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美航母進南海進行戰機升空訓練。
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6月8日刊發美國史密斯研究與評級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科特·B·麥克唐納的文章《美國縮減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稱,新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圖景正在形成。它包括中國的“一帶一路”、亞洲與歐洲之間北極航線使用的增多以及太空飛船發射降落場的發展。與此同時,全球供應鏈、歷史悠久的貿易協議和軍事聯盟被重新評估。對於新圖景最關鍵的是,美國不再重視跨大西洋聯盟體系和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承諾。從很多方面來看,特朗普政府正在把美國帶回到一戰後——擺脫與歐洲的複雜聯盟,更加依賴商業,對國家利益進行更清晰、也更狹窄的重新定義(主要是創造就業和讓國家遠離戰爭)。
與此同時,隨著美國的後退和歐洲重新評估自己在全世界的作用,中國正在為填補全球領導者空白而行動。同時,俄羅斯正在東歐、中東和加勒比地區(委內瑞拉)重新施展自己的強大影響力。雖然唐納德·特朗普通常被視為製造更加不確定的政治經濟圖景的主要力量,但推動全球體系變化的力量已經運作了一段時間,這股力量並不僅僅來自美國。英國脫歐是其中一個例子,歐洲很多地方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政治的動蕩本質,也反映了這種變化的性質。
特朗普5月份對歐洲和中東的出訪,反映了美國正在回到一戰後的不接觸思維——遠離歐洲的毀滅性衝突、革命起義和經濟麻煩,轉向商業並與世界保持一定的距離。在沃倫·哈丁1923年突然去世後遞補擔任美國總統的卡爾文·柯立芝曾説過:“美國人民最大的事就是商業。”從很多方面來看,特朗普總統可能也是這樣看待世界的。而事實上,上世紀20年代是美國繁榮的時代。
特朗普在出訪歐洲時暗示,偉大的跨大西洋政策協調試驗所鼓勵的西方統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現在將回到民族國家的實力與利益。畢竟,美國的參與成本一直很高,而歐洲的很多國家沒有履行對維持強大的軍事建制的承諾。從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裏對很多歐洲戰略利益地區(例如塞爾維亞、利比亞和馬利)的參與可以看出,這種轉變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一些歐洲大型經濟體對美國保持了高額貿易順差。
在5月份舉行的“困難的”七國集團峰會後,德國總理默克爾承認,地緣政治圖景正在發生變化。她説:“德國可以完全依賴他人的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結束。我在過去這幾天裏感受到了這一點。我們歐洲人真的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默克爾的表態雖然可以被理解為出於競選需要對國內民眾作秀,但她的觀點反映了歐洲與美國關係惡化的本質。同時,新當選的更具活力的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讓她的立場更加堅定。馬克龍希望重振歐盟,讓歐盟變得更加高效。
特朗普回國後,推動美國進一步脫離國際協議,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舉動,在很多人看來,無異於華盛頓拒絕加入威爾遜倡導的國際聯盟。特朗普説:“巴黎氣候協定只是華盛頓加入的那些對美國不利的協議中最近的一個例子,這些協議只對其他國家有利,讓美國工人……和納稅人來承擔失業、低工資、工廠關閉和經濟生産大幅下滑這樣的後果。”
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已經成為在全世界展開的遊戲。這對全球經濟和市場具有雙重意義。首先,全球政治體系正在變得多極化,在歷史上,這往往意味著更加不穩定。從中東的多個戰場(敘利亞、利比亞和葉門的內戰)到朝鮮核與導彈計劃,再到南海,“大國”參與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衝突爆發點。
美國支援的減少、俄羅斯在東方更積極地行動、中國在東歐新建立的存在(投資基礎設施),以及激進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使歐洲成為地緣政治熱點區域。歐洲還面臨內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興起的問題,這反映了社會對個人安全和政府福利減少的擔憂。
在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擺脫全球化導致政治制度向著強人政治方向發展,這些強人往往承諾法律與秩序以及經濟擴張。印度、菲律賓和土耳其都是這種情況。
中國和俄羅斯都在更積極地確定自己的勢力範圍,這導致它們與歐洲、美國、日本和一些小國的摩擦。
第二個因素是,政治讓經濟決策環境變得越來越複雜。這是因為必須與更多複雜的外部變數和內部分歧作鬥爭,這些分歧反映了政治制度無能的一面,即難以應對技術帶來的破壞性影響和國民經濟的贏家與輸家之間更鮮明的對立。
經濟決策受政治的干擾在美國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明顯。在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執政8年後,共和黨在白宮和參眾兩院佔據絕對優勢。共和黨在經濟增長和就業方面的日程,本應通過立法程式快速推進。的確,對新政府將通過稅改、撤銷《平價醫療法》、金融去監管、財政刺激和基礎設施投資來實現自己日程的預期,使金融市場從去年11月至今,經歷了“特朗普衝擊”。但事實並非如此。
特朗普讓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正式通知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協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然而,白宮的其他日程卻在國會受阻,而且最大的問題來自共和黨內部。與此同時,一樁接一樁的“醜聞”(解雇科米、俄羅斯問題、總統及其家族的潛在利益衝突),導致白宮在經濟決策上分心,並引發了一定程度的內訌。
北京、布魯塞爾、巴黎、柏林、倫敦和東京的領導人也面臨著很多同樣的問題。這一切所引出的重要問題是,美國在特朗普領導下,會在多大程度上放棄世界事務的領導地位。每一次大國的後退,都會給其他國家提供機會。有一種説法是,大自然討厭真空,在國際關係上也可以這麼説——多極體系更容易引發不穩定。(編譯/王棟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