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紅軍手跡”中的三大疑問

發佈時間:2018-08-29 17:33:06    來源:重慶日報    作者:匡麗娜    責任編輯:王月

  當年,7位紅軍的藏身之地——石岩寨子。圖為石岩寨子的後門。

貴州省習水縣九鳳山金龍寺曾是中國工農紅軍療傷院,當年7位紅軍戰士曾在這裡養傷。

江津四面山發現的“紅軍手跡”為什麼會使用“紅一方面軍”部隊番號?手跡為什麼會有三個部分?文內提到的“陳賡”“楊德(得)志”是否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針對這三大疑問,記者採訪了我市部分專家學者。

“文中使用‘紅一方面軍’的部隊番號,應該是慣性使然。”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稱,1934年1月,紅軍總部合併于中央軍委,紅一方面軍改稱中央紅軍。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直到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省西部懋功地區會師後不久,中央紅軍才再次改稱紅一方面軍。因此有人認為,1935年1月長征經過重慶一帶的紅軍,不應自稱為“紅一方面軍”,而應該稱為“中央紅軍”。

“這是從嚴格的歷史學考證角度提出的,現實中未必使用得這樣嚴謹。”周勇稱,當過兵的人都知道,部隊番號經常變換。但在慣性之下,老番號常常被人使用。所以,在80多年前的長征途中,7位受傷紅軍慣性使用部隊原來的番號“紅一方面軍”是完全可能的。

“手跡中的三個部分應是不同時期所寫的。”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研究館員提出,手跡中第一部分是封面,上面寫的“打倒蔣介石,消滅蔣匪幫,解放全中國”疑為後來添加的。第二部分是正文,共5頁,含落款,是1935年4月所記。第三部分是紅軍傷員吳貞和于1943年返回唐家時所留地址,這是文物正文內容的輔證。

在這份“紅軍手跡”中,多次提到“陳賡”和“楊德(得)志”,如:“組織上安排陳賡、楊德(得)志把我們七人轉到溫水方向隱下來治傷”“幹部團的陳賡、楊德(得)志同我們在廟裏過了一個春節”“過了春節,陳、楊就趕回部隊。走時陳、楊在山寨岩子裏開了一個會”等。

當時陳賡任幹部團團長、楊得志任紅一團團長。手跡中提到的陳、楊兩人是否就是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周勇認為有幾種可能:一、土城戰役後,紅軍傷亡慘重,在部隊大量減員的情況下,領導親自護送安置傷員,未必不可能。二、陳賡、楊得志派人護送傷員,這對普通戰士而言,就以為護送者就是陳與楊。

周勇説,儘管有這些謎團待解,但這份史料的真實性是毋容置疑的,這件事情的發生是真真切切的,期待歷史學家深入研究,發現更多、更翔實的史料。

周勇還指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在遠離組織的情況下,7位紅軍傷員自動成立了黨小組:“七名戰士有四個黨員,成立黨小組,廖永江任組長。”

這表明,即使在當時極其艱苦的環境中,哪怕只是臨時組成的養傷集體,紅軍戰士們也時刻不忘建立基層黨組織,保持黨組織的完整性和戰鬥性。在長達兩個多月的養傷期間,他們所做的一切決定,都是由黨小組共同做出,而不是由某一人決定,這充分體現了共産黨員的黨性原則和基層黨組織的戰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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