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杠青年”執掌音樂節

對談嘉賓鄒爽（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總監）

對談記者高倩

2018年6月26日，著名指揮家余隆宣佈辭任北京國際音樂節藝術總監、專職藝術委員會主席，二十年來從未輪換過的藝術總監一職交到了時任聯合節目總監的鄒爽手中。從2012年起，鄒爽開始參與音樂節的藝術創作，2016年正式加入音樂節。用余隆的話來説，幾年來，鄒爽和她的“新銳單元”像“風一樣改變了音樂節的思維”：看歌劇何必正襟危坐？你可以拿著“份子錢”，化身賓客參加一場熱鬧的婚禮（歌劇《奧菲歐》），也可以跟隨“小狐狸”在城市的夜色中奔跑冒險（歌劇《小狐狸》）。今年，音樂節又把一場特別的音樂會搬到長城腳下，最前沿的VR技術也將為觀眾帶來全然不同的音樂體驗。在她的手中，古典音樂總能玩出新的花樣。    

鄒爽對“新銳”的關注，與她的成長和求學經歷相關。鄒爽在音樂世家長大，留學英國時，讀過商科，學過電影，做過歌劇的多媒體設計，更是一名相當出色的導演。與許多“80後”一樣，鄒爽自稱“斜杠青年”，“總是學著這個又幹那個，不管什麼都想嘗試。”在這個層面上，引領風潮二十餘年的北京國際音樂節選擇鄒爽，並不是偶然。

藝術總監並不一定是音樂家

記者：您接任藝術總監有一年時間了，各方面的感受如何？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鄒爽：各方面步入正軌了，跟團隊的互動、合作都更熟悉了，總體來説還是比較順利的。之前，我以為這一年中的困難會特別多，因為音樂節的時間不長，場地也有限，要最大化地去做很多很多的節目，這麼多的演出，怎麼往裏塞？另外，別看音樂會就用幾個燈，背後整個搭建的流程非常複雜。音樂節的團隊不是製作公司，我們的合作者來自四面八方，每年各個項目都像碼棋子一樣，這個過程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藝術總監”的職位很高，但做的都是腳踏實地的事。像10月4日在水關長城策劃的《追夢·長城夜》露天音樂會，從夜裏演到黎明。除了考慮天氣因素，現場的秩序和舒適度也是關注重點，這些都需要不斷和各方溝通。我覺得這比拍電影還難。

記者：曾經有這樣一種聲音，認為音樂節的藝術總監最好應該科班出身，尤其考慮到前任總監余隆是一位非常傑出的音樂家。對這種説法，您有什麼回應？    

鄒爽：我代表的只是音樂節此時此刻所處的這個時代，十年後會有新的藝術總監到來，也許那個總監是科班出身。余隆指揮是了不起的音樂家，我是一個“斜杠”導演，他把接力棒交給了我，可能是因為我比較適合音樂節現在需要達到的目標，既要傳承音樂節的精神，又要保證節目的品質，同時，還要往多元化走。關注到音樂節的這部分觀眾很多是“文藝青年”，興趣不僅僅是古典音樂，他們還會同時關注戲劇、電影、當代藝術等等。他們的期待是，音樂節還能拿出什麼新鮮的東西。

到底該怎麼走？肯定不可能讓一個完全不懂音樂的人來接手。我很幸運，自己有音樂素養的基礎，只是音樂不是我的專業而已。導演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藝術行當，永遠需要從全局考慮，這和做藝術總監不衝突。音樂節的藝術總監並不一定是音樂家，國際上也是這樣。我有商科的背景，更有人會説，你為什麼跑來搞文化？難道經濟學院出來的人都要去做銀行家嗎？也許大家還是有一定的成見。實際上，我沒有從觀眾那裏得到任何類似的反饋，可能有些“學術派”會有這樣的考慮。

“新銳”不等於“非主流”

記者：您為音樂節帶來的最亮眼、也最讓觀眾津津樂道的改變就是“新銳單元”，最初為什麼會想要把各種“浸沒式”體驗、VR等等這些新銳元素帶到古典音樂裏來呢？

鄒爽：首先，它們都來自古典音樂，要麼是改編，要麼是古典題材的新委約。像2017年倫敦寂靜歌劇團帶來的“浸沒式”雅納切克歌劇《小狐狸》，不僅完全沒有失去古典音樂的基因，而且城市中擬人的敘事又讓它有了新的魅力。《小狐狸》在英國的一個橋洞下演出時，我旁邊坐的就是皇家歌劇院的總監。不只是我們，全世界都在關注這種形式。

如果我們僅僅是引進薩爾茨堡復活節音樂節的大歌劇，觀眾永遠都會是“到此一遊”的心態。這些作品當然也很必要，觀眾需要原汁原味，他們的心裏要有一個標準，知道大製作是什麼樣的，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能隨便買張票出國看。

但我想讓大家知道，看待古典音樂有不同的角度，不要看到古典音樂就覺得它是高高在上、不可觸及的。現在古典音樂在國外的發展更加局限，那是他們的傳統，反對創新的人更多，保守是根深蒂固的，相反，我們既能接受他們的傳統，也能接受新的嘗試。我最不支援“走路還沒學會，先別跑”的觀點，我認為有天賦的話就可以跑，要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基本功，能和國際上的年輕人進行對話。我們做的事情不是“獵奇”，不是因為國內觀眾沒見過才引進，而是它在國外也處於一種萌發的趨勢。這種聯動，也讓國外關注新浪潮的古典音樂機構知道，北京國際音樂節甚至比他們還要超前，敢做，也有力度。

記者：這些先鋒的嘗試會不會讓音樂節趨於小眾？

鄒爽：今年新銳，明年可能就變成傳統，被越來越多的觀眾認知了，就不再是小眾的東西。所謂的“新銳”，並不表示它“非主流”，這種現象很難得，我覺得只有在中國才能做到。我們的好奇心很強，有什麼事兒，一下子就能“繁衍”出很大的討論度，比如現在很多人在做浸沒式、體驗式戲劇，也有很多人開始用“音樂劇場”、“朗誦詩劇場”這樣的概念和名字。這種“跟風”是好事，大家意識到，劇和音樂都可以是多元的。

記者：您對音樂節的未來有沒有什麼設想？    

鄒爽：我希望以後的音樂節能更有狂歡節的感覺，讓古典音樂真正地發生在我們身邊，讓大家去“慶祝”古典音樂。所謂的“慶祝”，不是那種正襟端坐的雞尾酒會，而是帶著城市氣質的。我非常希望北京國際音樂節每年10月都能帶來2008年奧運那樣的氛圍，跨國界、跨文化，所有人都覺得北京是制高點，都願意到這裡來，跟這座城市互動。北京有這樣一種氣質，平時不吭聲，但不管誰來我們家，都能展現出熱情和包容的國際范兒。

“中國概念”不再限于符號化

記者：這些年來我們都看到，音樂節為推薦中國音樂家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今年又有什麼新的舉措嗎？

鄒爽：音樂節主打的“中國概念”是不變的。音樂節上個20年裏，陳其鋼、譚盾這些大師充分地發光發熱，帶動了很多的新現象，現在到了傳承和發現新人的時候。今年我們選擇了周天、杜韻兩位作曲家，他們都是“準80”，出生在改革開放前後，是我的同齡人。

關注周天和杜韻，首先是發現了他們的成績，他們是完全的學院派出身，從中國到國外留學，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周天是上海交響樂團的駐團作曲家，他的《樂隊協奏曲》和許多委約作品都非常出色，在國際上，他是第一個獲得格萊美獎最佳當代古典音樂作曲獎的華人。杜韻不僅是獨立作曲家，也是當代藝術節的顧問和藝術總監，是個跨界的奇才。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的《天使之骨》正在紐約的小劇場裏演出。因為北京國際音樂節都是提前很早安排演出計劃，《天使之骨》當時沒能馬上到北京來。一年後，《天使之骨》做成了大舞臺的版本，拿到了普利策大獎。我很自豪的是，在普利策獎之前，我們已經發現了這個作品，這説明我們的角度和世界同行是處於同一個語境的。

我們想讓北京的觀眾知道，為什麼他們的作品在國際上成為了新的浪潮。他們沒有特意去做中國題材，沒有特意通過戲曲這些傳統元素讓外國人發現自己的才華，他們完全是在國際主流的語境裏，靠作品一點點打拼出來。闖蕩美國音樂圈時，他們在拼命地展示新一代中國人心中的中國聲音：我的作品是好作品，而我就長著一張中國人的臉。可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需要功夫、熊貓、《牡丹亭》這些符號，從這個角度讓大家先開始關注東方的美學，但現在20年過去了，我們不能還停留在這些符號上。

記者：總的來説，在每年這麼大體量的演出市場裏，觀眾們聽到年輕作曲家新作品的機會還是很有限的，“年輕人出不來”是大家一直擔心的問題，對此，您覺得有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鄒爽：這個問題是肯定存在的，不只是中國，全世界都是一樣。我們不能期待所有的學生作品都去一線平臺演出，這些作品很有可能不夠成熟，但不能因此斷了年輕人的創作。我們要不停地委約，讓他們不停地創作，或者提供讓這些作曲家和觀眾對話的機會，不能讓真正想進行古典音樂創作的人離開。還有一點很重要，北京國際音樂節也一直在做“基礎建設”的公益活動，只有認識跟上來了，觀眾們才有可能理解新作品好在哪。

從青年作曲家自己來看，我覺得所有從事創作的藝術家，都應該找到自己內心真正想要表達的聲音。在技術和素養上，中國讀音樂的孩子絕對不比國外的同齡人差，國外從研究生開始才有作曲係，但他們從小就學。我們的年輕人應該視野更開闊，跳出專業的局限，真正把音樂當作對生活、對社會的表達。如果僅僅想做一部技術上的好作品，卻沒有強烈的表達慾望，那不能稱為真正的藝術家。哪怕你的作品只打動了一個人，那它的存在也是有意義的。攝影 Gonzal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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