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鹿希憶鄧稼先:他的眼神似乎不在這個地球上

現在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見到鄧稼先院長的情景,仿佛是在夢中——

鄧稼先的手很涼，有汗，濕漉漉的。

我們握手，互道辛苦，但都有點心不在焉。

當時，我們的注意力都被遠處的那片荒原吸引著。再過一會兒，那裏將爆炸一顆原子彈。

那是1983年,在羅布泊的一次地下核子試驗前夕，時任核子試驗基地政委的胡若嘏介紹我認識了鄧稼先院長。

那裏緊張的工作不允許人們有更多的交談。於是，我們相約，改天到他長期工作的位於大西南的研究院，去聽他好好講那秘密歷程中的故事。

沒想到，那是鄧稼先最後一次到羅布泊試驗場；沒想到，那時的鄧稼先已是一位身患絕症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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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的馬蘭花

■彭繼超

　　許鹿希、鄧稼先與他們的子女（1958年攝于北京）

鄧稼先去世後，客廳一直保持著原來的模樣……

1993年，在北京花園路鄧稼先家的客廳裏，我看到了一盆令人愴然心動的馬蘭花。這是參加核子試驗任務的同志特意從羅布泊帶給鄧院長的。馬蘭花旁邊，是鄧稼先的照片——兩手在胸前張開，仿佛擁抱著一顆太陽。馬蘭花已經枯幹，曾經濃綠的葉片蒼白得幾乎透明。它像遺像中的主人那樣，把生命和顏色獻給了陽光和時光，但它依然保持著挺立的身姿——那是永生的形象！

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教授細心地用白色塑膠線把這枯幹的馬蘭花纏繞起來，擺放在鄧稼先的遺像前。許教授告訴我：“這花，已經擺了好幾年了。”

在鄧稼先遺像旁的玻璃板下，擺放著一張領獎通知單，上面寫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獲獎項目：原子彈的理論突破及武器化，氫彈的理論突破及武器化；獎勵金額：1000元……

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卻又無話可説，只能躬下身來鞠躬，再鞠躬……

許教授告訴我：鄧稼先去世後，客廳一直保持著原來的模樣，這是楊振寧來訪時他們傾心交談坐著的沙發，這是鄧稼先去戈壁灘時背的水壺，這是準備停電時點的蠟燭……

許教授拿著一本書《中國原子彈的製造》，慢聲細語地講述著鄧稼先和他的戰友們的故事，那是永遠活在她心裏的故事——

1958年中秋，錢三強找到鄧稼先：“小鄧，我們要放個‘大炮仗’，這是國家絕密的事情，想請你參加，你看怎麼樣？”接著，他又嚴肅地説：“這可是光榮的任務啊！”鄧稼先1950年回國後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于1954年起做數理化部的副學術秘書，而學術秘書就是時任二機部副部長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先生。鄧稼先對錢先生很尊敬，彼此之間也十分熟悉，他深深懂得這次談話的分量。當晚，鄧稼先失眠了。妻子許鹿希見他神情有些異常，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什麼，我在調動工作。”鄧稼先平靜地説。他説：“鹿希，往後家裏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過得就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當時30歲的許鹿希並不知道鄧稼先這句話意味著什麼，但她懂得鄧稼先要去做的一定是有關國家利益的大事，他一旦選定了目標，就會義無反顧地走到底。雖然當時女兒只有4歲，兒子才兩歲，但許鹿希認為，不能因家裏的瑣事讓鄧稼先分心，她寧願自己默默地承擔一切。她對鄧稼先説：“放心吧，我是支援你的。”

鄧稼先是第一批到二機部九局報到的三個人之一，九局後來也叫九所、九院、221廠。1958年8月，鄧稼先研究核武器的秘密歷程在北京城外北郊的一大片高粱地開始。那塊地方劃出來作為他們的院址，叫作三號院。鄧稼先和新畢業的大學生一起，全部投入施工行列。他們毫無怨言地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墻，修建準備存放蘇聯答應要給原子彈模型的庫房。但後來，原子彈模型沒有等到，蘇聯專家卻撤走了。

1959年6月，二機部劉傑部長向當時的九所組長以上人員交底，他對鄧稼先説：“你要有思想準備，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要自己幹。”

高粱地上剛剛蓋起的一座灰樓，成了中國核武器研製最早的陣地。鄧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周光召、陳能寬、龍文光、疏鬆桂等專家先後集結在這裡，秘密地進行著原子彈技術的艱難攻關。封存在倉庫中的幾十個麻袋的計算草稿，是鄧稼先率領的理論設計隊伍艱苦攻關的記錄。當年他們最先進的運算工具，就是兩架每秒300次的“烏拉爾”電腦，許多數據還要靠手搖電腦、計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盤來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