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李雪健接受採訪。崔暢攝
圖②:電影《焦裕祿》劇照。
核心閱讀
焦裕祿對蘭考人民有一種樸實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能牽動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楊善洲本來可以安享晚年,朋友知道他下決心去山裏種樹,紛紛勸他:“你這不是自找苦吃嗎?”他説:“我的職位沒有了,但我是共産黨員的職責沒有變。”
趕上這麼好的時代、這麼好的環境,我還想接著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盡全力來創造不負這個時代的角色。
7月1日,我們全家早早守候在電視機前,與全國人民一起見證這偉大的歷史時刻。聆聽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真是激動萬分、深受鼓舞。
1975年3月8日,我在部隊正式入黨。我們業餘宣傳隊條件有限,只有一面小小的黨旗,一台簡陋的錄音機,《國際歌》播放完畢,我在黨旗下鄭重舉起拳頭、莊嚴宣誓。從此,我有了人生信仰。
“一百年前,中國共産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産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産黨的精神之源。”我為自己是一名中國共産黨員感到自豪。作為演員,我要不懈努力,用優秀作品繼承發揚偉大建黨精神。
我在雲南當過4年兵,部隊生活形成了我的英雄情結。張思德“為人民服務”,王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進喜“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焦裕祿“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這些英雄楷模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平凡中見不凡”,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共産黨員”。
1977年,我從業餘宣傳隊考入空政話劇團,正式開始演員生涯。44年來,我演過李大釗、朱伯儒、焦裕祿、馮石、楊善洲、甘祖昌等共産黨員形象。我在創作中跟他們交過心,自己的心靈也一次次被這些崇高的靈魂滌蕩著。
演“焦伯伯”就是演我的父輩
電影《焦裕祿》臨近建黨70週年時上映,掀起了觀影熱潮,這是我沒有想到的。我演焦裕祿時懷著兩種情感。我父親是公社書記,我的老家山東菏澤離河南蘭考並不遠,兩個地方的地理環境、人際關係、生活方式非常接近,黃河古道、大水災荒以及貧窮是我們共同的記憶。
拍《焦裕祿》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時候,國民經濟發展很快,“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各種思潮衝擊著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念。有人疑惑,《焦裕祿》拍出來有人看嗎?我和導演的想法是,哪怕全國的共産黨員都能看一看呢!
我愛人準備了很多關於焦裕祿的書,我把它們帶進劇組。我們先在峨眉電影製片廠學習,聽老師講歷史背景、講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然後去蘭考體驗生活。但我越是接近這個人物,越覺得有距離,就越不自信。
到焦裕祿家訪問,一進門就聽説電視劇《焦裕祿》的演員剛走,徐阿姨(焦裕祿的夫人)見到演員就流下了眼淚。見到我,徐阿姨有些不信任:“‘宋大成’怎麼能演焦裕祿呢?”我很痛苦。導演鼓勵我,外形有三分像就行,七分在神似。為彌補外形上的差距,我的體重迅速減了20多斤,白天體驗生活,晚上熬夜,餓了就嗑一小把瓜子,想方設法把自己熬瘦,也熬出勞累感。
吃點苦倒沒什麼,關鍵是神似。我問自己:焦裕祿的心靈是怎樣的?小時候,我覺得他是好人,現在我仍然從這點出發:焦裕祿身上體現了我們民族最珍貴的優秀品質。他經歷了苦日子,在黨的培養下成長為一名幹部,對人民有真誠的心,對革命事業高度負責任,他樂於為人民謀幸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體現在他身上絕不是一句話,而是實實在在的優秀品質。焦裕祿對蘭考人民有一種樸實的感情,人民的疾苦最能牽動他的感情。理解了他的感情,也就理解了他的言行。
在蘭考拍攝電影時,我切身感受到蘭考百姓對焦裕祿的感情。群眾演員幫助我們拍戲,一宿宿陪著熬夜,劇組要給點勞務費,老百姓生氣了:“怎麼能收錢呢!什麼時候需要我們,隨叫隨到!”有一場戲,老百姓送生病的焦裕祿去醫院。這些群眾演員的父輩,當年同樣送過焦裕祿就醫。拍戲那天,他們身上穿什麼衣服、手裏拿什麼道具,家裏的老人早早就交代好了。這樣的真情實感,給了我們演員真實的創作環境和強大的情感力量。
為什麼大家看了《焦裕祿》會受感動?影片的魅力來自哪?魯迅先生説過一句話:“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焦裕祿》表現了民族之魂,人民呼喚親民愛民、艱苦奮鬥、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
我很想重回蘭考,到焦裕祿的墓前再看一看。我想對他説:“焦伯伯,咱們實現全面小康了。在實現小康的路上,大家學習您的精神。在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上,您的精神會繼續影響大家。”
共産黨員的職責不因職位變化而改變
2011年,我出演建黨90週年獻禮片《楊善洲》。我對雲南不陌生,對楊善洲的事跡也不陌生。骨子裏想演他,但心裏有個問號:這個年代有很多優秀黨員,楊善洲能好到這個份上嗎?
我決定親眼去雲南看一看。一路接觸到很多人,走訪與楊善洲一起奮鬥過的人,聽當地老百姓談起他,我逐漸了解到楊善洲的好,為自己曾經有這個問號感到羞愧。
這個戲創作時間緊張。拍攝期間,我請了兩位老師做我的表演指導:一位是與楊善洲一起奮鬥的第一任老場長,一位是楊善洲的女婿。慢慢地,我在兩位老師的眼神裏,找到了扮演楊善洲的自信。
我當時上了大亮山的林場,看到曾經是光禿禿的一片山,變成了鬱鬱蔥蔥的大森林。這森林就是楊善洲退休之後,帶著一幫人在山裏20多年幹出來的。楊善洲本來可以安享晚年,朋友知道他下決心去山裏種樹,紛紛勸他:“你這不是自找苦吃嗎?”他説:“我的職位沒有了,但我是共産黨員的職責沒有變。”
楊善洲生在大亮山,小時候家裏窮,他被過繼給別人,靠在山上挖草藥賣錢當學費。他的夢想是有一畝自己説了算的土地。新中國成立,他不僅分到了十幾畝地,還有兩間屋子、一頭牲口。他打心眼裏感謝黨、感謝政府。他不止一次看到村裏的“擔架隊”,共産黨員是上山抬著擔架後頭、下山抬著擔架前頭,出力總是最多。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他們是共産黨員。在楊善洲心裏,共産黨的形像是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楊善洲要報恩,並找到了最適合他的方式:用生命來報恩,完成好黨和組織交付的每一項工作。這是他心裏的誓言。
我在當地收集了很多老百姓寫給楊善洲的順口溜。“活到老,幹到老。”“大官他不像,像什麼?像,像個種田郎!富翁他不當,當什麼?當,當個共産黨!”“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鑽山溝溝。”……短短幾句順口溜,就生動描繪出了楊善洲與家鄉父老之間的深厚情感。
楊善洲82歲才下山,他在彌留之際對女婿説:“我做夢了,夢見山裏孩子想喝咖啡、想吃巧克力。”20多年來,年輕人跟著他沒少吃苦,他內疚,始終牽掛著他們。這些真實的細節,讓楊善洲這一共産黨員的形象生動可敬。
因為《楊善洲》,我獲了華表獎、北京國際電影節獎、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獎、“春燕杯”4項榮譽。我把4個獎的獎盃、獎狀、獎牌,送回雲南保山楊善洲奮鬥過的林場。
盡全力創造不負這個時代的角色
2014年參加文藝工作座談會,我深切體會到,紮根到生活裏去,有創新,才能出來真正好的作品,才能跟得上時代。
我演過趙樹理。他不是一個月兩個月,而是經年累月地深入農村,寫出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成就了“接地氣、傳得開、留得下”的經典。
《楊善洲》之後,我在電影《老阿姨》裏扮演甘祖昌將軍。甘祖昌1927年入黨,1955年授少將軍銜,1957年解甲歸田。還鄉29年,他修橋修路、修水庫修水渠,惠及十里八鄉。可惜的是,這個片子公映我沒能參加,因為做了第二次大手術。家人朋友都為我揪著心。進手術室前,兒子流淚對我説:“爸,你塑造的這些角色,大家都會記住的,你這輩子沒有白活……”
沒想到,在那之後,我還有機會塑造新的角色。這些年,我參與了《希望的大地》《河山》《我們的新時代》幾部戲。雖然創作上有些困難,説話不太清楚,但我不甘心,趕上這麼好的時代、這麼好的環境,我還想接著演,用有生之年有限精力、盡全力來創造不負這個時代的角色。
我的追求還是那句話:在通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大道上,做一顆堅硬的鋪路小石子!
我是共産黨員,也是一名演員。作為演員,我要完成角色的創作,要吃苦在前,為角色下最大功夫。每一個角色不管大小,都要問自己盡力沒有。
我曾講,要做一個稱職的演員,珍惜“演員”兩個字,因為來之不易。演員是文藝工作者,是心靈的工程師,要為觀眾提供精神食糧。演員對職業使命的認識有深淺之別,但這個基本的理念要有。在新的征程上,我們得想想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責任,想想這份職業的意義,也得問問自己:你是什麼角色?你的位置在哪?
常有人問我:“你扮演了這些優秀共産黨員,有怎樣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希望這樣的優秀共産黨員越多越好。
每當想起李大釗、想起焦裕祿、想起楊善洲,我的心裏總會響起那首歌:“我們共産黨人好比種啊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呀方,就要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