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歷史細節帶你重溫遵義會議

長征出發前，中央最高“三人團”決定：中央政治局成員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毛澤東從政治局常委張聞天那裏得到消息後，便提出請求，自己要同張聞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其時，毛澤東因經受了幾個月瘧疾的折磨，差點丟掉性命，加上受排擠後心情不好、對紅軍的前途憂心忡忡，身體非常虛弱。因此，過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擔架。

湊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遭敵機轟炸，右腹部傷勢十分嚴重。長征一開始，他就坐在了擔架上。張聞天身體沒什麼毛病，時而騎馬，時而步行。

他們一路相談。路上，他們認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蘇區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王稼祥不無憂慮地對毛澤東説：“中國革命的道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後來，毛澤東的身體有所康復後，有時便不坐擔架，到各個軍團去看看。時隔40多年後，李德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書中作了這樣的描述：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呆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呆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誘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紅軍沿著湘江西岸越城嶺、老山界進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這裡召開了一次軍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戰略進軍方向問題。毛澤東提出了放棄北上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挺進，尋機開闢新的根據地的建議，得到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的同意和支援。通道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分左、右兩路經通道進入貴州黎平縣境。

20日，軍委縱隊到達烏江邊一個叫黃平的橘子園地裏。此時的張聞天因身體不好也坐上了擔架。橘園裏，他和王稼祥頭挨頭躺在一起。王稼祥問張聞天：“也不知道這次轉移，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嘆了口氣：“唉，沒有個目標，但是這個仗這麼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著，他又説：“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吧。”

橘園中擔架上的談話，使原來在黎平會議決定的在遵義地區召開會議又增添了一項重要的內容，那就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即要求進行人事上的變動。於是，遵義會議的核心內容就這麼定下來了。

2、立下頭功的“反報告”

擔架上頻頻召開的“碰頭會”，讓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逐漸組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

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成功，爾後又迅捷智取遵義。這在客觀上為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經過醞釀，黨和紅軍領導人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充足的準備。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經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

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枇杷橋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博古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將紅軍的失利歸結為敵強我弱，過多地強調了客觀原因。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他則提出紅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

針對博古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所作的辯護，張聞天首先站起來批判。他的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接連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下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並揭露了他們試圖推脫罪責的本質，被視為博古報告的“反報告”。

遵義會議結束時，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他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禦的戰略和戰術原則。

毛澤東後來在中共七大期間關於選舉的講話中説：“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可以説，沒有張聞天的襟懷坦蕩和仗義執言，沒有他為了黨的利益一無所惜、除了黨的利益一無所求，或將沒有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

“反報告”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軍事路線作了很好的鋪墊，也為毛澤東的發言奠定了基礎，從而立下頭功，永留史冊。

3、“關鍵一票”的關鍵作用

在1932年10月舉行的寧都會議上，當蘇區中央局決定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時，時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表示堅決反對，主張毛澤東留在前線指揮部隊。

被解除軍權的毛澤東十分失意痛苦，用他自己的話來説，“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到府，連一個鬼也不到府。”而此時，王稼祥不僅沒有疏遠，反而更加親近毛澤東，增進了兩人之間的革命友誼。

一天，王稼祥不無憂慮地對毛澤東説：“目前形勢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讓李德這樣瞎指揮下去，紅軍就不行了！要挽救這種局面，必須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採取果斷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轟’下臺。”毛澤東忙問：“你看能行嗎？支援我們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堅定地説：“必須在最近時間召開一次中央會議，討論和總結當前軍事路線問題，把李德等人‘轟’下臺去。”

接著，王稼祥先找了張聞天，詳細談了毛澤東和自己的主張，三人逐漸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他們又利用各種機會，找了聶榮臻等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換意見，並獲得了大家的支援。與此同時，毛澤東又同周恩來、朱德進行了談話，也得到了他們的支援。周恩來後來回憶説：“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對批評錯誤的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

在隨後召開的通道、黎平和猴場會議上，毛澤東戰略轉兵的正確主張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援。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佔領黔北重鎮遵義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負責人。王稼祥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出席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博古作“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就長征以來的各種爭論問題作長篇發言……如此一來，會場上出現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路線方針。一場嚴肅而深刻的黨內鬥爭，就完全擺到桌面上來了。

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支援毛澤東的意見。同時，他嚴肅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他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雲等同志相繼表態支援。至此，“毛張王”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後，王稼祥在回憶遵義會議時談道：“我是帶著傷發著燒參加會議的。毛澤東同志發言完後，我緊接著發言。我首先表示擁護毛澤東同志的觀點，並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軍事指揮上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尖銳地批判了他們的單純防禦的指導思想，為了扭轉當前不利局勢，提議請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紅軍部隊。”伍修權同志也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客觀地講，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這“關鍵一票”，在歷史的重要關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4、與會者的“唇槍舌劍”

博古近乎推卸責任的報告讓與會人員深感失望，很多人流露出不滿的情緒。而周恩來就軍事問題所作的副報告則説出了絕大多數同志的心聲，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烈響應。對於批評，李德、博古、凱豐等人聽得直皺眉頭，表情十分尷尬。

主、副報告作完之後便是大會發言。張聞天作“反報告”的話音剛落，毛澤東便一反常態，站起來説：“我來説幾句。”他點名批評了博古、李德，指責他們無視紅軍打運動戰的傳統策略：“路是要用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軍事方針問題，而你們根本不顧這樣明白的現實。假如一個指揮員不了解實際地形和地理情況，只知道根據地圖部署陣地和決定進攻時間，他肯定要打敗仗。”他稍稍停頓一下後，又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圍剿”作戰中，紅軍都面臨數倍于己的敵人，卻都取得了作戰的勝利，唯獨第五次反“圍剿”落得慘敗的結果，這歸根到底是軍事策略和指揮的問題，是李德和博古忽視紅軍運動戰的優良傳統，脫離紅軍實際情況所造成的惡果。

毛澤東的論述鞭辟入裏，一下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共鳴。兩條涇渭分明的軍事路線激烈地撞擊著、衝擊著每一個與會同志的思想。博古被批駁得面紅耳赤，無奈地説道：“我要考慮考慮。”

素來謙遜穩重、寬厚慈祥的朱德，這次也聲色俱厲地追究起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他大聲質問李德：“有什麼本錢，就打什麼仗，沒有本錢，打什麼樣仗？”同時，他還嚴肅地指出：“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周恩來在發言中也支援毛澤東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他嚴肅地説：“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凱豐會前就忙著四處活動，拉攏人心。他曾找到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三番五次地勸他支援博古，但遭到拒絕。在會上，他狂妄地對毛澤東説：“你打仗的方法一點都不高明，你就是照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的。”毛澤東反駁道：“打仗之事，敵我形勢那麼緊張，怎能照書本去打！我並不反對理論，它非有不可，要把馬列主義當作行動指南，決不能變成‘書本子主義’！”

李德遠遠地坐在門旁，只能通過伍修權的翻譯來了解其他人在説什麼。他一邊聽一邊不停地抽煙，神情十分沮喪。他也一度為自己軍事上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辯護，拒不承認自己的錯誤，還想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但此時，他已經理不直、氣不壯了。大概他也意識到“無可奈何花落去”，自己很快就將失勢無權了，只能硬著頭皮聽取大家對他的批判。

那些來自作戰第一線的指揮員們，出於對錯誤路線危害的切膚之感，個個言辭激烈，會場出現一片要求結束李德、博古在紅軍指揮權的場面。之後，李富春、劉少奇、陳雲等領導人也在會上發了言，支援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贊成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正確建議，主張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由毛澤東出來指揮。

就在這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捩點上，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