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思諓
今年是聲囂讀劇節舉辦的第三個年頭。相比以往的兩屆，參與的劇作家數量增加至九位，短劇增至十個。規模的擴大，或許是與今年的主題有關。年初的疫情徹底改變了整個世界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今年“聲囂”的委約創作便順理成章地聚焦在這一命題之上——“帶著問題意識，書寫當下”。最終，于元典美術館持續兩天，以九小時馬拉松的演出形式呈現出的第三屆聲囂讀劇節，成為青年戲劇人對“當下”富於個性的回答。
劇本，或探索
十部短劇分為“實驗新聲”“重構非虛構”“以問答問”三個單元。“實驗新聲”單元中的短劇極盡靈動跳脫，傳統戲劇劇本中必不可少的“三大件”——人物、事件與情境，紛紛讓位於碎片化的對白、場景、情緒、感受，文本甚至走向超現實的詩性領域或象徵性的寓言化。這就使得這些劇本在面對觀眾時，對舞臺呈現有極大的倚重，必須依託于表演。
“重構非虛構”單元儘管也有對傳統劇本寫作手法的挑戰，如大時間跨度的場景跳切、人物身份的虛化等，但基本上這個單元的寫作都能夠喚起人的現實經驗，帶來某種程度的“切膚之感”，也就實現了對“當下”這一命題的表達。
“以問答問”單元最為亮眼的是《？？？》這則短劇。它將編劇們的互相提問和以短篇幅寫作做出的回答放在一起，猶如拼貼畫一般，拼湊出疫情背景下的眾生繪卷。故事中不乏鋒銳之處，這些短小的瞬間，似乎就是會在某個時刻刺痛人心卻又被迅速遺忘的東西，但在《？？？》中它們終於擁有了位置。與《？？？》相同，還有兩則短劇也都不滿足於記錄取材自新聞報道與社交媒體中的現象，而是基於這些現象提出了“無解的問題”——當問題背後有更多千絲萬縷不可解的原因，而又沒有任何問題能夠以唯一或確定的方式作為回應時，或許劇作家能做的，就是把問題擺到觀眾面前，引導觀眾的思考。
青年劇作家在各自的劇本中展現出了各不相同的興趣點與獨屬自身的寫作風格。何齊的暴烈，胡璇藝的寫意，22forest的俏皮，喻汀芷的靈動，朱宜的浪漫，祁雯的厚重，張杭的誠摯，諶桔的細膩，陳思安的冷冽，均在這個商業邏輯嚴重侵蝕所有藝術領域，大量作者淪為流水線生産機器的當下，顯得十分珍貴。即便因篇幅所限，或因作者的閱歷所限，有些作品尚未抵達成熟階段，但完全可以以更多耐心期待作者和作品後續的生長。又或許，這種“不熟”本就有其獨到的意義，而“聲囂”作為讀劇節，正為這些尚不能以商演形式面世的劇本提供了與觀眾相遇的機會。
呈現，或歷練
呈現，是“聲囂”區別於其他讀劇活動的招牌環節，而呈現的高品質，源於“聲囂”擁有的創作者群體。曾經在諸多劇本比賽中獲獎的幾位劇作者自不必説，而參與過往屆“聲囂”的導演和演員們，其本人作為經驗豐富的劇場工作者擁有“身兼數職”“獨當一面”的能力，才得以在緊張的籌備時間之內，完成對劇作切題的呈現。由於本屆讀劇節劇目數量增加，許多人在今年經歷了身份的轉化，李嘉龍、高建偉、趙曉璐等從演員轉型成導演，而且每人都要或演或導至少兩個作品，對於年輕的戲劇工作者而言這無疑是極好的歷練機會，使他們能夠在“換位”當中加深對戲劇本身的理解。
和2019年于“本土一間”地下酒吧區進行的呈現相似，今年“聲囂”的演出在單純的讀劇和完整的演出中間，找到了某種平衡，且借由美術館空間的特殊質地，將演員與觀眾之間的“灰色區域”充分利用。《藥》韻味獨特的光線設計，《床上的故事》讓觀眾戴上眼罩僅憑聽覺去感受近在咫尺的臺詞與肢體移動，《？？？》不時將話筒遞給觀眾，邀請他們回答螢幕上由編劇提出的問題，種種設計都顯示出製作團隊試圖拓展劇場疆域的努力。
當然，演出並不完美週全，試驗當中自然會有問題浮現。比如説，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平衡導演可能出現的自我表達和劇作者原本的寫作意圖？如果演出場館並不具備標準劇場或更狹小空間的收音條件或投影條件，如何週到地安排演員、觀眾、場務人員的動線和互動方式？相信在之後的讀劇節中能夠看到主辦方更好的設計與更多的嘗試。
少數，或其他
可以説是某種巧合，本次讀劇節的九位劇作家中八位都是女性。這當然會讓人聯想到今年文娛界火熱的女性主義思潮。不過，生理性別並不意味著先天性的單一視角或沿襲幾近成為套路的創作觀念。本次讀劇節的每部作品都展現出不同於主流話語或社交網路中呈現出的草根話語的獨特“聲音”。這些劇本不約而同地在某種程度上聚焦那些過於日常以至於被忽略，過於邊緣以至於被無視，過於“非常時期”以至於深具偶然性的人物和事件上。或許是因為疫情這一主題本就易於讓人聯想到生命的脆弱性，因而編劇們順理成章地與諸多弱勢群體産生了共情。不論是無戲可接的男演員、討薪的牧民，還是被解散的生活實驗室及其中房客、斷藥危機中的性少數者，這些完全不典型的人物出現在年輕劇作家的筆下，卻具有了某種“標本”般的意義。畢竟，雖然每個個體都無法代表時代，但每個個體身上都體現著屬於時代的困惑、焦慮、動蕩、傷痛。
採用這些“少數派”的視角，是比當下日益流向標簽化的女性主義寫作更向前一步的嘗試，也是在這個劇本不斷被肢解為文本的時代中，編劇們試圖讓戲劇“回到人本身”的一種虔誠堅持。即使這些嘗試的先鋒性限定了更大範疇的觀眾接受，但假如寄望于未來觀眾文化需求的漸進提升，今日的少數，或許在未來會有更寬廣的空間。去年聲囂讀劇節上已逝作家胡遷(胡波)的《抵達》對觀眾的吸引便是一例，儘管這則類似薩特《禁閉》的充滿痛苦與哲思的劇本幾近“不合時宜”，卻仍然令觀眾在場館門口大排長龍。而今年“聲囂”的觀眾，也是可見可感地增加了，足以令人對今後的狀況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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