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博士獻身革命，犧牲50餘年後家人才知其身份

犧牲在雨花臺的中國“保爾”

■何建明

許包野像 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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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和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裏，我看到一個特別的名字，他叫“保爾”。因為他犧牲時用的是化名，他的家人在他犧牲50餘年後才知其革命和戰鬥的一生。

“保爾”的真名叫許包野，是中共地下鬥爭時期我黨傑出的高級領導幹部、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灘，他曾令敵人大動干戈卻又無可奈何。

許包野從廈門市委書記的崗位上調任江蘇省委書記時，為了防止敵人再度破壞省委的陰謀得逞，所以化名為“保爾”。通常敵人破壞我地下黨組織主要靠我們黨內的叛徒，“保爾”這名字使得叛徒也無從找到這位新任省委書記的“背景線索”，更不知其“長相”等情況。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有頭有臉”的共産黨高級領導人想在上海公開場合出現已無可能，即便喬裝打扮也很容易被暗探特務抓獲。中央把基本沒在上海露過臉的許包野從廈門調來出任江蘇省委新一任書記，客觀上來説也有這一因素。

許包野1900年出生於泰國暹羅。算命先生最初給他起的名字叫“許金海”，顯然是希望其長大後發財致富。對中華傳統文化格外崇尚的父親在許金海7歲時，將整個家都搬回了廣東澄海老家。幼年時許金海就進了私塾讀書，後來又進入澄海中學。這所實行新式教育的著名中學給了許金海特別重要的啟蒙，他立志要做一個有用於社會和國家的人。

1919年，中學畢業的許金海受到“五四”運動的洗禮，更加明白了“救國”的意義。也就在那一年，他聽説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正在出面組織招考赴法留學生。許金海聽説後心潮澎湃，立即報了名，並自起“許包野”大名，意在雄心與志遠。

汕頭一考，澄海的許包野名列第三，成了公費留法學生。出國留學，對許包野來説，有種鳥兒掙脫籠子一般的自由之感。但有一件事讓他很沮喪：他身邊已經有了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姑娘做他的媳婦。

關於他與這位不識字的媳婦之間的故事也很傳奇：已經留洋的許包野開始主動“勸離婚”，後來不成就想“休妻”，然而都沒有成功，最後就採取教妻子識字的辦法。妻子很樂意，但認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父親極力反對。許包野這回真“野”了，下定決心要把妻子教成“才女”。於是倆人靠通信教授知識，從“爾——即汝、女、子、而、若、君”“他——即其、之、渠、彼”“我和爾就是我們（多數的）”學起，竟然成了“月月通信”的精神夫妻，在留法學生中一時傳為佳話。

許包野留法時，正好遇上了中國革命初期的一批才俊，如周恩來、蔡和森、向警予、陳毅、李富春、鄧小平等同學，他們的革命激情和鬥爭精神一直在影響著這位原本抱定“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理想的澄海青年。許包野學的是哲學和法律。而當時的歐洲，馬克思主義和共産主義學説正風靡一時，特別是在留法的進步學生中廣為傳播。許包野作為哲學和法律專業的學生，他對《共産黨宣言》《國家與革命》這類書的學習與研究自然比一般人更方便和深入。

1922年，周恩來等中國學生在巴黎成立“少共”時，許包野已經從里昂大學轉學到德國哥廷根繼續學哲學，兼修軍事學。許包野到了德國後，其學費和生活費要比在法國時高出3倍，但崇尚教育的父親還是咬著牙滿足了兒子的需要，這也體現了潮汕地區高度重視教育的傳統。

哥廷根優雅的古建築、茂密的山林和迷人的冬雪讓身為潮汕人的許包野著迷。讓許包野感覺更自由的還是大學裏的學習氣氛，因為那裏從專業、課程到教授，學生都可以自由選擇。

自由的氛圍對研究學問來説可謂意義重大。與同時旅歐的中國留學生相比，許包野的學習時間和環境遠超他人。在革命隊伍中，他是海外學習時間最長（11年）、學歷最高（雙博士學位）、外文最好（懂英、德、法、俄、奧、西班牙六國語言）的一位罕見的革命者。1923年10月10日這一天，對許包野來説非常重要。一門心思“搞學問”的他，遇上了一位舉止穩重、理著平頭的軍官出身的中國留學生，他叫朱德。幾次集會和相處，許包野覺得朱德是位可以信任的“大哥”。這一年，許包野在朱德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參加革命後的許包野開始以自己所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思想，與朱德等進步留學生一道從事革命活動，結果引起了德國政府的不滿。許包野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到維也納繼續完成哲學博士的學業。次年，許包野在拿到哲學和法律雙博士學位後，受組織派遣到了莫斯科，在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中國班”任教。許包野風度翩翩、知識淵博，不僅成為許多中國革命青年留學生崇拜的偶像，還因為他兼任莫斯科地方法官，也受到很多年輕的俄羅斯姑娘青睞，但許包野始終鍾情于他的“爾”——妻子葉雁蘋（原名葉巧珍，是許包野為其妻改的新名）。

1930年，一位名叫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蘇聯青年戰士作家寫了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立即轟動全蘇聯，於是“保爾”便成了無數革命青年的偶像和榜樣。

“同學們，你們現在不要再叫我‘許老師’了，叫我‘保爾’！”年輕的許包野教授在當時應該算是很“潮”了，他在講臺上這麼一介紹自己，更引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保爾”老師就這樣出名了。那段時間，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青年，都知道有位中國面孔的“保爾”老師。

現在，“保爾”突然出現在上海灘，讓那些不曾在蘇聯唱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敵人們一時間有些摸不著頭腦。然而事情並非那麼簡單。國民黨反動當局企圖將共産黨的首腦機關和江蘇省委徹底扼殺在上海的行動，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的那段歲月裏，可謂“翻江倒海”，而且也確實産生了效果。

許包野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國的。離開祖國11年，有著哲學和法律兩個博士學位以及5年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任教經歷的紅色教授許包野借道滿洲裏，秘密回到了久別的祖國。他親吻了祖國的土地，發誓要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

為了隱蔽革命身份，他特意繞道先回到老家澄海，與家人團聚。見到妻子葉雁蘋和已經長高到與他齊肩的兒子時，許包野百感交集。

僅在家住了半個月，黨組織就派他到廈門組建地下黨組織。為了不引起敵人的注意和跟蹤，許包野脫下西裝、換上長衫，裝扮成一名海員，先乘輪船到了新加坡，再轉至廈門。此番廈門之行，讓許包野大感意外的是，因為形勢嚴峻，與他接頭的黨內同志不敢輕易認他。無奈之際，許包野説：“我聽説我二弟許澤藻在你們這兒工作，他若在場可以為我作證。”

“聽你的描述這個人好像是我們這兒的許依華同志。以前他在省委工作，現在轉到我們廈門來了，是我們的宣傳部長。”廈門的同志説。

“快叫他來吧！”許包野趕忙説。他與弟弟11年沒見，早已思念不已，更何況在特殊背景下的異鄉廈門相見。

“哥！真是你呀！哈哈……我的好大哥啊！你讓我和嫂子他們想死了呀！”不一會兒，一位年輕利索的小夥子出現在許包野面前，然後一個箭步抱住了許包野，連聲道。

他就是許包野的二弟、共産黨員許依華，即許包野在家稱呼的弟弟“許澤藻”。一對共産黨員親兄弟，相隔11年相見於他鄉，讓廈門的同志十分感動。

然而許包野雖為中央特派到廈門，可廈門黨組織需要與蘇區的中央對接並確認他的市委書記職務。這個過程非常複雜，因為當時蘇區形勢非常危急，加之福建龍岩一帶也是國民黨反動派重點的“剿共”區，廈門與蘇區之間的地下交通線也就變得十分脆弱和危險。所以此後的半年裏，許包野只能作為一般黨員參與廈門的工作。

後來，被正式確認身份和職務的許包野，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和對敵武裝鬥爭。他的經驗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充分發揮。至1934年6月他受命離開廈門時的兩年多時間裏，他不僅在白色恐怖中恢復了廈門黨組織，並且在廈門島上發展了17個支部、150多名黨員；廈門中心市委所屬的閩南地區十多個縣、市黨員發展到近千人，正是這支力量，讓廈門和閩南地區的武裝鬥爭風起雲湧，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蘇區的革命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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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保爾”來到了上海。“保爾”所看到的“東方巴黎”，形勢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嚴酷得多。身為江蘇省委書記的他竟然只能與黨內一個同志接頭和見面。因為敵人放出的大批叛徒，幾乎已經滲透到了我黨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的每一個要害機構，這就是當時國民黨當局實施的所謂“細胞戰術”。

這種“細胞戰術”非常惡毒，對我黨組織造成了嚴重破壞。國民黨特務機構一旦發現嫌疑對象便實施逮捕，關押後便派出勸降水準較高的特務對其進行威逼和恫嚇，勸其叛變。在嚴刑拷打和特別手段的誘騙下，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就叛變了，這些人就成了敵人施行“細胞戰術”的武器。這些“癌細胞”對我黨組織的破壞和同志的生命安全損害極大，因為他們有時裝得比革命者更“馬克思主義”。由於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得特別嚴重時，一般都是單線聯繫，於是甚至有叛變者假冒自己是中央或上級新任命的“某某書記”，既騙下面，又騙上級，結果稍不留神，我黨組織就可能被“一窩端”。

“保爾”就是在這個時候上任“江蘇省委書記”的。許包野考慮到當前的複雜形勢，出發時就在廈門帶了位女共産黨員假扮夫妻到的上海。哪知一到上海，組織就告訴他，不能與此女在一起，因為她的丈夫已經當了叛徒。

中央特別指派原江蘇省委秘書長楊光華作為許包野在上海的接頭人。楊光華別名子才、老周，湖北人，1927年入黨，參加過組建洪湖地下黨組織，曾在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任黨代表，當過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書記。因為在黨內受“左”傾領導者的排斥，後調到上海中共中央局互濟總會工作，1934年3月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此人革命信仰堅定，所以中央派他協助“保爾”重建江蘇省委。

楊光華比初來乍到的許包野更了解上海的敵情，所以他建議新的江蘇省委領導之間實行“一個人只知道一個地方”的組織方案，即楊光華只知道宣傳部長的家，宣傳部長只知道書記“保爾”的家，書記“保爾”只知道組織部長的家，組織部長只知道宣傳部長的家。但敵人的手段也狡猾，他們得知中共江蘇省委又新來了一位書記，便利用埋伏在黨內的變節者誘捕楊光華和許包野，以此作為再度破壞江蘇省委的突破口。

一日，一位姓龔的變節者突然跑到楊光華住處，説他是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人，想見江蘇省委新書記，有“中央精神”要傳達，想以此誘騙“保爾”入敵人圈套。由於實施了“一個人只知道一個地方”的制度，楊光華還真的不知道許包野的住處。等此人走後，楊光華馬上聯繫“上線”高文華，問有無其人。高文華説，他是我原來領導被捕後的新領導呀！楊光華和高文華默默對視了半天，也不知姓龔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中央派來接頭的“上級”人物。

如此險情，比電影和小説裏編織的故事還要驚險！

楊光華和高文華只得一邊接觸一邊等待著更多的觀察機會，不敢貿然行動。此時的省委書記“保爾”，每一分鐘都可能處在危險之中。

又是一天，楊光華的住處突然來了一個陌生人，和楊光華對上暗號後，急促地説：“我是特工隊的，老高讓你趕緊離開此地！現在什麼都不要帶，直接跟我走！”

楊光華只得跟著此人走。不一會兒遇見高文華，高文華又將楊光華帶到法租界的一個文件印刷處。這時，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對楊光華説：“龔有問題！敵人已經查到你的住處，中央局要求你轉移時，龔總建議你去新疆飯店，但正是這一點使我們發現了龔的可疑之處，因為中央特科隊早知道那個新疆飯店正是敵人埋伏抓我地下黨人的地方。所以雖然現在我們尚不能判斷龔到底是否叛變，但必須對他採取必要措施了……”楊光華點點頭。

“保爾”的工作仍在秘密進行著。江蘇省委的工作遠比想像中的要嚴峻得多，每一個黨內同級同志，都有可能是暗藏的變節者。許包野要盡可能做到在自己遇到不測之時，最大限度地保護好組織。這個巨大的難題考驗著他，也考驗著所有革命者。

“龔被組織隔離起來了，但又被他偷偷溜跑了……”有一天高文華告訴楊光華這一消息。“這不是危險更大嗎？”楊光華警惕萬分。“所以，我們估計他會迅速與敵人取得聯繫，實施對‘保爾’書記和省委的再一次襲擊！”高文華繼而説，“而且從我方掌握的情報看，敵人已經注意到‘保爾’書記，只是説他太機靈，始終掌握不了他的具體行蹤。因此，你要儘快把這一情況告訴‘保爾’書記讓他特別小心。”楊光華照辦。

突然又有一天，一個店員打扮的人出現在楊光華面前，神情異常緊張地告訴他：“高文華可能出問題了，你馬上跟我到新的地方。”楊光華也不知真假，只得跟此人走。

到了新地址，楊光華一看是龔某人，不由內心大吃一驚，但立即故作鎮靜地問：“你怎麼跑來了？聽説你環境不好，不能外出了。”又故意道：“像你這樣重要的黨內負責同志，一旦出事，會給黨組織造成極大的損失啊！”

龔一聽，馬上哭喪著臉，説：“是啊，我的環境不太好，現在又與中央局失去了聯繫，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你看是不是帶我去江蘇省委那裏暫時住一段時間，以便同中央局接上關係？”

露馬腳了！楊光華心頭“噌”的一顫，這小子真的當叛徒了！他是想利用我找到江蘇省委，找到“保爾”書記，甚至找到中央局機關更多的線索……

太危險了！楊光華心頭想到這些，馬上想到了應對措施，説：“我現在也和中央局失去了聯繫，老高又出事了，我們現在也不住省委機關了，只能今天住這旅店，明天又換個地方。這樣吧，現在又到了我去接頭的時間，你在這兒等我，等我把新地址要到了，馬上來告訴你。”

説著，楊光華抬腿要走。“慢著，”龔某拉住楊光華的袖子，説，“你等一下，我給你寫個地址，等你把新地址找到後，就馬上到這個地方來找我。”

“行！”楊光華這下更斷定龔某是徹底地變節投敵了！

我中央特工隊開始行動了。這是周恩來親自組織的專門為除掉叛徒而設立的一個特別行動隊，也叫“紅隊”。

除掉龔某的行動困難而且複雜，因為此人的後臺正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王牌”——中統特務總局。

“紅隊”的行動先是由楊光華給龔某寫個條子，告訴他：“中央局在找你，請於9月15日到英租界四馬路謙吉旅館以熊國華的名義開個單間，即時有人來找。”條子由許包野交給那個丈夫已經當了叛徒的女人再轉交龔某。龔某接到這張紙條後，心裏很緊張，他知道“紅隊”的厲害，所以狡猾地説：“我現在環境不好，我另派人去與中央局的人見面。”

許包野他們看出龔某害怕的心理，但又知道他“立功”心切，於是又讓楊光華寫紙條説：“中央局領導是不允許一般人認識的，你若不去，則取消此次見面機會。”龔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負責人見他，不可能隨便見個生人。

“那行，完全同意安排！”龔某終於上鉤了！

許包野等人立即聯繫“紅隊”，在説定的地點擊殺姓龔的。

當晚，兩個黑影閃進謙吉旅館後，從登記簿上得知“熊國華”住在二樓34號房間，於是悄聲上樓，小聲敲門與裏面的龔某“對上號”後被邀進屋，隨即屋內傳出 “砰砰”幾聲槍響，一時間旅館內亂成一片。

黑影趁機消失在夜幕中。不多時，一輛救護車抵達旅館，一群巡捕從34號房間抬出了血流滿身的“熊國華”（龔某人）……

許包野和“紅隊”以為“萬無一失”，哪知比電影情節更曲折的事真的發生了。身負三槍的龔某，竟然死裏逃生，活了過來，並被中統方面安排進英租界條件最好的仁濟醫院治療，且有巡捕嚴密守護著。

怎麼辦？此人實際上已經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的情況，並對“保爾”書記及江蘇省委的基本情況也了解不淺，只是中統特務總局本想釣出更大的“魚”而沒有讓他早下手。現在，一旦負重傷的龔某甦醒過來，必給中央局和江蘇省委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

形勢緊迫！必須立即再作計劃，除掉龔某。

什麼辦法？“強攻！絕殺！”許包野親自和“紅隊”負責人制訂方案。

9月26日下午3時左右，仁濟醫院的探視時間到了。4名化裝成病人“家屬”的“紅隊”隊員，手持鮮花，向大門緊閉的病區徑直而去。

“哎哎，你們有探視證嗎？”門衛將“紅隊”隊員攔住詢問。

“有啊！你看這個……”兩支手槍槍口黑洞洞地對準門衛的前胸。一瞬間，門衛已被嚇得舉起了雙手。

這時利索的“紅隊”隊員將醫院的電話線切斷，隨後徑直走進龔某的病房。

“你們……”未等龔某反應過來，一陣槍聲伴著“無恥叛徒”的罵聲，在病房內響起。

龔某當場斷氣。絕殺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中統特務趕到醫院病房時，“紅隊”隊員早已安全撤離。

“熊國華被殺事件”一時轟動上海，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保爾”的工作暫時有了一定保險系數，曾屢遭毀滅性打擊的中共江蘇省委又重新恢復工作……

這是許包野化名“保爾”在上海最為驚險、緊張與複雜的三個多月“江蘇省委書記生涯”。

3

1934年9月，由於信陽縣委書記被捕叛變，河南全省地下黨的活動基本處於停滯狀態。中央得知後，急令許包野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書記。

這回“保爾”變成了“老劉”。然而此次中原之行，許包野沒能逃過敵人的眼線，在一次與當地黨組織負責人接頭時，因被叛徒出賣而在旅館內遭敵人抓捕。

許包野的身份這回徹底暴露在敵人面前，以至於敵人對他採取最瘋狂的毒刑，企圖從他嘴裏撬開通向中共中央核心情報之門……敵人把十根竹籤一根根地插釘在他的手指甲內……

“啊——”一陣陣鑽心的疼痛，讓許包野狂叫不息。

“説，把你們的機密説出來！”每一次昏迷之後醒來，敵人就開始逼供。

“不……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們……”許包野咬緊牙關，憤怒地回答。

“來，釘他的腳趾甲！”敵人又綁住他雙腳，開始將一根根長長的竹籤往許包野腳趾甲內狠狠插……

“你們……沒有人性！你們……終有一天會失敗！”許包野不再狂叫了，只有低吟的怒吼聲，直到再次昏迷。

又一次昏迷。

無奈，蔣介石簽發命令，將“共黨要犯”許包野押解到位於南京雨花臺的“中央軍人監獄”。

“怎麼樣？可以招了吧？看看你這個樣，多半要殘了！還能為共黨做啥事嘛！像你這麼大的領導，如果投靠到我們國民黨，蔣委員長一定會給你個正兒八經的省長噹噹……”説客一批批來，但又一批批失望地走了。

“上刑！”敵人無計可施，只能用更嚴酷的毒刑來折磨許包野的肉體和意志。他們這回玩花招了：用鹽水灌他手腳的傷口，再用小刀割破他的耳朵，扎他的大腿和小腿，一直到皮開肉綻，而後再用燒紅的烙鐵燙其胸脯和肚子……他們想以此來徹底摧毀這位鋼鐵煉成的中國“保爾”。然而，敵人的所有企圖都失敗了。

許包野直到被敵人折磨至死，都沒有吐出一個對不起黨的字。因為傷勢過重，他犧牲在牢房內……時年35歲。

遠在老家的妻子——“爾”（葉雁蘋）一直不知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解放後她仍不知其去向……沒有人知道“許包野”是誰。因為老江蘇省委的同志也只知道曾經有個“保爾”當過他們的書記，但時間不長，而且又是化名，並且同志之間相互單線聯繫，所以到了解放後一直不知其人到底是誰。那位在澄海老家的妻子葉雁蘋，從青絲少婦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沒有多少日子時，才向人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這事立即驚動了當地政府和黨組織，於是尋找葉雁蘋的丈夫成了幾個省市黨組織的一件大事。

1985年，“許包野”就是“保爾”的事終於得到證實。廣東省正式追認許包野為革命烈士，並舉行了一個重要的紀念儀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因為身體原因沒能到現場。幾個月後，葉雁蘋與世長辭，與她離別了半個多世紀的丈夫在另一個世界團聚……

被鄉下妻子苦等52年沒有任何音訊的“保爾”的故事，如今被更多人所知曉、傳揚。無産階級革命家許包野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龍華革命烈士紀念館和南京雨花臺革命烈士紀念館內，受到人們永遠的瞻仰。

而類似許包野（“保爾”）這樣的中國共産黨地下工作時期的英雄，還有很多。他們為革命信仰和理想、為締造新中國犧牲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名字與精神，永遠銘刻在中華大地上……

碑歌（綜合材料）李文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