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亞文：敢和院長“叫板”與醫護緣分特別

《中國醫生》中，幾位醫生個性鮮明，朱亞文塑造的廣東援鄂醫療隊成員陶峻就是個“驕傲”的醫生，陶峻的原型是鐘南山院士團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核心成員之一桑嶺。朱亞文説，原型人物性格也比較張揚，很多人形容他的性格更像是外科醫生。所以，他在表演時，最主要的一點就是“突出他身上的驕傲感”。

“刀子嘴，豆腐心”從驕傲到無力

朱亞文飾演的陶峻起初來到武漢的時候非常樂觀，他甚至有決心要在兩周之內與大家一起戰勝疫情，但現實的殘酷讓他受到打擊，朱亞文説：“在這個過程當中，他經歷了自己從學術到整個內在生命的一個翻新的過程。他後來變得柔軟，變得更加樂於犧牲。”

在朱亞文看來，陶峻的驕傲不是目中無人的自大，是對自己專業水準的自信，而且還有點“刀子嘴，豆腐心”，“比如他和千璽飾演的住院醫生楊小羊之間的關係，在ICU停電之後，他甚至是帶著威脅的口吻對小羊説，‘從明天開始你離開ICU，這樣對所有人都好’，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傷到了這個孩子的自尊，但其實更多的也是想保護他。在看到小羊的努力後，他又會逐步接納他、幫助他。他不是一個善於真情流露的人，但是他做的所有一切都是出於保護和愛。”

朱亞文扮演的陶峻在眾多醫生中很“搶眼”，因為他講著廣東普通話，形體上有些“垮”，不像其他醫生那麼嚴謹，而且，他敢和院長叫板，一來武漢，就和張涵予扮演的張院長産生正面衝突，那是在第一次關於死亡病例的學術討論會上，對於是否插管，醫生們産生了分歧。朱亞文説：“看似是一場衝突，其實是一個軍令狀，我把那場戲視為軍令狀。因為我覺得在影片中需要有一個人衝破陰霾，但是你不能直接用臺詞説我願意立這個軍令狀，所以我們當時和導演商量，就選擇了一個稍微火爆一點的衝突。”

張院長告訴陶峻自己有漸凍症的那場戲，朱亞文説對他有強烈的刺痛感，“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的驕傲在這一刻開始變形了。加上陶峻一直精心護理的一個病人離世給了他很大打擊。我覺得那個時候會把自責全歸結到自己身上，那種無力感，那種傾盡一切去付出的獻身精神，在這裡面産生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對衝。”

導演説要麼不拍拍就不能讓人罵

朱亞文在片中有很多場手術戲，為此他也進行了專門的訓練。他説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是一個腦袋三個大，“我入組第一天拍的就是ECMO（人工肺呼吸機）這個戲，感謝現場有很多曾經援鄂醫療隊的醫生，手把手地給我們進行輔導。”

《中國醫生》中的醫療戲被評價為非常真實，朱亞文認為這要感謝導演組的充分準備：“導演很早以前就説要麼不拍，拍就不能讓人罵。開機之前，劉偉強導演已經前期進入了將近四個月的時間，關於拍攝手法，以及形式表達、團隊訓練，是每一天都在進行的。”

演員進組後，劉偉強還進行了兩個星期的試拍，“這個試拍並不是説在操練自己手下團隊的技能，帶動的是整體創作的向心力，把當時抗疫的那個時空還原出來，而你還不能被這個時空的那種肅穆、壓迫感給吃掉，你還要在裏面找到自己的創作縫隙，讓每一個人都能在這個空間裏面認真、嚴肅，又能遊刃有餘地進行工作。他就是把所有的難字都寫在最前面，他面對我們的時候永遠是開朗的、歡笑的，然後回去自己就睡不著覺了。比如，他晚上八點鐘睡覺，淩晨三點鐘就起來做功課了，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最大的感受是心疼醫護工作者

拍了《中國醫生》後，朱亞文説他發自內心地愛上了醫護工作者，“聽他們分享抗疫故事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袒露出有多麼驕傲和自豪，他們特別平淡，是一種面對疫情之後，靠著自己靠著群體重新站立起來，依然在傳播著信心和愛的方式，這個讓我很暖心。所以在與他們共事和塑造他們的過程當中，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特別帥。”

朱亞文的母親是護校老師，教學35年，向醫療崗位上輸送了幾萬名護士。這一次抗疫，也有母親的學生衝在一線，疫情暴發的時候，她就很難受，説這些護士很不容易。這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心疼，在拍攝過程當中，我們所有演員都是一樣的，空下來的時候就會跟醫生護士聊天，我相信大家是需要傾訴、需要交流的，他們所表達的可能是我們在這個戲中特別需要的一些感受。在疫情防控期間，我們是被保護的人，在這個創作過程當中，我依然是一個受益者，所以整體下來就是感謝、心疼。”

對於主創來説，穿防護服是一大痛苦，朱亞文也坦承他第一次穿時像進了煉獄一般，“人是處於輕度缺氧的狀態，腦子經常跟不上。那時著裝有六七個小時吧，但也就是一兩天是這樣的狀態，可醫護人員那段時間是兩個多月，甚至三個多月，他們每天都是那樣。所以，每次採訪的時候，我挺不願意談到説，作為演員，你演這個戲辛不辛苦這個事，我覺得挺丟臉的。演員就是通過演戲，讓更多的人去了解某一個行業、某一群人，這是你職業的責任，沒什麼可多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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