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淄博日報》當攝影記者的焦波拍了一個專題：一個山村極為缺水，老百姓抱著被子在泉邊睡覺等水。因為他的報道，政府給這個村打了口井，他又拍下了水井出水、村民喜笑顏開的畫面。當時，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感激地對他説：“焦記者，等你退休了，我們養活你。”
焦波拍《出山記》摔了12次。
焦波把爹娘接到北京，出席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俺爹俺娘》攝影展。
本報記者李俐
“農民在土地裏種莊稼，我們在土地裏種植故事。”説出這句話的是著名攝影家、紀錄片導演焦波。已過花甲之年的焦波，曾經花了整整30年拍《俺爹俺娘》，用十年時間記錄汶川地震孤兒的成長，又從2012年起把鏡頭對準了鄉村，陸續拍出《鄉村裏的中國》《淘寶村》《出山記》等多部紀錄片，為脫貧攻堅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影像檔案。
在日前舉辦的焦波光影研討會上，主持人敬一丹深情地説，也許若干年後，人們會説“幸好有焦波”，因為有了他，才有了那些來自土地、來自基層的真實記錄。
■他是農民的兒子，卻把爹娘照片挂進中國美術館
焦波出生在山東淄博一個叫天津灣的村子裏，“俺爹是木匠，我從小就跟他學拉大鋸，學了幾天就煩了。他告訴我，大鋸要一鋸一鋸地拉，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只要你懂得了這個道理，以後幹啥都能成功。”
後來，焦波果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不過靠的卻是一台相機。1974年，走出窮山村在外教書的他帶女朋友回家，也帶回了女朋友父親在抗戰時繳獲的一台德國蔡司依康相機。這是他第一次給爹娘拍照，也是60多歲的爹娘第一次拍合影。
這一拍，焦波堅持了整整30年。12000多張照片、600多個小時的錄影，記錄下爹娘的日常起居、喜怒哀樂，也記錄下鄉村裏的風土人情、世事滄桑。很多人都問過焦波，為什麼能堅持這麼多年，他説，動機很簡單：看到一天天變老的爹娘，捨不得他們走，只有用照相機和錄影機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
1998年12月1日，在娘86歲生日那天，焦波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俺爹俺娘》攝影展。但在開幕前，娘突然病倒了，她瞞著焦波強行出院，打著吊瓶坐火車到了北京，用在家裏磨好的剪刀，為這場影展剪了彩，隨後，自己竟奇跡般地康復了。
這場特殊的展覽感動京城，轟動全國，被媒體譽為是“近年來唯一讓人落淚的影展”。很多人領著老人孩子去看展覽，有觀眾留言説：“焦老師，我是在你母親相片前哭了3次的大連小夥子，現在我已經買好了回大連的機票去看老人。”
影展結束後，焦波也火了，白岩松來到他家採訪老人。“我説我也想拿錄影機拍俺爹俺娘，他提醒我趕緊拍，再不拍就來不及了。”焦波趕緊花三萬元鉅資買了臺DV，留下了爹娘最後幾年珍貴的影像，“娘90大壽那天，爹摟著娘拍了最後一張闔影，他們把最光彩的時刻都留在了照片裏。”
爹娘去世後，央視以焦波拍的600多小時的錄影為資料，完成了一部24集的紀實連續劇《俺爹俺娘》，“為了拍這部劇，央視副臺長高峰在俺村住了三個月，也可以説，是他手把手教會了我怎麼拍紀錄片。”
■爹娘走了，他開始把鏡頭對準養育他的中國鄉村
2012年元旦，焦波接到了時任廣電總局電影局副局長張宏森的一個命題作文：找一個村莊，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屬於中國農民的紀錄電影《鄉村裏的中國》。“但有一個條件，必須在村裏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離開。”從來沒拍過電影的焦波，憑著農民身上那股倔強勁兒，毫不猶豫地接了下來。
由於經費等諸多問題，找專業導演、專業攝影師幾乎是不可能的。最終，他組建了一個平均年齡21歲的攝製團隊，年齡最小的攝影師北川才15歲，是他在汶川大地震孤兒中收的小徒弟。
這個零經驗的團隊，靠著“堅持”這個笨辦法，在一個叫杓峪的村子一住就是373天。杓峪村本來有167戶人家，村民親切地稱他們是第168戶。正是這種朝夕相處的拍攝方式，讓鏡頭裏的鄉村無比真實，村民們的喜怒哀樂甚至爭吵扭打，都在鏡頭前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這部影片不僅在第二年獲得華表獎，還以9.3分的豆瓣評分成為網友們公認的“了解中國農村必看的紀錄片”。
“很多人都問我，怎麼能讓村民不介意錄影機，掏心窩地跟你説話？我説我長得就像個農民啊。”即便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焦波仍改不了啃煎餅卷大蔥的習慣，每到村裏拍攝，他總會拉著大爺大娘的手噓寒問暖，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他也告誡團隊裏的小夥伴，“不要説行話，要説人話，做人事。”這麼多年來，焦波的拍攝不但從沒有受到過任何阻撓，還和鄉親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杓峪村唯一的“文化人”杜深忠是《鄉村裏的中國》的主角之一，他曾在拍攝時對焦波説過，自己一生的理想就是擁有一間陽光小屋，能夠坐在陽光下看書寫字，門口再放塊泰山石，刻上“松石書屋”四字。紀錄片播出後，杓峪村的知名度高了，蘋果更好賣了，杜深忠也火了一把，成了當地的文化名人，還蓋起了新房，終於圓了夢。
“人需要吃飯是吧，他得活著。精神也需要吃飯，也得需要哺養。”這是杜深忠在片中的金句。在焦波的鏡頭下，中國的農民不全是面朝黃土背朝天，也有這樣充滿著大智慧的“明白人”。“以往大家對農民的理解太片面，總是和愚昧落後聯繫在一起，我特別想打破大家對農村的認知，為當代農民樹碑立傳，把他們思想上跳躍的火花捕捉下來。”焦波説，爹娘走了，他還要繼續拍養育他成長的中國鄉村。
■他出山又進城，想為脫貧攻堅留下一份影像檔案
2016年為拍攝《出山記》，焦波率團隊住進了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的大漆村，這裡是貴州省20個極貧鄉鎮之一。“一個懸崖上的村民組叫泉裏，為見證修路的過程，我們沿著尺把寬的小路走一兩個小時才能到達這個村民組，我們去了28次，我摔倒了12次，終於見證了公路修到了這個村。”
出山不易，進城更難。2018年，他又來到遵義市新蒲新區的安置點拍攝《進城記》，記錄這些山裏人如何變成城裏人的故事。
讓焦波沒有想到的是，拍完這部電影，片中的主角覃猛居然成了自己團隊的一員。“這個小夥子18歲就出去打工了，特別熱情陽光，平時就喜歡拍小視頻，他拿手機拍的素材比我們拍得還要生動。”焦波不僅把覃猛拍的段落剪進了《進城記》，還在交往中對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從小特別窮，和爺爺奶奶住在山洞裏，但這孩子很有想法，對人生有追求，還特別好學。”電影拍完後，覃猛就跟著焦波團隊學習攝影，刻苦鑽研技術，不到半年時間，已經成長為一名成熟的攝影師。
焦波願意給這樣的年輕人機會。去年，他帶著覃猛翻山越嶺，來到了雲南省怒江州蘭坪縣中排鄉德慶村的大山深處。在海拔3000多米的老窩村民組，傈僳族的村民們世代生活在這裡，幾乎與世隔絕。焦波一下子就看中了這個原始淳樸的村莊，“隨著他們的搬遷，這種生活方式很快就會消失，我們的記錄將會具有史料和人類學的價值。”
但拍攝條件的惡劣也是焦波幾十年來從未遇到過的。因為道路還未修通，所有的設備只能靠他們背上山。“弄不好我就命喪老窩山了。”焦波告訴記者，山裏空氣稀薄且高寒，本就有肺病的他整個夏天都不敢脫羽絨服，幾度想走又不得不堅持下來。有一次，連下了幾天大雨，雲南多處發生泥石流，焦波和團隊好不容易爬到了新修的公路上，等待來接他們的車，“結果那輛車的前蓋和擋風玻璃全被碎石砸爛了，特別危險。”
“老百姓艱難地走出大山，我們扛著錄影機艱難地走進大山。”在拍攝《老窩》的過程中，焦波不僅記錄下新生活的重建，更記錄下了村民們心靈和思維模式的重建，“這才是脫貧攻堅中最重要的，既要搬得出，還得能致富。”
五年來，焦波考察走訪了五六十個村莊，通過《淘寶村》《大眾村》《種瓜記》《大歌》《黃河之水天山來》等九部紀錄片，見證了貧困地區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説，作為一個紀錄片人，這時候如果不把鏡頭對準鄉村，就是一種失職，“鄉村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藝術的根，不管到什麼時候，我的鏡頭將始終對準最可敬、最可愛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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