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題材劇體現地域性不應只有“服化道”

吃個飯都能“揭老底兒”

《白鹿原》裏，白嘉軒（張嘉譯飾）幾個人圍著矮桌吃油潑面，從食物到坐姿，都暴露了白嘉軒就是地道的西北大漢。

《情滿四合院》中，通過秦淮茹（郝蕾飾）一家平日裏吃的窩頭、穿的厚花襖，基本可以判斷是普通甚至條件不好的北方人家。

《雞毛飛上天》的家宴，略顯浮誇的室內裝潢、湯湯水水的食物，江浙口音的主角，能看出這是南方的富庶之家。

【一家之言】

業內人士經常強調，影視劇作品要有“時代特徵”。“地域文化”作為呈現時代特徵的重要元素，在今天的影視劇創作中卻被有意無意地忽視，常成為一個死板的背景，存在於潦草帶過的城市景觀中。但從今年的幾部優秀電視劇——《雞毛飛上天》《情滿四合院》《白鹿原》等來看，地域特徵的呈現絕對是重要的加分項。

辨識度

現實題材劇不應胡亂移植外來文化

地域性創作作為領跑精品好劇的突出特點，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大宅門》《喬家大院》《闖關東》《關中往事》等一系列電視劇作品，就曾以厚重文化內涵和典型人物形象構成的地域魅力征服了觀眾，成就了電視劇歷史上的一批精品。而即將過去的2017年，《白鹿原》《雞毛飛上天》《情滿四合院》等作品一一亮相並獲好評，再一次證明了：地域性既能帶給電視劇題材上的歸屬感，同時也賦予了作品在電視劇“海洋”中的辨識度。

通過鮮明的地域文化，來追溯歷史源頭、講述風雲變遷，是現實題材影視劇的一個重要手法。然而，在地域創作已經經歷過一個輪迴後的今天，僅僅貼上地域的標簽自説自話是站不住腳的。比如我們的現代都市劇，儘管發生地點基本集中在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但是你會發現即便換一個地點，往往並不影響劇集的氣質。

改編自亦舒同名小説的電視劇《我的前半生》，原著的背景放在香港，讀者閱讀過程中，能從種種細節——菲律賓傭人、英國老闆、華倫天奴套裝、《秘聞》雜誌、上班的輪渡等切實對於人物生活産生影響的描述，感受到“港味兒”。但到了劇中，除了飾演羅子君的馬伊琍動輒冒出的上海口音（馬伊琍本就是上海人），是不是切換到北京、深圳、杭州，或者任何一個現代化城市，都沒有違和感？

如果説《我的前半生》不夠鮮明的地域體現，對電視劇沒什麼大影響的話。那另一部被一些劇評人認為“年度最尬”的《深夜食堂》（黃磊主演的中國版），失敗的根源不是演技尷尬的吳昕們，而是完全無視國內城市獨特的市井煙火氣，強行移植日本居酒屋文化帶來的不適感。第一集一播出，網友的嘲諷就鋪天蓋地——我們的“深夜食堂”，難道不是路邊攤擼串、大排檔喝啤酒嗎？

時代感

好劇總能讓你看出“何時何地”

相反，能夠真正立足於不同地域，根據真實歷史情境去安排劇情的電視劇，往往劇情紮實，觀眾代入感高。以《雞毛飛上天》為例，有表現浙商奮鬥題材的《溫州一家人》在前，同樣的地域，同樣的改革開放時代背景，《溫州一家人》用的是“一個家庭軸心、國內國外發展”的橫向結構，突出人物之間的故事衝突和情節推進。而《雞毛飛上天》則是“兩個人串聯、三代接力奮鬥”的縱向傳遞，更注重個人歷史在時代歷史中的坐標尋找。因此《雞毛飛上天》避免了重復創作，沒有拾人牙慧，找到了新的情感聚合點，在溫州人的既有形象之後，再一次挖掘了義烏人敢愛敢恨、敢闖敢幹的精神，具有了史詩的氣質和味道。

《情滿四合院》則是一個平凡人的史詩。這部京味年代劇講述了二十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間，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紅星軋鋼廠的食堂大師傅傻柱和他四合院的鄰居們，是如何在劇烈的時代變革和不同價值浪潮衝擊裏生存、成長。劇中四合院的生活，人物的對話都京味兒十足。

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相比，很顯然《情滿四合院》以更寬廣的歷史視角展現人物在時代中的存在狀態。這裡的北京不再是扁平的、僅僅承擔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衝突的背景，甚至可以説它就是重要的主體，因為四合院的故事就是這個城市在一個獨特年代下的縮影。《白鹿原》更不用説，同樣是大IP，電視劇的改編基本遵從原著，連吃個油潑扯麵都拍出“舌尖上的中國”的感覺。

人文深度

體現地域特徵更重要的是歷史人文

在現實主義創作語境下的地域化表達，是有難度的創作。於是，一些電視劇雙腳離地，一頭扎進大IP，在“講故事”的擋箭牌下自説自話，自我欣賞，最終成為資本運作鏈條上的一個失去靈魂和溫度的傀儡。還有一些電視劇用地域化的標簽作為裝飾，把地域文化包裝成“奇觀”式的故事，看上去非常“地域”，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幌子。《歡樂頌2》用五個在上海工作打拼的女性以及對她們的生活描述，完成了對都市女性以至於都市生活的主觀臆想。這場發生在上海的熱鬧刺激的離奇故事，基本不負責寄託任何地域人文精神的要素，而只是演奏了一曲難以為繼的烏托邦式的“歡樂頌歌”。

《那年花開月正圓》從清末變局的歷史視角切入，以陜西傳奇女商人周瑩的一生為軸心，關照底層普通人的命運，愛情親情商場戰場笑點淚點一應俱全，原本以為可以成就一部地域文化浸潤的精品大劇，然而“甄嬛”“羋月”的影子環繞，大女主的思維不變，劇情越往後，“大義秦商”（電視劇原名）的“商”已經被愛情故事擠沒了，“秦（指陜西）”的獨特文化更是難尋。原本前半部分，還通過陜西風味的各種食物——周瑩喜愛的甑糕、集市上的羊肉泡饃、涼皮等細節體現西北風味。但到頭來，硬生生把周瑩傳奇、俠義和縱橫的一生，做成了“三個男人的愛成就一個瑪麗蘇女主”的套路。觀眾猜到結局事小，浪費了厚重的題材，也減輕了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應有的分量。

都是在講故事，都是在塑造人物，怎樣區別是真正的地域“文化”還是貼一個地域標簽？關鍵就在於這些故事是用什麼史觀來審視；這些人物身上有哪些推動時代進步、值得弘揚傳承的精神。如果在創作中在“為故事而故事”和“為時代而故事”之間搖擺不定，就一定會付出代價。

因此，現實主義創作的重提，絕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電視劇創作系統的一次更新。地域性創作絕不是憑藉方言、景觀、服飾等地方表徵的打包展示，或者挖掘一些地域故事，就能夠稱其為“地域化”。真正突出地域差異，強化地域真實的，恰恰是站在當下的歷史節點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