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業奇觀性和普遍共鳴感之間找到平衡

《中國醫生》劇照

作者：程波

電影《中國醫生》可以説是當代“新主流大片”坐標繫上的一個新坐標，特別是在“重大主題”影視劇創作趨於常態化的語境下，主流價值觀傳達和市場價值實現是其雙重訴求。作品是承接“中國驕傲三部曲”（《烈火英雄》《決勝時刻》《中國機長》）的“中國勝利三部曲”（《中國醫生》《長津湖》《無名》）的第一部，其最終的票房和市場反饋會怎樣，也很讓人期待。

在抗擊新冠疫情的現實中，人們無數次地被疫情導致的生活變故乃至生死離別觸動，更無數次地被抗疫一線忘我工作不畏犧牲的醫務人員感動，被中國大地上由疾病苦難引起卻最終升騰出來的全民齊心抗疫的偉大精神震撼。現實和呈現這些現實的文字圖片、自媒體資訊、新聞影像、專題片、紀錄片已具有足夠的戲劇性，當《中國醫生》這樣題材的電影在“後疫情時代”再一次近距離回看似乎近在眼前的歷史，要想取得觀眾的認可，切入視角和策略是很關鍵的問題。客觀説，現實的抗疫題材和現實主義背景下的英雄塑造，處理起來是很有難度和挑戰性的，如同主創團隊的上一部作品《中國機長》一樣：事件是觀眾熟悉的，結果是觀眾確知的，那故事的新鮮感與吸引力如何附著？

“熟悉的陌生感”和“窒息的緊張感”

《中國醫生》的策略首先是著力創造了一種基於現實的“熟悉的陌生感”。

突如其來的疫情對大環境的影響人們很熟悉，對醫學治療人們知曉但又不確知，其過程和細節人們是陌生的——可能基於這樣的判斷，《中國醫生》主要把“醫生”放回到“醫院”中，放到ICU病房裏來展現，醫院內部環境空間的真實、醫生護士等醫療人員專業感上的真實（這裡插一句：電影裏不應該出現鐘南山説的類似醫生聽診器戴反了之類的硬傷）、醫療的原理（包括診療方案逐步清晰中的挫折和爭論）、流程和專業細節的真實，都成了電影品質和可看性的重要抓手，類似于戰爭片中的戰鬥細節、或者災難片的救災細節。“插管拔管”“血氧飽和度”“ECMO”等內容和場景在電影裏多次出現，與具體的救治事件和情節，和醫生自身的成長和光芒都密切聯繫在一起，觀眾對此是好奇和敬畏的，這對他們獲得觀影中的快感十分重要。

當然，這樣的“醫療現實主義”也不需要是自然主義的，可以留白和典型性塑造，同時也需要注意對專業性的“度”的把握，就像電影自覺意識到並進行的自嘲一樣——有這樣一個情節，來自廣東大醫院的醫生陶峻問年輕醫生楊小羊ECMO的英文全稱是什麼？年輕醫生答不上來，文婷反問陶峻，你知道你説啊？陶也答不上來，撂下一句“去網上查啊！”就悻悻走開了。ECMO全稱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體外膜肺氧合，俗稱“人工肺膜”，觀眾對專業細節感興趣，但須是與鮮活的人和故事結合在一起的專業細節，血液流出來再回流到病人的身體裏，這是鮮活的細節，類似“全稱”這樣掉書袋死板的“專業性”，無法引起閱讀快感。所以，“醫療現實主義”使用專業領域的現實和細節建構吸引力和奇觀性的同時，要平衡好由普遍性和通俗性所營造出來的共鳴感。在這一點上，筆者以為《中國醫生》不僅是自覺的，也可以説是成功的。

為了更有效地影像敘事，《中國醫生》還比較成功地在小景別內部空間營造出了“窒息的緊張感”，這也是“醫療現實主義”在形式上的延續。

就像《中國機長》裏的飛機，《中國醫生》裏的醫院也是一個封閉的內部空間，它雖然可以和外部發生聯繫，但空間內部的人與事才具有最重要的敘事和影像的張力。“醫療現實主義”甚至一定程度上需要直面ICU裏“血腥”的場面和殘酷的死亡，全局的勝利無懸念，局部的生死有懸念，景別縮小之後帶來的凝神關注的緊張和甚至窒息感是“醫療現實主義”吸納“災難片”的類型元素的表徵。比如孕婦病人在帶著ECMO的情況下做剖宮産手術的段落，緊張的氣氛達到了頂點。同時，“窒息的緊張感”還很好地承載了醫生們科學救治、富有職業精神、在最前沿與無形的強大而未知的病毒戰鬥的“專業性”與“行動感”。“疾病”在此時不需要“隱喻”，不需要日記裏的無病呻吟或“微言大義”，要的是在現實中忘我的醫療救治行動，要的是堅持的意志和無畏的勇氣。

“小醫院”成了大社會的縮影

《中國醫生》聚焦了武漢的一個傳染病專科“小醫院”，但並未封閉地處理它與“大時代”的關係。對內來説，醫院、ICU病房是一個由醫務人員和病人共同組成的命運共同體，面對強大的災難，雖有艱險磨難和死亡犧牲，最終幾經波折取得最後的勝利。對外來説，這樣的醫院不僅在政策指導、物資救援、人員援助等方面與外部發生著密切的關係，而且這些內部的人還通過家庭和情感的紐帶與外部世界聯繫在了一起。外部世界與醫院內部的聯通和呼應，體現在國家國際的大局勢、武漢的城市景觀，乃至方艙醫院的景觀呈現上，也是通過醫生和病人家屬這個“穿插者”，依託家庭的情感紐帶，借助手機、視頻、微信等通信工具和媒介實現的。進而由家庭到國家，統一指揮多方調度八方支援，現實中很多感人因素被編織進電影中，這個“小醫院”成了很多個醫療前線醫院的代表，還成了大時代大社會的縮影。

這樣的故事結構和框架可以説與《中國機長》類似：疫情中的醫院就像災難中的飛機，牽扯也牽動著很多家庭和外部世界。雖然結果無懸念，但過程要打開；群像式人物，折射大社會；主角要突出，塑造典型性，過程跌宕起伏，細節真實新鮮。這樣當沒有懸念的勝利來臨的時候，觀眾依然會覺得來之不易而深受鼓舞，國家作為後盾和守護者也作為我們守護的對象，這樣的聯繫很自然地會升騰出積極向上的家國情懷。

通過“小人物”塑造“大醫生”

現實災難中意志堅定、不畏犧牲的抗疫先鋒們，他們是平凡的人但也是實實在在的英雄。《中國醫生》通過還原環境真實中的人物真實，通過“小人物”，塑造“大醫生”。醫生群體有著統一性也有著豐富性，絕非千人一面，也非高大全。他們也有膽怯、猶豫、自負、犯錯的時候，電影對於這一點並不避諱，反而使之成為情節推進和矛盾糾葛的素材：致死率一直降不下來而引起的治療方案上的激烈爭論，陶峻過度自信導致病人拔管後的死亡，楊小羊不敢插管等內容都是這種手法的運用。

同時，醫生這個職業的崇高感與醫生個體的獨特性又是辯證的：英雄是傑出者也平凡人，他們“每一個都是超人”，他們雖然都穿著同樣的防護服戴著同樣的口罩，有著醫生這個統一的稱呼，但他們身上還是寫著自己的名字，塑造多個“這一個”醫生，是電影的責任。醫務人員不是石頭縫裏蹦出來的，他們與家人的血肉聯繫和情感紐帶被電影凸顯。比如張醫生與病重的妻子的視頻通話段落，張醫生鐵漢柔情，以示弱的方式鼓勵祝福妻子，表達了對妻子的不捨和愛，他説，“我們説好的，再過幾年我不能動了，你要來照顧我的，你不能丟下我不管。”再比如，上海援鄂醫生吳晨光寫了兩份遺書，把給自己女兒的給了雙親都染病離世的小女孩，還喃喃自語“這不算欺騙”。小女孩之前從吳醫生手中接過父母死亡通知書和遺物時問：“叔叔，我就想知道沒有了爸爸媽媽該怎麼辦？”諸如此類的情節設計巧妙絕非強行煽情，反而對塑造人物的真實感、獨特性和鮮活感十分有效，英雄情懷藉此自然升騰起來，讚歌隨之而起。

演員的表演也是人物塑造乃至整個電影的亮點。口罩大多時候遮蓋了面孔，那眼睛和肢體語言的表演就十分重要了。張醫生和文婷醫生的湖北方言、張醫生的肢體語言和粗口、陶峻醫生的廣東普通話、楊小羊的眼神都是很重要的記憶點。這些同樣也是英雄的讚歌。

綜上，筆者以為，《中國醫生》整體上是成功的，而且對開拓新主流大片繼續往深遠處走提供了新的經驗。但可能受制于策略選擇、美學追求、拍攝難度、投資規模等多方因素，影片還是欠缺了一些全局宏觀的氣勢與可以傳世的史詩感。比如，現實中我們都被這樣的畫面感動過：原本不相識的醫療隊在機場相遇，匆匆一個照面自報家門，英雄匯聚上陣殺敵的豪邁和崇高感可以讓人瞬間淚目。而電影裏兩個女醫務工作者在更衣室裏自報家門，雖傳遞了類似的資訊，但那種崇高感卻是有所缺失的。當然，抗疫的現實足夠近又足夠震撼，也許在這個局部語境裏，生活高於電影。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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