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啟宏：一生幹好一件事就值

郭啟宏

1980年1月6日《北京日報》刊文對《司馬遷》給予高度評價。

《北京日報》對話劇《李白》首演進行了報道。

《知己》首演後，《北京日報》對郭啟宏進行了專訪。

話劇《李白》劇照，濮存昕飾演李白。

本報記者牛春梅

前不久上演的北京人藝年度大戲《杜甫》，因為呈現了一個不一樣的杜甫而引發關注。對該劇編劇郭啟宏而言，這也是他創作生涯中重要的一環，從《李白》到《杜甫》，從“詩仙”到“詩聖”，他的詩之江湖完成了最重要的描摹。翻閱幾十年來的《北京日報》，我們曾用一篇篇新聞報道和評論，記錄著這位潮州籍北京編劇的成長之路，從京劇《司馬遷》到評劇《成兆才》、崑曲《南唐遺事》，再到話劇《李白》《知己》《杜甫》，沒有一部作品不曾受到關注。

當初做編劇是“趕鴨子上架”

1940年，郭啟宏生於廣東饒平一個書香世家。從小在家中接受古典文學熏陶的他，1957年如願以償地考上了中山大學中文系。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北京市長彭真感覺北京市文藝團體創作者普遍文化程度較低，很難創作出優秀的作品來，因此決定從全國重點大學中招收優秀的畢業生充實各個院團的創作力量。工作人員先到北大、復旦、南開、中山、武大等高校摸底，了解哪些畢業生比較優秀，結果中山大學老師就推薦了郭啟宏。

來到北京後，從沒有看過一場評劇的郭啟宏，被分配到了中國評劇院。對戲曲幾乎沒有什麼認識的他，就被這麼“趕鴨子上架”，服從分配當了戲曲編劇。郭啟宏做學問比較老實，不會寫戲那就多看。

劇院領導給了他一張月票，每天去中國評劇院管理的大眾劇院看戲，劇院下場門有個放器材的小房間，就成了他的專屬座位。“我心裏想著黨分配我幹什麼，我就要把它幹好，一定要做一個好編劇，所以幾乎每天都去看，同時還要看大量的書。”對郭啟宏而言，戲劇的結構比較難，至於大家都很怵頭的唱詞，古典文學功底紮實的他倒並不擔心。

上世紀五十年代，郭啟宏的父親和哥哥雙雙被錯劃為“右派”。1978年，年僅48歲的哥哥戴著“右派”的帽子去世了，去世後幾個月才被“撥亂反正”。哥哥的離去讓郭啟宏十分悲痛，父親和哥哥這樣的知識分子的遭遇，也讓他聯想到了中國歷史上的眾多知識分子，即使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仍然忍辱發憤，為中華文化留下燦爛的遺産，比如遭受宮刑而不改其志堅持完成《史記》的司馬遷。

心有所動就奮筆疾書，郭啟宏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創作就這樣開始了，僅僅幾個月的時間，他就寫出了京劇《司馬遷》，因此有了“快手郭”的名號。身在評劇院，第一個原創作品選擇京劇，是因為他覺得京劇的藝術形式更完整，演員選擇餘地也更大。作品通過之後，在只有9平方米的家裏，郭啟宏徹夜未眠，和妻子抱頭痛哭，“那感覺就像是終於重見天日了。”

幾經波折，這部作品被搬上舞臺，一炮而紅，獲得慶祝新中國成立三十週年獻禮演出創作二等獎。《北京日報》1980年1月6日刊登的評論文章稱這部作品“著力塑造了一個見識卓絕、善惡分明、剛直不阿、堅韌不拔的史學家的光輝形象。這是歷史劇創作中的一個新收穫”。正是從這部作品開始，自發創作成為郭啟宏的創作常態，他借歷史抒發個人胸臆，成兆才、白玉霜、王安石、李煜等一個個歷史人物在他筆下“復活”。

創作《李白》融入自身境遇

1990年，郭啟宏調入北京人藝。一個戲曲編劇被調入話劇院團，可以想像當時北京人藝對人才的選拔不拘一格，而郭啟宏也如魚得水。對他而言，光寫戲曲很難得到滿足，“戲曲在反映生活的現實深度方面，不夠豐富也不夠尖銳，不能觸及到本質的東西。”但戲曲程式化的表現形式也自有它的美，他希望在自己的創作中，“既能保持話劇的深刻性，也能有戲曲的自由。”

在北京人藝，郭啟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創作自由。院長於是之總是問他想寫什麼，大家可以出點主意。但習慣於自己創作的郭啟宏不太習慣這種創作方式，只是搖頭説還沒有。其實，當時他正因為個人的境遇而決定寫話劇《李白》。

李白被稱為“詩仙”，留給人們的形象就是飄逸灑脫。郭啟宏認為那是因為人們並不真正理解李白，“其實他沒有那麼灑脫，他是一個有底線的人，在那樣的社會裏，有底線的人肯定就無法灑脫。”大概用了半年的時間，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話劇作品。

當他寫完整個劇本後，交到了劇院。誰知道，於是之拿到劇本後，有半個月沒有找他談。畢竟是自己在北京人藝的第一個劇本，郭啟宏心裏非常忐忑。過後，他才知道那段時間，於是之無論去哪兒，隨身都會帶著李白的資料翻看。

有一天早晨，家人已經去上班了，郭啟宏還沒起床，就聽到有人敲門。一開門，剛剛晨練結束的導演蘇民，一身短打站在門外。進了屋後，蘇民就興奮地説：“我看到了一個好劇本！”“誰的？”郭啟宏問得有些心不在焉。“你的！”原來前一天晚上，蘇民剛看完《李白》的劇本，就興奮的不得了。對郭啟宏而言，國學功底深厚的蘇民，的確是導演《李白》的不二人選，已經退休的蘇民也因為這個戲而重新燃起創作熱情。開始排練前，他們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一起沿著長江，重走當年李白走過的路，那段時間他們的話題只有李白。

今天再提起當年和蘇民的合作，郭啟宏堅持認為，“《李白》的生命力如此長久，有劇本的基礎，也有導演的發揮，如果不是蘇民執導，不會有今天的局面和效果。”

轉戰話劇領域的郭啟宏，第一部話劇作品又是一炮而紅。話劇《李白》1991年年底公演，1993年即獲得五項文華獎，包括劇目、編劇、導演、舞美、表演獎項，1993年11月27日的《北京日報》頭版記錄了這一重要時刻。紛至遝來的榮譽，不僅讓郭啟宏對自己有信心了，也意識到“北京人藝這個劇院能夠實現我的追求，讓我能創作出真正的傑作”。正因此，郭啟宏不願意由人藝之外的劇院來演他的話劇作品。他迄今為止創作了九十部作品，其中只有七部話劇作品，都是給人藝寫的。

寫歷史劇觀照當代人的心靈

1995年2月17日，《北京日報》發表的一篇人物文章中用一句話肯定了他的創作：在歷史劇領域有“老郭小郭”之稱，“老郭”指郭沫若，“小郭”就是郭啟宏。

“寫什麼東西必須把自己擺進去，不把自己擺進去就沒有真情實感，就沒有創造性，沒有反思……”總結自己幾十年的創作經驗時，郭啟宏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雖然他的作品中歷史題材居多，但他認為，“歷史不過是一個擋箭牌，歷史題材也可以更曲折幽深地表達作者的個人願望，藝術作品要是不能表達個人願望為什麼要去寫？”正如他因為哥哥的遭遇寫了京劇《司馬遷》，因為個人境遇寫了話劇《李白》，在他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投射著自己的影子。

書生氣十足的他，常常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時，他寫了崑曲《南唐遺事》。在他看來，李煜這樣的人是當不了皇帝的，其悲劇在於錯位的人生。後來他的話劇《天之驕子》中對曹植的勾勒，也是因為當過院長、下過鄉的他，發現自己不是當領導的材料後，內心自覺放棄了對仕途的追求。1995年1月28日，郭啟宏在《北京日報》發表的《〈天之驕子〉創作芻言》中提到：“曹氏兄弟已經過去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他們的人生歷程卻被後世人無數次地重復著。我想起北宋清滿禪師的一句禪語：‘堪作梁底作梁，堪作柱底作柱。’其實梁與柱並無高低優劣之分。”正是通過話劇《天之驕子》，郭啟宏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可以做梁的做梁，可以做柱的做柱，不能做梁做柱的還能當柴燒”，他的心裏也就輕鬆了許多。

大家都説郭啟宏擅寫歷史劇，可他卻覺得歷史劇、現代劇這種只是著眼于題材的分法並不科學，“所謂的歷史劇、現代劇，其實只是運用的材料不同，對編劇來説，創作方法、思維方式是不分歷史和現代的。歷史劇寫的其實也是當代的事情，只不過是原材料來自於歷史，其實抒發的是當代人的胸懷，編劇是當代人，觀眾也是當代人，不觀照現實的歷史不能給人的心靈任何影響，那就是失敗的。”他將自己創作的歷史劇稱為“傳神史劇”，重點在神而不是形，“我覺得歷史只是歷史劇的軀殼，靈魂還是劇作者要表達的對當代的思考。”

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自己也是知識分子，郭啟宏的筆下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關注尤其多，他坦承，“寫下裏巴人不如寫陽春白雪來勁”。他也以冷靜的筆觸剖析這個群體，“我愛知識分子，也知道知識分子身上存在的問題。”

2016年俄羅斯亞歷山德琳娜國際戲劇節從北京人藝提供的眾多經典劇目中，邀請了《知己》去聖彼得堡演出。在他們看來，這部作品寫出了跨越國籍的人性，是俄羅斯觀眾也能真正看懂的戲。這部充滿文人意趣和思想光芒的作品，正是郭啟宏對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一次深入思考。

回首幾十年的創作道路，經歷了那麼多的起起伏伏，年近八旬的郭啟宏慨嘆，創作這條道路並不好走，“但我堅守住了自己的底線，烏七八糟的東西不寫，哪怕給很多錢。”眼下，他手裏還有一部戲在寫，“寫戲是我生命所必需的，從其中獲得快樂，體現人生價值。我一輩子把這一件事幹好了，就值了！現在看還行，我沒有辜負自己對自己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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