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上一步步向“革命者”靠攏

建黨百年獻禮影片《革命者》正在熱映，張頌文在片中扮演的李大釗先生，不但在造型上跟李大釗本人非常接近，更重要的是，他演出了李大釗先生身上的浩然之氣和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讓無數觀眾為之動容。日前，張頌文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聊起了他是如何一步步走進大釗先生的內心，最終塑造出一個形神兼備的銀幕形象的。他非常謙遜地表示，自己“雖然傾盡全力，但依然只演出了大釗先生偉大人格的千分之一”。

能演李大釗感到“無上光榮”

張頌文清楚地記得，有一天自己被叫到監製管虎的工作室，裏面還有製片人梁靜、導演徐展雄等。“當時每個人都看著我”，管虎問他，“頌文，你有沒有想過，出演李大釗這個角色？”一聽這話，張頌文大腦中一片空白，但很快他鎮定了下來，回答道：“好，我試試。”他們也很吃驚，“你一點也不猶豫？”

張頌文回答：“能演李大釗先生，讓我感到無上光榮。”

事後他跟管虎聊到很晚，他告訴管虎，“這次我一定傾盡全力。”這時候，離電影正式開拍只有一個半月了，張頌文一頭扎進對李大釗先生的研究中，所有網上能夠找到的跟李大釗先生有關的文字、視頻、紀錄片，甚至有一些小故事，他都仔細看了，他還仔細研究了李大釗先生的遺作《獄中自述》，開始去建立這個人物的雛形。

研究角色，張頌文喜歡追溯他的兒童時期。他認為，一個人兒童時期的經歷，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長大後的人生。張頌文上小學的時候，班上有一位同學偷了校門口賣酸蘿蔔的老太太兩毛錢，後者找到了學校。為這事，老師花了一節課的時間，不停講這個事件的嚴重性，“小時偷針，大時偷金。”老師嚴厲的態度讓當時的張頌文有點不理解，但隨著年齡的增大，他越來越理解了這位老師的良苦用心，“這些話一直紮在我的心中，長大後看到周圍有人格缺陷的人，真的跟他們童年時期的成長經歷有關。”

張頌文從研究中發現，李大釗出生時，父親已經去世，不滿兩歲的時候，母親去世，他是由住在農村的祖父李如珍帶大的。老人家從小教他讀四書五經，還請來了多位老師，一個比一個有學識，所以李大釗進步很快。他十幾歲開始接觸當時的新教育，學習新知識。1913年，他東渡日本，在東京早稻田大學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説，打開了眼界，“立志把它帶回祖國。”

尋找相似點利於塑造人物

一個演員，在塑造角色的時候，一般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演員不斷向角色靠近，而另一種則是讓角色靠向演員。

張頌文喜歡兩者取中，“每當塑造角色的時候，我都要看著這個角色，讓這個人物焦點變實，很清晰，我開始往他的方向走，他也往我這邊走，我們在中間某一個地方交會，尋找彼此的共同點。找的越多，越容易塑造。”

他試圖從自己的身上，尋找跟李大釗先生之間的相似點。

首先是“有主見”。李大釗先生從小立志，“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摘自《獄中自述》）少年時期的張頌文，也是一個有主見的人。當年初中升高中，一般人都會選擇考大學，但張頌文卻自作主張報考了旅遊職業中專，他認為，能夠做一個導遊，同樣是一件很有成就的事情。

其次是“樂善好施”。李大釗先生的悲憫情懷和博愛精神感天動地，張頌文坦言自己望塵莫及，但他也喜歡幫助別人，喜歡為大家做事。

第三是“節儉”。李大釗先生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時候，一個月的工資有150塊大洋，但自己家裏經常連買面的錢都沒有，因為李大釗都發給那些窮學生了，另外他自己還出錢印刷刊物，免費派發，還要給遠在湖南的毛澤東郵寄刊物。這份大愛，張頌文高山仰止，自嘆不如，但生活中的張頌文，也是很節儉的。

“找到這三個點，我感覺可以塑造他的皮毛了。”但張頌文清醒地知道，“要想還原一個真實的李大釗，這遠遠不夠。”

決定按照自己的理解來演

研究進行得越深入，張頌文越有一種挫敗感。“我距離大釗先生太遠了，我到不了他的境界。”

最讓張頌文遺憾的是李大釗先生留下的影像資料太少了。前不久，網上流出的李大釗先生的視頻，張頌文也看了，他在這段只有十幾秒的影像中觀察到，李大釗先生説話的時候，是攥緊拳頭的，他把這個細節用到了《革命者》中。既然完全的復原是不可能了，張頌文決定，還是按照自己對李大釗先生的理解，在精神上一步步向李大釗靠攏。

有一場戲，講一個報童被俄國暴徒殺害了，李大釗帶著工人們去談判，要求交出殺人兇手。但俄方代表拒絕這樣做，而且很傲慢地説：“你搞錯了，這不是上海，這是租界。”那段時間，張頌文看了不少國際新聞，表演的時候，他即興來了一句臺詞，“先生，你説錯了，我要提醒你一句，這裡雖然是租界，但這裡是上海；上海，是中國的上海，所以這裡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國的。”一番鏗鏘有力的話剛説完，在他對面的外籍演員，居然也嚇得倒退了一步。

“我可能在某些精神層面，觸碰到了李大釗先生的一丁點。”張頌文告訴記者。

李大釗關在獄中的戲，一共拍了8天。當初的劇本是這樣描寫的：李大釗先生跟那些軍警辯論並駁斥他們。但張頌文最終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演。在色厲內荏的反動派面前，李大釗一直閉著眼睛，“他對自己的信仰無比堅定，都懶得跟這些人説話。”只有當反動派念出了已經犧牲的戰友和同事們的名字時，李大釗先生才第一次睜開眼睛，放聲大笑起來，“他的內心很痛苦，但卻以大笑的方式錶現出來。”

在張頌文眼中，李大釗先生的身上有中國傳統文人的倔強之氣，歸結起來就是三個字：我不怕。正是因為他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才能如此堅定平靜地面對死亡，“看著勞苦大眾的遭遇，他的心中充滿了憐憫和同情；看到惡勢力和反動派，他嫉惡如仇；看到太太和孩子，他內心充滿了關愛。”

汲取精神力量無愧守常先生

“雖説我的演技未必能還原他的千分之一，但我盡力了，無愧於守常（李大釗字）先生留下的精神。”

電影殺青後的一個晚上，管虎和張頌文進行了一次長談，管虎説：“當時他看起來綿軟無力，極度疲憊，讓人心疼。”

張頌文的父親年輕時是駐守在珠海的戰士，後來轉業到韶關的農委，他從小跟父親去下地，所以對於土地有天生的親近感。

這一點，讓他能夠理解片中李大釗先生帶著學生親自下地體驗和考察農民生活的情節。拍攝的時候，張頌文一看下鎬子的地很硬，就判斷出了這是從來沒有施過肥的河床，“因為施過肥的地，地面以下半米深都找不到一塊石頭，而這塊地，地下二三十釐米處就刨出了幾十塊石頭。”他的推測，讓當地農民很吃驚。

張頌文現在住在順義的一個農村裏，他已經住了12年了，他在院子的門口種上了玉米。跟土地親近，是長在他骨子裏的。聽到兒子要演李大釗的消息，他的父親很激動，不斷叮囑：“張頌文，你現在不是一個普通的演員了，你要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

“兩個小時的電影，企圖還原一個人38年的人生，哪有這麼容易？我只能説，濃縮了他的點點滴滴，這些點點滴滴，力求做到細節都是可信的，就成功了一半，另外一半，就要交給觀眾了。”張頌文這樣説道。

前幾天，張頌文跟管虎、梁靜、徐展雄一起去了一趟萬安公墓，拜祭李大釗烈士。他看到大釗先生的妻子趙紉蘭和他孩子的墓都跟他緊挨在一起，很感動。他對著大釗先生的墓碑説：“有一部電影叫《革命者》，我出演了您。有一個叫佟麗婭的演員，她很優秀，她扮演的是您的太太。監製是管虎，製片人是梁靜，導演是徐展雄。算是打個招呼吧。”

演完這部影片，張頌文覺得，一種新的思想和力量在自己的身上生發出來，“以後我會帶著這種精神好好工作生活。”本報記者王金躍安旭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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