇日本鬼子，第一個手榴彈你扔給他們，如果鬼子要抓住你了，第二個手榴彈你就給自己。”

陣地對面是黑沉沉的山峰，日軍的炮火不斷射來。面對槍林彈雨，甘宗容出奇地鎮定下來，她和戰友們對著喇叭唱起反戰歌。突然間，日軍的槍炮聲由密而稀，繼而停止了一段時間射擊，甘宗容和戰友們十分興奮。

軍民同仇敵愾，一舉肅清崑崙關的全部殘敵。不幸的是，有12名廣西學生軍戰士犧牲在抗日前線。

“人們説學生軍能文能武、多才多藝。我們則自稱為鐵打的一群，是經受了戰火洗禮的一群。”潘古在手記中這樣總結。

他們從未被遺忘

1940年5月14日的《大公報》發表了《桂南會戰的學生軍》一文，文中寫道：“廣西學生軍是廣西戰場上最重要的一員，不論在前線，不論在後方，敵佔區的兩側，遊擊區的四方，都有他們的足跡。”他們被稱為“兵王”，“運用他們的智慧，灌輸士兵以愛國家、愛民族的思想”。

劉家幸説，廣西學生軍雖然存在時間不長，但對抗日戰爭發揮了積極作用，對廣西革命事業産生了深遠影響，在廣西青年運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不少廣西學生軍中的共産黨員、進步青年，後來成為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的政治、軍事人才，其中包括中國僑聯原主席莊炎林、廣西壯族自治區原主席韋純束等。

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廣西團校原副校長龍潤忠等專家介紹，在第三屆廣西學生軍中，共産黨員共有10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擔任基層指戰員，在宣傳抗日主張、動員組織群眾和壯大黨的力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廣西學生軍的歷史從未被遺忘。龍潤忠介紹，20世紀80年代，廣西團校成立青年運動史研究室，研究廣西學生軍歷史是課題之一。“我本人和相關工作人員通過採訪廣西學生軍戰士及其後代等方式，收集照片、回憶錄、徽章、領章等資料，並出版一系列刊物，讓更多人知曉抗日戰火中廣西學生軍的故事，讓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弘揚下去。”

廣西團校原青年運動史研究室主任肖艷霞研究廣西學生軍歷史已有13年。在對廣西學生軍歷史的一步步了解中，學生軍戰士及其後代對她而言已不僅僅是採訪對象，還是家人、朋友。

“幾乎每一位採訪過的廣西學生軍戰士都對我説過，參加廣西學生軍那幾年，是他們一生當中最美好的時光。”肖艷霞説，每次和他們聚會，她都會拍照紀念，“這些年，看著聚在一起的人慢慢變少，我心裏很難過。”

但同時，這也激勵著肖艷霞將廣西學生軍的故事繼續講下去。“通過我們的研究成果，讓後代記住那段炮火連天、腥風血雨的戰鬥歲月，記住那些為民族解放事業奮勇殺敵、壯烈捐軀的英烈，這是我們作為研究者最想看到的。”

邕江北岸，青秀山南麓，青松翠柏中，數百級臺階之上，廣西學生軍抗日烈士紀念碑巍然聳立。1986年，為紀念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廣西學生軍烈士，南寧市在青秀山重建廣西學生軍抗日烈士紀念碑。

在紀念碑不遠處的風華亭裏，12名烈士的名字鐫刻在一塊石碑上，12棵象徵著他們的常青樹蒼翠挺拔、枝葉繁茂。旁邊的“廣西學生軍抗日史料陳列室”內，大量圖文和實物記錄著這段歷史。目前這裡已成為青少年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重要基地。

潘古在世時，女兒潘曉春每年都會跟著父親來青秀山祭拜，如今父親不在了，她仍保持著這個習慣。“父親以前很少提起他參加廣西學生軍的事。在他逝世後，我才開始接觸、了解這段歷史，也才懂得學生軍最寶貴的財富是什麼。”潘曉春説，就是一种家國情懷。國家有難時，無論年紀多大，只要有一分力量，就要去報效祖國。

潘曉春一直銘記著父親的教導：無論走上什麼崗位，只有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聯繫起來，才能真正有所作為。“這也是廣西學生軍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啟示。”潘曉春説。

近些年，退休後的潘曉春四處奔走，聯繫仍在世的廣西學生軍戰士及其後代，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組織成立廣西學生軍後代“鐵群”藝術團，以文藝演出等方式宣傳廣西學生軍的愛國事跡。每一次穿著學生軍的服裝站在舞臺上，演繹父親經歷的故事，唱著父親唱過的歌謠，潘曉春總是心潮澎湃。

令潘曉春欣喜的是，廣西學生軍後代群體漸漸壯大，甚至第三、第四代也加入其中，“我想，他們一定會很欣慰、很自豪。”

在廣西團校，“90後”教師蔣曉慧也加入廣西學生軍歷史的研究之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我們要銘記歷史、不忘初心，傳承發揚廣西學生軍的愛國主義精神，承擔起我們新時代青年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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