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縱橫古今談軍改 揭秘操縱強國幻滅的幕後巨手

有無進取奮鬥的理念

決定軍事變革成敗

國無軍不立，古代、近代的執國柄者也都清楚這一點，除了極度昏聵的君主外都注重保持國家的軍事力量，往往視兵權如命。不過注重軍事之國，並不一定能夠強軍，歷史上經常有兵強馬壯之國會逐漸變得衰弱不堪，重要原因就在於軍事思想僵化和體制腐朽，不能引導變革甚至墮落得一代不如一代。西元前2世紀至西元3世紀稱雄西方的古羅馬，就因軍事體制崩壞落得個瓦解的下場，此後義大利半島還出現了千年分裂的局面。

從古至今的軍事變革，絕不是僅靠換些新武器，或提些新口號，而是需要以下三方面的並舉：

1.提出創新的軍事指導思想；

2.更換新式的武器裝備；

3.實現軍隊的新編制和結構重組。

了解歷史的國人都知道，宋朝在人類戰爭史上最早開始大規模使用了火器，軍隊裝備上出現了劃時代進步的萌芽。然而此時因封建腐朽習氣的壓制，以宋太宗、徽宗、欽宗為首的朝廷都沒有進取性的軍事思想，對臃腫無能的軍隊也未進行改革，武器改進這一“單騎獨進”並沒有改變宋軍的衰弱面貌，更談不上實現什麼軍事變革。

19世紀後期清朝搞“洋務”時，購買了外國的先進軍艦、火炮和洋槍，卻仍維持著腐朽的軍事思想和落後的官制、兵制。相比之下，此時進行明治維新的日本在軍事變革中卻是“三頭並取”，即在軍事思想上引入德國陸軍和英國海軍的作戰理念，全面更換新式武器裝備，編制上全面倣照西方軍隊建設多兵種有機結合的合成軍。

中日甲午戰爭中，雙方軍事較量形成這樣的對峙場面：一方是拿著近代武器的古代軍隊，一方是作戰思想、武器和編制都已是近代化的軍隊。雖説清軍在外購的鐵甲艦和克虜伯大炮、加特林機槍等某些單項武器上有優勢，在軍事變革的總體進程中和日本卻已存在“代差”，作戰理念和軍事體制上的落後，導致了清軍在陸地與海上每遇交鋒都一敗塗地。

如果把軍事變革形象地比喻為一個人，軍事思想就是頭腦，武器裝備就是手足，編制體制就是軀幹。在三者之中，頭腦自然最重要，軍事理念的進步才能有效指導變革。

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存在決定意識”，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軍事思想與其生活的地理環境有重大關係，中華民族形成的國家意識也是如此。縱觀人類古代史，基本上有著三種文明，其生存環境決定了民族特點和軍事特徵：

河流文明——崇尚和平、文化水準高卻又比較保守；

遊牧文明——文化水準較低，剽悍善戰；

海洋文明——長于商業，卻常常進行殖民擴張。

地處愛琴海的群島之國——希臘，是西方文明發源地之一，連接歐亞非的戰略要地，其古代建軍便是海陸並重，並對外不斷擴展殖民地。希臘本身雖然在中世紀和近代衰落，其歷史文化基因卻被西方國家包括現在的美國所繼承。

作為多民族組合而成的中華民族的主體——華夏民族，在歷史上長期處於河流文明狀態，雖然北方少數民族在數千年間多次南下，融入了遊牧民族的特點，然而在短時間內又被農耕文明影響，被同化。中國古代王朝的文化傳統，決定了其在防務問題上崇尚禮義與和睦，鄙夷征服式擴張奴役他國，只有少數民族政權才在短期內熱衷於對外遠征。如中國從戰國時期至明朝的兩千多年間一直修築長城，這便是軍事上的防禦性理念的突出代表，也是河流文明的深刻體現。

熟悉自然地理的人會發現，兩千多年來歷朝歷代修築的長城，其走向大致與350毫米等降水量線相吻合。長城以北天氣寒冷，降水量少，不適宜種莊稼；長城以南氣候溫暖，降水豐富，適合農作物的耕作。長城是農業文明與遊牧文明的分界線，從實質上看是農業文明防範遊牧文明的一道院墻。

漢族當政的王朝，直接管轄區大都局限于適於農耕的長城之內，漢朝、唐朝雖有短期向外擴張卻也很快退回長城之內。以滿族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清朝，在前期融合各民族，終於形成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基本疆域。清朝進入後期，對外開拓的精神完全喪失，加上武器和軍制落後，國家防務完全墮落為消極保守的防禦型。

回顧中國自秦漢以後兩千多年的民族衝突，經濟上是北方窮、南方富，軍事上卻一般是西強東弱、北強南弱。像諸葛亮的蜀軍是以山地步兵為主，北伐時一旦越過秦嶺，進入關中平原就難敵曹魏的騎兵，只能落個“出師未捷身先死”這一令人嘆息的結局。再觀歷史上其他朝代的北伐，除了朱元璋利用全民反元大起義而獲成功外，其餘的沒有一次成功。像岳飛那種“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的理想，就是沒有宋高宗“十二道金牌”的阻撓，也絕無實現的可能。首先我們從軍事角度分析，由於北方以畜牧業為主，適合發展騎兵，當地民風彪悍、善戰，在冷兵器時代，佔據了體力、機動力、戰鬥精神三項優勢。南方以耕種為主，難以養馬，軍隊多以步兵為主，民風也相對柔弱，這也是江南政權最終總是被北方政權或南下的遊牧民族所征服的原因所在。

現代的人們總願意稱讚華夏民族的漢朝、唐朝，認為它們開創了值得誇耀的盛世。在軍事上，當時華夏民族確實擊敗了北方的匈奴和突厥。從社會面貌和思想觀念上考慮，漢唐前期的統治者還保留著開拓進取的精神，並注重改進軍制，打造先進的武器。漢唐兩朝的前期，突破性地將農業和畜牧業結合起來，在長城內外的馬場上養育了數以十萬計的戰馬，大力發展冶金業，生産大量優質的鐵制兵器。漢軍同匈奴進行了百年騎兵大戰，雙方的戰馬和騎術基本相當，漢軍有金屬盔甲、尖鐵箭頭和強弩，匈奴卻只有皮甲、骨頭製作的箭頭和簡易弓，武器裝備上同漢軍有著重大差距，這些決定了雙方交鋒時的勝負次數。不過漢軍因習慣於農業社會的生活而不能在草原久居，因此無法徹底消滅遊牧于各地的匈奴，最後只能以“和親”的方式求得雙方休戰，和睦相處。

王可偉的油畫《角弓鳴》，形象表現了西漢軍人對匈奴作戰的場面。當時還沒有馬鐙，漢軍的弓箭尤其是箭頭要優於匈奴。

唐朝初期，戰馬數量超過漢朝，金屬鎧甲和鐵制兵器也較突厥佔優，才能有太宗、高宗時期的輝煌盛世。

不過唐朝中期，當權者和漢族農民普遍厭倦戰事，朝廷不得不改徵兵制為募兵制，願意應募當兵的多是擅長騎戰的胡人，安祿山、史思明這些少數民族將領由此壯大了實力，從而發動叛亂。唐朝雖然經過七年苦戰，借來回紇騎兵平定了安史之亂，而藏族的吐蕃王國卻乘機佔領了唐朝的隴右馬場。塞外養馬的肥美草場喪失，導致唐朝後期直至後來的各個漢族政權都無法建立強大的騎兵，由此也喪失了對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優勢。唐朝後期和宋朝、明朝，內地的尚武精神逐漸衰落，北方少數民族卻日益強勢。當這些夷狄建成擁有冶金製造業的政權並與原有的畜牧優勢相結合時，對南方的威脅日益增強。

北方遊牧民族雖説總體經濟文化落後，卻建立了統轄力較強的遼朝、西夏、金朝和元朝等政權，除了戰馬的強壯、士兵的彪悍，還得益於較高的金屬冶煉和兵器製造水準。雖然成吉思汗是個文盲，卻特別重視提升武器品質，到處蒐羅製造火器和攻城機械的工匠，蒙古軍保持騎兵優勢的同時在盔甲製作、發炮裝置方面不亞於宋軍。再加上蒙古民族強悍的作戰精神，富庶的南宋政權就成了北方遊牧民族的獵物。

同樣的歷史悲劇，後來又發生在大明王朝同北方的清朝之間，努爾哈赤時代“滿洲鐵騎”使明軍步兵難敵，明朝的袁崇煥還可以利用“紅衣大炮”的優勢取得少許勝利。當皇太極招降明朝火器隊，建立鑄炮業時，軍事實力遠勝於李自成的軍隊，明軍的優勢也就不復存在，這就再次上演了貧瘠的北方征服富裕南方的歷史劇目。

總結這些歷史經驗可以看出，中國歷史上出現的貧困打敗富裕、野蠻征服文明的赫赫戰績，關鍵在於富裕的“知識分子們”尚武精神喪失，貧困的“野蠻人”奮發圖強，掌握當時先進的軍事技術。這一情形在近現代世界上也一再出現過，如“二戰”中的義大利也算得上是二流工業國，卻打不過希臘這樣的落後小國，原因也在於這些羅馬帝國的後裔喪失了前人的戰鬥精神而只重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