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的《九零後》老了，他們眼裏依然有光

他們是兩院院士、諾貝爾獎獲得者、“兩彈一星”功勳……但在《九零後》中，他們仿佛還是曾經的那個少年。

這是一部“演員”平均年齡96歲的電影，由西南聯大學子聯袂“出演”。電影上映前，他們中有3位離開人世，在片中留下了人生最後的影像；電影上映後，“演員”之一的許淵衝於今年6月17日去世，享年100歲。

他們是兩院院士、諾貝爾獎獲得者、“兩彈一星”功勳……但在《九零後》中，他們仿佛還是曾經的那個少年。面對鏡頭，他們都肌肉記憶般地背出了自己在西南聯大的學號，這大概就是“刻骨銘心”。

《九零後》導演徐蓓介紹，這部電影醞釀于5集紀錄片《西南聯大》。在這部豆瓣評分9.4的紀錄片中，“90後”校友們首次集體亮相，“很多觀眾説，5集篇幅太短，沒有看夠，也希望能看到對西南聯大更全面的介紹”。

《九零後》由此萌芽，“他們需要、值得這樣一個儀式感：在影院裏，關上燈，靜靜地，不發彈幕，看他們的故事”。

好，“90後”們的故事開始了，我們去西南聯大。

迢迢長路去聯合大學

電影拍攝時（2019年），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吳大昌101歲，他是“湘黔滇步行團”僅存的幾位健在者之一。當時大學南遷，先到長沙，再遷昆明，女生和體弱的男生走水路，其餘男生走陸路，美其名曰“步行團”，提出口號“搬家也成為教育”，全程歷時68天，行程近3500里。

語言學家趙元任為此填了一首歌詞《迢迢長路去聯合大學》，歌中唱道，“迢迢長路去聯合大學，去我所知最好的大學”……

的確，那是最好的大學。

從1937年8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開始，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停止辦學，西南聯大前後共存在了8年11個月。在全國抗戰中，這是聯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學。馮友蘭曾為西南聯大寫“勉詞”，“同學們，莫忘記失掉的家鄉，莫辜負偉大的時代，莫耽誤寶貴的辰光”。

山河淪落處，群星閃耀時。現在看來，同學們的確沒有辜負。

西南聯大先後培養出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172位兩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師……而在今天的雲南師範大學，立著一塊紀念碑，上面刻著834個學生的名字，是當時投筆從戎的西南聯大學生。

“一個學校，一群校友，一個學生，形象都是豐富的、立體的。大師有剛毅艱卓、刻苦勤奮的一面，也會有自己的個性，生而為人，概莫能外。”徐蓓説。西南聯大的誕生是因為國難，但在敵機出沒的晦暗天空下，迷人的青春依然無處不在。

楊苡坐了4天火車——還是沒有座位的行李車，才終於抵達昆明，但一點兒也沒覺得苦，因為那是“走向自由”。好幾個學生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學生宿捨得臭蟲，一開始咬得人睡不著覺，但最終雙方達成“和平共處”，它咬它的，我睡我的。楊振寧説許淵衝“盡找女同學了，所以功課就不突出了”；楊苡在詩社第一次見到趙瑞蕻，他遲到了，不住地説“sorry，sorry”……

那時候他們還年輕

最初，徐蓓想把《西南聯大》中出現的人物，以電影的方式全部重拍一遍，可是挨個去聯繫的時候，他們中已經有三位離開人世，而其中大部分也住進了醫院，再也沒能在鏡頭前再次講述那段經歷。

2019年，徐蓓把《西南聯大》的一套光碟寄給了羅振詵的兒子，請代為轉交老先生。有一天，徐蓓接到微信，是羅振詵的兒子，他説父親已經住院了很長時間，不省人事。他把光碟放到父親的枕邊後，第二天，老人安然離世。

對老先生們的每一段採訪，都讓徐蓓覺得值得作為“口述史”。

到美國採訪巫寧坤，約定的時間是上午10點，然而巫先生看錯時間，淩晨兩點就起來了。他穿著一件鮮艷的黃色襯衣，因為這是一個關於母校西南聯大的採訪。巫寧坤的夫人告訴徐蓓，那段時間他經常説夢話，在夢裏大喊“大西門外”——這是當時西南聯大的所在地。

徐蓓採訪劉緣子時，看到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絲綢襯衣，“我覺得一定是見最重要的客人時才會那樣穿”。採訪開始前，劉緣子示意女兒遞上了一支口紅，認真抹完後，才開始説話。

到南京採訪楊苡，徐蓓記得，那天降溫，中午也冷。楊苡原本盤著腿在床上休息，但她堅持端端正正地坐到椅子上，再開始拍攝。“她在聽一個綠色的播放器，我好奇地問她在聽什麼。100歲的她調皮地笑了一下，説，‘這是我的小快樂’，就把耳機放到我的耳朵裏。”聽到音樂的那一刻，徐蓓被擊中了，這首歌成了《九零後》英文名的由來——《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在楊苡不大的房間裏，攝製組勉強鋪了兩節軌道，最後的鏡頭從她身上慢慢拉開。“楊先生是一個很有新女性風采的女性，在拍攝中一直沒有流淚。但拍完之後，我想擁抱老人，發現她的眼裏有淚。她在我耳邊説：just for you。她為的是西南聯大。”徐蓓説。

當他們進入耄耋之年，他們的眼裏仍然有光

《九零後》中出現了三次《吊古戰場文》，畫外音念道，“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當鄧稼先和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求學時，他們吟誦這篇文章，是年輕人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當日軍侵華的硝煙蔓延到昆明，這是民生涂炭、國將不國的寫照；而到電影接近尾聲，中國的“兩彈一星”發射成功，此文再次迴響，青年不負家國。

“雖然我們不是生活在那樣一個年代，現在我們的祖國富足、強大，但是我們有自己的青春，青春的熱血、迷茫、狂狷，每個人都有。前輩們的堅韌、達觀，對人的彬彬有禮、對世界的善意、骨子裏的教養……難道不是今天的我們更應該學習的嗎？拋開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背景，所有的一切在當下仍顯得非常重要。”徐蓓説。

“民主”與“科學”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青年信奉的真理，也是西南聯大的學風。這樣的集體品格讓我們思考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我們該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如何提高自己生命的志趣？當我們進入耄耋之年，我們的眼裏是否仍然有光？

《九零後》在昆明做一場點映時，觀眾中有一個女孩，她説自己很小的時候就“認識”楊振寧了。因為她問媽媽，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媽媽説是楊振寧，於是她就買了一本《楊振寧傳》讓媽媽講。這時，旁邊一個小學生接過了小女孩的話，説，“我們要向楊振寧學習，而且要超過他們”。

鄧稼先讚賞一個人，喜歡用一個形容詞“pure”（純粹）。有人問鄧稼先，為什麼研製“兩彈”，美國用了六七年，中國只用了兩年？鄧稼先頑皮地一笑。這是記錄在西南聯大校友的回憶文章《絕徼移栽楨幹質——憶在西南聯大時的鄧稼先》中的一個小細節，徐蓓把它放到了電影結尾。

“頑皮地一笑，和pure這個詞一樣，我認為不只是對鄧稼先的描寫，這種描寫也適合西南聯大的校友群像。”徐蓓説，“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他們終其一生守住了心中的pure，才會有如此的成就，和寧靜平和、目光清澈的老年。”

《九零後》中出鏡的西南聯大學生

鄧稼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

查良錚（穆旦）詩人/翻譯家

朱光亞“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

王希季“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

楊振寧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李政道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楊苡 《呼嘯山莊》譯者

許淵衝 《詩經》《追憶似水年華》譯者 （2021年去世）

劉緣子 《人類的故事》譯者（2020年去世）

巫寧坤 《了不起的蓋茨比》譯者（2019年去世）

馬識途作家（《讓子彈飛》原作者）

王漢斌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

胡邦定原國家物價局副局長

葉銘漢中國科學院院士

潘際鑾中國工程院院士

彭珮雲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

羅振詵中學退休教師（2019年去世）

原文連結：

http://zqb.cyol.com/html/2021-06/22/nw.D110000zgqnb_20210622_1-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