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房是我造》
張衝
丹麥導演托馬斯·溫特伯格的《酒精計劃》(2020)去年和今年在多個電影節斬獲獎項。瑞典導演羅伊·安德森晦澀難懂的電影《關於無限》(2019)獲得了當年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拉斯·馮·特裏爾的另類作品《此房是我造》(2018)在戛納電影節放映時遭到部分觀眾抗議,“電影結束時整個電影院空了一半。但是留下來的觀眾卻全場起立,連續鼓掌6分鐘嚮導演致敬”。北歐現代主義電影,從老一代的斯約堡、伯格曼、德萊葉,到年輕一代的特裏爾、溫特伯格等,都在嘗試運用影像的方式去闡釋一種哲學或者邏輯關係,去揭示既帶有普遍性,同時又充滿個性的視聽表達。不但具有物質性,更具有深沉的創造力、精神性和導引性。
《他傻瓜,誰聰明》
《更好的世界》
《酒精計劃》
《希望的另一面》
在“陰影”中“認識你自己”
李安上大學初期,受瑞典國寶級導演英格瑪·伯格曼的《處女泉》(1960)影響,決定終生都要走這樣的電影道路。其後也的確如此——李安在自己不同時期的電影中分別向伯格曼或《處女泉》致敬。《處女泉》是伯格曼42歲時拍攝的作品,揭示了他在那一時期對信念與人的關係的思考和肯定態度。在伯格曼後來現代主義特徵較為明顯的《假面》(1966)中,探尋人類社會的倫理之愛——“母愛”是否天然地存在這一普遍性問題。電影中拒絕説話而致力於靜默的伊麗莎白為了趨同且追隨快樂原則,不得不戴上人格面具,隱藏“二號人格”中陰暗的自己,去扮演符合“一號人格”——共同標準的非我,導致厭惡、恐懼和憎恨,同時亦見到了存在的荒誕性。影片結尾時,導演讓女主角回歸世俗社會,直面荒誕,猶如西西弗斯一樣繼續推動巨石,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終極英雄”。
亞裏士多德認為英雄就是“敢做和能做可怕之事的人”,這樣的人在“認識你自己”的前提下,承認“至善的理念世界”的存在。芬蘭導演阿基·考裏斯馬基《火柴廠女工》(1990)中的伊利絲,是一個值得“同情”和“憐憫”的好人:她愛父母,將自己的工廠收入悉數上交,她也單純地愛那個知識分子。但她美好的願景被寄生蟲般的父母貪婪地剝削——父母禁止她愛美、打扮和跳舞,父親甚至扇她耳光以示責罰。同知識分子一夜情後懷孕遭拋棄的事件,則折射了階層差異所帶來的必然後果。女工伊利絲只是單純地追求“真善美”,但這願望被荒誕與虛無的秩序世界擊毀。認清真相後,她進行非此即彼、以惡報惡的選擇,以“摧毀”來結束秩序的惡性迴圈。考裏斯馬基此前的電影《罪與罰》(1983)中的拉依肯與之相似:他殺死了開車撞死人逃逸、又因證據不足逃離法律責罰的商人,他説他要殺的不是這個作為個體的“人”,而是“要推翻一種準則”,這個準則就是操縱系統,是“法律機器”“科層化”與“轄域化”的控制體系。但他如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悲哀地發現,他本打算殺掉一隻蝨子,卻沒想到自己也變成了一隻“蝨子”,這個世界並沒有因他的“超人”式動機而少掉一個“蝨子”。考裏斯馬基的《希望的另一面》(2017)則從信仰問題出發,帶領人們穿過認知的荒涼之地,到達超越之愛的彼岸。
“生成-毀滅-生成”的迴圈
北歐的現代主義電影導演們在對人類普遍性問題進行思考方面,較傾向於將抽象概念帶入視聽之中,有時會使用極端電影的方式對“惡”“死本能”等問題進行思考與展示。弗洛伊德提出的死本能“又被稱為毀壞衝動、攻擊本能或侵犯本能,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要摧毀秩序,回到前生命狀態的衝動”,在完成“生成-毀滅-生成”的無限輪迴與重復中,不斷地以綿延的方式發展和流動。
在丹麥導演蘇珊娜·比爾的電影《更好的世界》(2010)中,在非洲進行人道主義援救的伊利亞斯的父親,具有尼采所蔑視的“打左臉給右臉”的“奴隸意識”,告訴兒子和他的朋友克裏斯“臉被打並沒有那麼可怕”。男孩克裏斯經歷了喪母之痛,他為軟弱、善良的朋友伊利亞斯復仇,以“死本能”向施暴者施暴,卻使得自己陷入復仇的迴圈,並不能將其帶出痛苦的境況。最後解決他走出“復仇”迴圈的是伊利亞斯的“善”,後者在最後關頭冒險救下晨跑的一對母女,這讓克裏斯看到了真正的“強大”“善”與“復仇”。
拉斯·馮·特裏爾的電影《此房是我造》在論及“創造”與“毀滅”時,有如下表述:“你能説腐壞是好還是壞嗎?很多人會説,這是自然作用,説到底是事物之間的化學反應,這是地球生命的基本原則,因此這説不上什麼具體的好壞。”電影中還有“(房子)造出來就是為了被拆掉的嗎?”這樣的臺詞,論述“生成-毀滅”的無限重復與發展。
溫特伯格的《潛水艇》(2010)從兒童與少年的視角反映丹麥的社會問題:酗酒的單身母親導致三個孩子不同的命運——由於兩位少年因醉酒疏忽,導致小弟弟窒息而死,這成為兄弟兩人一生的陰影。成年後,吸毒的弟弟為避免兒子重復自己的命運,試圖通過販毒賺錢而陷入不幸事物的重復與輪迴中,在告知哥哥是個好哥哥因為他“盡力了”之後,弟弟選擇自殺。在教堂的葬禮上,哥哥與侄子馬丁再次相遇,“馬丁”是他和弟弟施洗給當年小弟弟的名字。善良的兄弟二人都嘗試去改變命運,一個在分崩離析中絕望,一個在絕望中憑藉本性之“善”找到了希望。從母親到弟弟,悲劇在重復,而“善”也在重復,溫特伯格以“善”與“愛”的溫情,為丹麥的“酗酒”“吸毒”等關乎絕望與毀滅的社會性問題提供解救之道。
在拉斯·馮·特裏爾的《破浪》(1996)中,貝絲以層層遞進的“犧牲”來完成對丈夫的“救贖”,最後毀滅式的付出導致了貝絲的死亡,同時她深愛的丈夫也得以康復,鐘聲也從天邊傳來。由此可以看到特裏爾早期創作的傾向和認知:愛以犧牲的方式帶來了拯救與希望,也以悖論的方式建構了信念的力量。
從“世俗世界”躍向“神聖世界”
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從經書裏面引用了這句話:“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既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不為明天的日子操心”,並強調飛鳥和百合花致力於靜默與“順從”,所以他們才能實現真正的“統治”“無所不能”和“無欲則剛”。丹麥導演加布裏埃爾·阿克塞爾的《芭貝特之宴》(1987)除了探討人存在的終極意義與人生為何以外,還將“耗盡”與“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結合在一起,通過芭貝特的一頓巴黎式的“誇富宴”,呈現人隱秘的“耗盡慾望”——通過把自己的力量或財富“耗盡”,僭越世俗世界累積財富的物質衝動,向神聖世界昇華。芭貝特的盛宴“耗盡”了她中獎券的一萬塊錢,她通過此舉對物化世界進行否定,摧毀物化世界的功利主義與資本積累原則,所有的評估體系由此崩塌。芭貝特和村子裏的姐妹倆都是她們所處世界中的超人。當年追求過兩姐妹的帕賓和羅倫斯,是世俗社會功成名就的音樂家和將軍,他們在反思一生追逐的榮譽、金錢和社會地位時,並不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更正確的”,將軍説“一切我們拒絕的也已經對我們産生影響。我們甚至會得到一些我們丟掉的。因為慈悲和真心交會在一起,正直和好運相吻。”
挪威電影《他傻瓜,誰聰明》(彼特·納斯,2001)從動物般重復的“性”本能及動物般單純而高貴的“友善”出發,刻畫了一對精神疾病患者艾林和傑爾。這對生活中不能自理的精神疾病患者,完成了他們的突轉,逐漸生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個體,一個找到了愛,一個成為神秘的泡菜詩人“E”。
近些年北歐五國的電影越來越多地被介紹到中國來,這五個國家包括丹麥、瑞典、芬蘭、挪威和冰島,他們的電影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並且在世界電影史上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北歐電影與其廣受歡迎的戲劇、電視劇産業、兒童文學、偵探小説等一樣,都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多神系統的神話學、維京文化、哲學等息息相關。加之北歐的地理位置緯度較高,又多面臨海,形成了其不同於別國的人文認知,恰如北歐電影中在論述“好/壞”“善/惡”及“重復/生成”等理念時所呈現的,他們為世界電影貢獻了北歐的“火與冰”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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