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大年三十我們有了太多歡笑

悼念首屆春晚總導演黃一鶴

因為他，大年三十我們有了太多歡笑

1983年春晚上的四部熱線電話

小品《吃麵條》

1983年春晚四位主持人

1983年春晚片頭

1983年春晚節目單

黃一鶴與馬季

1984年，張明敏登上春晚

手記

2015年2月17日，我和黃一鶴導演約好了採訪的地點——央視老臺旁的梅地亞中心咖啡廳見面。那時他已經81歲高齡了，此前，幫我聯繫這次採訪的央廣媒體同行叮囑我，黃導年事已高，不管是否接受採訪，一定尊重黃老的決定，沒想到，在我只發了幾條短信説明採訪請求的情況下，黃導欣然接受了。

那天是大年二十九，是很多人離京返鄉時，也是春節聯歡晚會即將播出的時刻。11點左右，黃一鶴導演如約而至。他穿著一件深色的羽絨棉襖，拿著一個很多退休老人都會提著的手提袋，和所有退休的老人沒什麼兩樣，很難和一位曾經的“電視導演”聯繫起來。一落座，他告訴筆者他家就在附近住。

採訪開始後，黃導開門見山跟我説：“關於春晚的幕後故事我已經聊過很多次了，我想接受你的這次採訪還是跟你聊下我對春晚的一些觀點，同時也以你的提問為主，我來回答。”

如今，距離那次採訪已經4年多，重溫他受訪的錄音，那天的採訪情景仿佛重現在眼前。黃導思路非常清晰，對於記者每一個問題都不回避，用親身經歷和專業知識和記者娓娓道來。讓我至今銘記的是，黃導説：“不管怎樣，春晚還是需要辦下去的，春晚不是多餘的。”

4月8日，中央電視臺發佈消息：首屆春晚導演黃一鶴因病在京去世，享年85歲。央視春晚官方微信撰文緬懷黃導，對其頭銜稱作“《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開創者、首屆春晚總導演”。

或許，黃一鶴遠遠不如春晚曾推出的明星們星光熠熠，甚至在時代發展中，在春晚一年一年、一屆一屆舉辦時，他這位春晚的開創者似乎顯得有些“褪色”。

不過，黃一鶴導演並沒有被人們“遺忘”。在他去世後，眾多觀眾自發悼念，媒體紛紛撰文緬懷，當年和黃導有合作的主持人、央視同事及演員們都紛紛在網路上發表緬懷文章，他們多是回憶當年春晚與黃導共事的過程，細數黃導對春晚這種電視藝術形式的開創之舉。

黃一鶴的一生也不止“導演”一個身份，他還曾是一名軍人，戎裝生涯也是黃一鶴一生重要的“一抹”。

導演、軍人兩個身份成就了黃一鶴的一生。

9年戎裝生涯

不管是為誰服務

就用出你渾身的本事

黃一鶴生於1934年，遼寧省瀋陽市人，1949年，年僅15歲的黃一鶴投筆從戎。剛走進部隊大門的黃一鶴便進入了某部文工團，從此學習跳舞、拉琴，成了一名名副其實的“文藝兵”。

在部隊服役期間，他隨第四野戰軍南下，從北京到鄭州，從鄭州轉戰江南，進湖北，入四川，參加解放戰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他又跟隨第一批抗美援朝部隊到了朝鮮。在朝鮮，打了兩年仗，參加了五次戰役，立功一次。當時，我軍的軍事設備還很落後，沒有制空權，敵人的飛機狂轟濫炸，傷亡較多。所以，除了參加各種文藝節目的演出，緊張的軍旅生活外，黃一鶴還要同戰友們一起參與戰地救助，幫助搶救、護理傷員等，同戰友們一道克服了無數大大小小的困難。

軍人和導演，兩個表面上看相距“萬里”的職業、工種，事實上，在黃一鶴身上卻有著緊密的聯繫。

《風雨春晚情:電視導演黃一鶴的心路歷程》一書提到，作為“文藝兵”，各種動員演出、文藝表演還是黃一鶴的主要任務。在部隊、在文工團的十年間，這些演出經歷既構成了他最早的文藝實踐，同時也幫助他完成了自身關於音樂、藝術認知和修為的“原始積累”。

而部隊那段經歷對黃一鶴日後做“導演”、“文藝工作者”還有著另一個重要的影響。

2015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於兩段經歷、兩個身份，黃一鶴這樣説：“我年紀很小的時候也就是16歲就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我當時是文藝兵，觀念就是為兵服務，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轉業到地方之後，到電視臺工作，我的觀念變成了為觀眾服務，不管是為誰服務，我理解的就是用你渾身的本事來為他（她）服務，他（她）想什麼、需要什麼，你給他什麼就對了。”

黃一鶴是1958年從部隊文工團轉業到央視的，此後，成為了一名電視導演。

電視之於1958年是什麼概念呢？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苗棣《解讀電視》一書中曾提到：1958年5月1日，遊園的群眾第一次在中山公園等處看到電視，眾多的人群圍繞著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看得津津有味。

也是在這一天，中央電視臺成立了。據悉，央視初名為北京電視臺，于1958年9月2日正式播出，1978年5月1日更名為中央電視臺。

與春晚結緣

這一次交給你搞怎麼樣？

你要盡力把它辦好

細數起來，自從1983年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誕生以來，春晚已經走過了36個年頭，它是中國乃至全世界華人心中最具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品牌，已經成為每個中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麼，黃一鶴怎麼就成了首屆春晚導演呢？

黃一鶴本人曾表示：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停播，從1958年央視成立，一直有春節聯歡晚會，那個時候叫迎新春聯歡會。1978年央視復播當年就恢復了迎新春聯歡會，從那以後年年在做，晚會的導演都是文藝部的導演輪流做，規模不一，只是一直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影響。當然這裡面客觀的原因是電視的普及度有限，“到了1983年時，輪到我做了”。

媒體也曾還原過當年黃一鶴被臺領導“派活”的場景。

1982年11月的一個下午，當時的中央電視臺還未搬到現在的世紀壇臺址，而是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廣播藝術團説唱團一起在南禮士路上的廣播大院內辦公。時任央視文藝部歌舞組導演的黃一鶴在廣播大樓的一處平房裏辦公，電話是時任央視臺長的王楓打來的，讓黃一鶴馬上去臺長辦公室。放下電話，黃一鶴趕到了臺長辦公室。當時，臺長王楓開了口：“老黃，這一次的迎春晚會交給你搞怎麼樣？你要盡力把它辦好。”

正是這一工作安排，讓黃一鶴和春節聯歡晚會結下了緣分，此後他又于1984、1985、1986、1990年先後共五次出任春節聯歡晚會總導演。

開創先河

不直播有意思嗎？

我要讓所有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説起來，1983年是黃一鶴進入央視工作的第25個年頭，當時的他已經49歲。

談到自己指導的1983年首屆春晚，黃一鶴告訴筆者：“1983年春節聯歡晚會大概準備了兩個月時間，當時動手晚了，最後還是完成了。不過，看起來用了兩個月就完成了，但是我積累這些點子不是一朝一夕想的，而是已經攢了幾年的點子，執導這個晚會前，我就想，如果日後我搞晚會，我一定要把這幾個點子用上。”

他所説的點子無不開創先河：現場直播、電話點播和猜謎、設置節目主持人、請中央首長到會。“這些點子，我在日後的晚會中都實現了。”黃一鶴稱。

4月8日，央視新聞官方微網志也發文寫道：1983年，在一個600平方米的舊演播室裏，黃一鶴和他的團隊創造了多個第一——現場直播、互動聯歡、主持人串聯、電話猜謎。

據披露，提出直播方案時，幾乎所有人都反對，但黃導説，“看足球比賽，不直播有意思嗎？我要讓所有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電話點播也是黃一鶴導演當年和團隊的“創新”之一。彼時，和電視機一樣，電話也還是個新事物。資料顯示，1982年9月22日，第一批共22個投幣式公用電話亭在北京市東、西長安街等繁華街道出現，當時打一個市內電話要5分錢。這個時候，全國的電話用戶已經超過了300萬。

也正是現場點播，催生了當年春晚最為經典的一幕：歌曲《鄉戀》的解禁。《鄉戀》誕生於1979年，曾紅極一時，不過歷史原因，《鄉戀》一經播出就受到點名批評，被列為禁歌。

1983年首屆春晚上，李谷一接連唱了6首歌，觀眾看見李谷一，想起《鄉戀》，就打電話來點播。《國際先驅導報》曾報道稱，晚會剛開始，負責電話記錄的女孩就端著滿滿一盤子點播條走進導演間。黃一鶴打開了很多點播條，大家都是點播《鄉戀》。對於在此次春晚演唱《鄉戀》，當時坐鎮現場的廣電部部長吳冷西一開始有些猶豫，但看到觀眾點播《鄉戀》的紙條太多了，終於，他走進導演間，猛跺一下腳：“黃一鶴，播！”

説到首屆春晚主持人，可能現在大家還記得那個經典的畫面：姜昆、劉曉慶、王景愚、馬季四人除夕同臺面對觀眾。

不過，為何選擇這四人作為那屆春晚的主持人，黃一鶴導演是這樣考慮的。他曾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為了把電視臺的想法和觀眾的意見進行溝通，必須有個橋梁，這個橋梁就是設置幾個主持人。人選想找隨機應變嘴皮子快的人，找誰呢，當時想最好是找相聲演員，馬季和姜昆他們非常了解我們的要求和規則，所以把他們兩個確定了。”

但是，黃一鶴也指出，相聲演員説話容易逗貧，擔心格調把握不好，怎麼辦，就是“摻沙子”，怎麼摻沙子呢，就是找一個戲劇學院畢業的，受過專業教育的人，跟他們一起來主持這個晚會，當時戲劇演員也不多，黃一鶴就找到了青藝演員王景愚。確定3位男演員後，黃一鶴又找了當時正走紅的電影女演員劉曉慶。

經過黃導精心挑選的這四位臨時主持人，在當晚舞臺上的出色發揮，果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此後，主持人成為了春晚的一大特色，1984年起，趙忠祥先後12次主持過中國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之後，倪萍、周濤、董卿、李咏、李思思都從春晚熒屏走進千家萬戶百姓。

春晚故事

展示共鳴，這才是春晚的主流

在2015年接受筆者採訪時，黃一鶴導演和記者分享了他心目中的春晚到底是什麼，表示要根據國家、社會形勢來策劃、編排節目。

黃一鶴談起，那時候選擇《鄉戀》，事實上，這首歌藝術成就也很一般，在中央電視臺的晚會上能夠把《鄉戀》作為一個典型歌曲拿出來唱，這不是一般的審美欣賞，這首歌是唱個人感情的，展示了人們心裏的美好，在當時相對閉塞的環境下，這首歌都給人們帶去非常大的希望。

“春晚是不能脫離開社會背景的，只有這樣，才能引起共鳴，也會抓住觀眾的心。”黃一鶴説。

他在採訪中還向記者舉了邀請香港歌手張明敏登上春晚舞臺的故事。1984年，張明敏在第二屆春晚中演唱《我的中國心》，此後這首歌曲廣為傳唱，成為了春晚最為人熟知的記憶。

“那時候社會上不允許聽港臺歌曲，認為這是不好的行為，社會上還作為一種運動來抓，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文學怎麼做？我當時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一個小文章，撒切爾夫人到北京來跟鄧小平談中英聯合聲明的問題，聯合聲明當中有一個內容就是香港回歸的事。我是1983年的年底看到這個消息，那時候離1997年回歸還比較遙遠，關心這件事的人還不多。我一看這個消息，馬上就有了一些想法，是不是可以把港臺歌手請來？有什麼理由呢？因為港臺的海外遊子都是我們國家的孩子飄到海外了，春節好像是母親在過一個節日，我們把這孩子請回來，請他們到媽媽身邊來一塊共度節日可不可以？這個理由我覺得誰也駁不倒的，所以最後港臺演員請來了。請港臺演員過程中，確實不容易，我差點把工作都丟了，當時壓力很大。”黃一鶴説。

2015年的春晚舞臺上出現了一則反腐題材相聲《這不是我的》。

説到春晚的節目內容不能脫離社會背景，黃一鶴表示，我執導春晚那個年代，貪腐不是主要矛盾，但是有些節目也涉及一點，比如説姜昆和馬季的一個相聲有一段講到了反腐，但就是點到為止而已，現在反腐相聲回歸，看來貪腐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

談及對春晚這個藝術形式的本質看法，黃一鶴告訴筆者：“春節晚會本身，它是中國人一年365天到頭來喜怒哀樂、百感交集的一個節日，人們帶著感情來看春晚，它跟一般的審美欣賞完全不一樣，跟看《奧賽羅》《天鵝湖》完全是兩碼事。春晚這個時間，欣賞藝術是次要的，主要人們還是希望晚會能夠展示一些有共鳴的東西——鬱悶也好、喜悅也好、期望也好，這才是春晚的主流！”

談及外界對於春晚的質疑，黃一鶴不買賬，他語氣很重地跟記者説：“春晚不是多餘的，春晚已經成為一種民俗，在春節，中國人習慣於聚在一起熱鬧一下，春晚就是能夠體現這種氣氛、把大家聚在一起的平臺。”

“造星”導演

好的節目經得起推敲

像《宇宙牌香煙》現在還不過時

語言類節目是每屆春晚最大的看點之一，每屆春晚中都會涌現出語言類節目的“精品”，在黃一鶴導演的幾屆春晚中，1984年的陳佩斯和朱時茂表演的《吃麵條》、1987年姜昆、唐傑忠的《虎口遐想》等節目讓人至今回味。

如果説春晚導演是“造星”之人，一點也不為過，即使現在，春晚依然保持著這樣的“傳統”。

有一家媒體曾寫道：

1983年春晚，王景愚的啞劇小品《吃雞》大獲成功，讓黃一鶴意識到了觀眾對語言類節目的需求。於是，在1984年春晚上，他推出了陳佩斯、朱時茂這對反差明顯的搭檔的小品《吃麵條》，讓春晚舞臺誕生了第一代小品王。1990年，趙本山第一次上春晚，和黃曉娟合作演了小品《相親》。

談及這幾位笑星，黃一鶴導演這樣跟記者分析道：趙本山本身他是很有特點的，我當時認為趙本山他不可能像陳佩斯那樣大紅大紫，頂多長江以北可以，長江以南他的語言風格受限，但這也不是完全準確，後來他到了香港，還是受歡迎，這證明地域限制不能夠把一個藝術給捆住，而陳佩斯是研究喜劇規律的，陳佩斯的小品跟戲劇一樣有矛盾、有衝突、有人物性格，隨著矛盾不斷地前進發展，劇情也不斷地變化。

黃一鶴還提到，現在看《吃麵條》還是很可笑，因為這個小品每一個生活階段的細節的表演都符合人們審美，吃麵條打嗝了是常有的事，再把這種現象都捕捉到一塊，概括起來，這東西就好玩了。

“總之，好的節目經得起推敲，像《宇宙牌香煙》現在還不過時，姜昆的很多相聲也還是經典。”黃一鶴説。

如今，一切的輝煌，終將歸於平淡。或許，對黃一鶴導演最好的紀念，不是回放他創作過的經典，而是學習他敢為人先的原創精神和開拓勇氣。而這些，在靠版權購買，甚至是山寨維持虛假繁榮的電視文藝現狀面前，顯得尤為必要。

不要説春晚落伍了，因為這個新的時代，尚沒有人可以像黃一鶴導演那一撥藝術家一樣創造出一場新的全民聯歡。

文/本報記者　趙萌

供圖/小小

原文連結：

http://ent.cnr.cn/zx/20190419/t20190419_5245831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