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我們的教育筆記不一樣！

7月27日，某合成旅駐訓場，一堂政治教育課結束，四級軍士長劉喜華記滿了又一個政治教育筆電。當兵16年，他已記不清到底寫滿了多少個教育筆電，“每年幾個，算下來也有好幾十個了吧”。不過，他總感覺能夠給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筆記很少。因為，“那些與其説是做筆記，更像是照著授課教案摘抄”。不管誰上課、講什麼內容，誰聽課、有什麼收穫，體現到教育筆電上的都是授課教案中的一二三級標題。劉喜華坦言，自己和很多戰友一樣，教育筆記寫完了大多就撂到一邊，除非上級來檢查，否則很少再碰。他有些不理解，為什麼這些“寫完就不再碰的內容”，值得大家在緊張的訓練工作之餘抄筆記、補筆記，應對得不堪重負。剛剛用完的這個筆電，有了一些變化。筆記上的字跡不算工整，內容也略顯雜亂，劉喜華卻頗有些“敝帚自珍”。他説，年初以來，上級不再統一規範教育筆記，寫啥記啥，寫長寫短，全憑個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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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戰士的筆電變變樣

——第78集團軍破除“迎檢式”教育筆記的調查與思考

■李本學 安 陽 解放軍報特約記者 向 勇

　　快看，我們的教育筆記不一樣！王昭廷攝

7月27日，某合成旅駐訓場，一堂政治教育課結束，四級軍士長劉喜華記滿了又一個政治教育筆電。

當兵16年，他已記不清到底寫滿了多少個教育筆電，“每年幾個，算下來也有好幾十個了吧”。

不過，他總感覺能夠給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筆記很少。因為，“那些與其説是做筆記，更像是照著授課教案摘抄”。不管誰上課、講什麼內容，誰聽課、有什麼收穫，體現到教育筆電上的都是授課教案中的一二三級標題。

劉喜華坦言，自己和很多戰友一樣，教育筆記寫完了大多就撂到一邊，除非上級來檢查，否則很少再碰。他有些不理解，為什麼這些“寫完就不再碰的內容”，值得大家在緊張的訓練工作之餘抄筆記、補筆記，應對得不堪重負。

剛剛用完的這個筆電，有了一些變化。筆記上的字跡不算工整，內容也略顯雜亂，劉喜華卻頗有些“敝帚自珍”。他説，年初以來，上級不再統一規範教育筆記，寫啥記啥，寫長寫短，全憑個人感受。

劉喜華沒把這個本子和以往那些寫滿的筆電收在一起“壓箱底”。他覺得，過去那些都是寫給別人看的，而這一本屬於他自己。

在劉喜華眼中，這個本子上記著他真正的內心感受、思想認知和心路歷程，“值得隨時翻一翻”。

對劉喜華所在的第78集團軍來説，這個小小的本子上，還記錄著一場破除“迎檢式”教育筆記的“革命”。

本子上“齊刷刷”，腦袋裏“白花花”

“漂亮”的教育筆記為何遭遇尷尬？

“除了記錄樣式統一外，內容也一模一樣，有的戰士連錯別字也原封不動，搬了上去。”去年，集團軍宣傳處幹事高旭調研基層政治教育開展情況時，對幾本“令人哭笑不得”的筆電記憶深刻。

原來，一個分隊為了確保官兵筆記記錄規範，每次組織教育時，都會先將授課提綱投影出來，然後要求官兵一字不落地謄抄。那天，授課人一時疏忽寫錯一個字，結果，連隊有的戰士居然照著原樣“複製”了下來。

高旭隨機找來幾名戰士，詢問起近期教育課的大致內容。大家筆記記得十分規範，回答提問卻支支吾吾。

紙面上“齊刷刷”，腦袋裏為何“白花花”？

戰士張居俊認為，現在不管大課小課都要組織抄筆記，內容無非是教案的各級標題，大家都是文字的搬運工，把字“搬”完了，除了累得眼酸手軟，哪還記得都抄了些什麼東西？

中士時文盛曾擔任過連隊文書。那時，每堂政治教育課的前一天，他都有一個固定任務：整理第二天的筆記抄寫提綱。為確保格式規範、內容統一，他將授課的標題、時間、地點、授課人等排好版，每一行寫什麼都規定得清清楚楚。“抄筆記已經成為政治教育的‘套路’。”

教育授課，為何非要抄筆記？

“有時候確實是時間衝突，教育內容安排不開，只好通過抄筆記來‘完成’教育任務。”某旅炮兵營教導員陳繼偉有苦衷：上級要求的各種教育確實太多，有時一些機關業務部門還會臨時安排教育內容，都要求落實，怎麼辦？基層只好“真”抄筆記“假”上課。

查筆記往往是上級各種檢查的重要內容。不少官兵談到，上級都是按照實力數檢查教育筆記，“就算是人休假不在連隊，筆記也必須要有”，少一本、缺一課都不行。為此，營連有時會專門安排時間，甚至犧牲休息時間來組織抄筆記。趕上部隊任務多或者上級突擊檢查，有的單位還會連夜組織補筆記。

“這些筆記看似漂漂亮亮，實際上就是在走過場。”戰士張偉從小就有做筆記的習慣。他發現，隨手將學習中的所思、所想記在本上，能夠幫助自己更好地記憶和理解。然而，千篇一律、毫無個性的筆記確實讓人“累覺不愛”。

張偉的想法不是個例。某合成旅組織了一次問卷調查，69%的官兵認為，政治教育筆電已經成為應付檢查的工具，自己平常根本不會主動拿出來，更別提翻看復習了。

如有雷同，絕非巧合

“千篇一律”的癥結何在

“既然上上下下都反對，為什麼抄筆記之風還是‘經久不衰’呢？”採訪中，有官兵談到，“千篇一律”教育筆記的幕後推手值得深究。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宋博銘説，不論是《基層建設綱要》還是《思想政治教育大綱》，都沒有對教育筆電進行明確規範。從我軍的成長歷程看，政治教育筆電是從最初的煙盒、手抄本發展而來的，堅持開展政治學習、記錄政治筆電身是我軍的優良傳統。然而，由於便於官兵記錄、便於上級檢查，教育筆電逐漸成為檢查教育落實情況的重要依據，反而成了官兵的負擔。

某旅火力連指導員張學芳認為，正是因為教育效果不易量化，上級檢查教育時便主要看是不是按計劃上了課，看是不是人員全部參加，看不到教育筆電就認為教育沒落實，官兵答不上問題就説教育沒效果。

對此，作為宣傳科科長的騰飛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談到，部隊調整改革後，小機關帶大部隊，每次檢查政治教育，即使“全科總動員”，也難做到“跟班聽課”全覆蓋。相比較而言，檢查教育筆記在某種程度上就能變虛為實，組織起來省時省力，也算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組織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似乎都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難。這樣的難題怎麼破解？有人也嘗試過做些改變。

針對“抄筆記”的問題，某旅修理二連指導員閆鵬宇上任之初開始推行“自主式筆記”，允許官兵在筆電上自由發揮。結果，沒過多久就被迫中止。“每次機關來檢查，總是批評連隊筆記記錄不規範，個別戰士‘短斤少兩’。”

某旅火箭炮連指導員周龍也做過類似的探索，卻很快陷入了“一抓就死、一放就散”的困境。他發現，個別戰士本身不愛做筆記，把“自主”當“自由”，乾脆就徹底不記了；有的戰士還把政治教育本當成了草稿本、塗鴉本。淺嘗輒止之後，他又重新恢復了“簡單高效”的抄筆記模式。

不過，他仍然認為，這種“如有雷同，絕非巧合”的抄筆記模式是不可取的，是迫切需要變革的。

這種“迫切”很多官兵都深有感觸。某旅上士麻長慶説，這樣一堂課下來，筆記抄得是工工整整、密密麻麻，而入腦入心的話卻沒有聽進幾句。甚至有人調侃：寧跑五公里，不願抄筆記。

排長朱賢成則認為：看似“標準化”的筆記既費筆墨又浪費時間，教育能停留在本子上，卻未必能走入戰士心中。

教育貴在真誠，筆記貴在走心

讓戰士的筆電變變樣，目光不能局限在本子上

如何糾治教育筆記中的形式主義？在第78集團軍，部隊上上下下進行了各種探索。

某旅利用政治工作幹部活動日時機，組織探討教育筆記應當如何“變臉”。討論中，大家逐漸認識到，好筆記的標準不是格式規範、字跡工整，而是要有真思考、真體會。

某合成旅在官兵中開展了“我最喜愛這樣做筆記”金點子徵集，梳理百餘條意見建議，介紹了“走心式”筆記的記錄辦法。針對官兵認知程度、文化水準的差異，他們向官兵推薦了摘記法、圖示法、表格法、剪報法等多種筆記記錄方法，供官兵自由選擇。

某旅排長趙晨曦平時喜歡創作一些漫畫，他就結合授課內容即興創作，筆電經常被其他官兵借閱。戰士張海亮喜歡收集名言警句，他做筆記便摘錄授課中自己有共鳴的語句，並隨手記下感想。翻看這樣的筆記，教導員于洋感到，“批閱筆記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苦差事，教育筆電成了與大家筆尖上談心的新平臺。”

只是單純變換做筆記的形式還不夠。該集團軍政治工作部領導認為，打贏筆電上的“戰爭”，目光不能局限在本子上。“不跳出‘一説檢查就翻本’的慣性思維和習慣動作，再好的筆記記錄形式都會很快演變成新的形式主義。”

也有人感到，為筆電減負，其實也關係著科學確立政治教育乃至政治工作評價標準的問題。政治工作是沒有獨立任務的，你越是設置獨立的、簡單粗放的評價標準，越可能陷入自我設計、自我迴圈的誤區和困局。

知易行難。如何有效評判人的思想狀態？如何證明政治教育效果？新體制可能激增的工作量該怎樣應對……第78集團軍各部隊從兩個方面展開了調整教育效果評估方式的嘗試。

一方面，引導各級將目光從筆電重新回歸教育課堂。某旅重新研究調整“跟班聽課”制度，嘗試推廣基層互檢、機關抽檢等方式，用實時的現場評估取代翻看備課教案、抽查教育筆記的老套路；某合成旅為營連配發錄影器材，各單位自行錄製授課過程，並上傳至局域網上進行展評。

另一方面，他們還將目光由教育課堂轉向演訓場，把教育效果評價與單位整體建設、日常工作表現、大項任務完成等情況相結合。官兵精神狀態、訓練熱情等多項指標均被納入檢查細則。

“上面刮什麼風，下面就會下什麼雨。”某旅政委焦揚説，這些探索形成的制度機制雖然不盡完美，但教育評估方式的變革本身已經帶來了諸多可喜變化。各級在檢查時不再搞“唯本本主義”，官兵參加教育的熱情高了，教育對軍事訓練等工作的推動作用正逐漸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