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宣佈放寬醫療領域外資股比限制 外資辦醫的春天到了嗎?

這是中國在醫療市場開放外資辦醫的積極信號,外資在相關醫院中的持股比例或將進一步提高。但同時,處於試水期的外資辦醫,仍面臨一系列配套政策問題。

導讀:最高層釋放對外資辦醫的積極信號,業內人士認為這對引入優質資源、促進國內市場向好發展具有一定推動作用,但外資辦醫仍處於試水階段,成功的更是鳳毛麟角,除了政策障礙要掃清外,外資還面臨本土化、醫保接入、醫生職稱互認、醫療設備購置審批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問題。

11月5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講話中指出,加快電信、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開放進程,特別是外國投資者關注、國內市場缺口較大的教育、醫療等領域也將放寬外資股比限制。

業內人士認為,這是中國在醫療市場開放外資辦醫的積極信號,外資在相關醫院中的持股比例或將進一步提高。但同時,處於試水期的外資辦醫,仍面臨一系列配套政策問題。

外資辦醫仍處於試水階段

1997年,原外經貿部和原衛生部制定的《關於設立外商投資醫院的補充規定》初步奠定了中國醫療服務市場開放的基礎,明確了外資醫療機構入華必須與中方醫療機構或其他機構共同投資、共同經營。

2000年,原衛生部和原外經貿部聯合製定了《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暫行管理辦法》,其中在設置條件裏有著“合資、合作中方在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中所佔的股權比例或權益不得低於30%”“合資、合作期限不超過20年”等方面的限制。

對外資70%的最高股許可權制,一直延續到了18年後的今天。

一位外資獨資醫院的負責人表示,該院籌建之初也曾面臨政策困境。

當醫院購買用地時,土地屬性還不是醫療用地,而地方衛生局審批醫療機構時要求先將土地用途更改為醫療用地,而向規劃局申請更改土地用途時,對方又要求先通過衛生局的醫療機構審批程式。這使醫院的建設陷入兩難。

此外,資金從境外進入大陸時,需要當地商務委的審批,而商務委則表示審批程式是串聯的,因而需要先通過衛生局和規劃局的審批之後,商務委才能批准。該院的建設再次陷入困境。

直到2010年11月,我國第一次對外資獨資醫療機構釋放了政策信號。當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的通知》,表示“對具備條件的境外資本在我國境內設立獨資醫療機構進行試點,逐步放開”。

然而這一政策信號也僅僅是信號,在此後在4年的時間內很少見其能真正的落地實施。

2013年中央發佈鼓勵社會辦醫政策後,相繼在土地、稅收等方面出臺了配套政策,上述外資獨資醫院抓住政策窗口期,原先串聯的審批程式相繼得到受理通過。

同樣是在2013年,外資獨資醫院政策一定範圍內出現了重大轉機。

當年,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為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自貿區內多項政策可以突破原有限制,先行先試。自貿區成立不到兩個月,上海就發佈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獨資醫療機構管理暫行辦法》,明確允許外國投資者在上海自貿區獨資設立醫療機構。這一政策也被中央認可,引出了其後的“244號文”。

2014年7月,國家衛計委、商務部頒布了《關於開展設立外資獨資醫院試點工作的通知》(國衛醫函[2014]244號),明確允許境外投資者通過新設或並購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蘇省、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等7省市設立外資獨資醫院。

但與政策相對應的,《2015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顯示,截至2014年底,中國境外資本參與創辦的醫療衛生機構僅超過200家,而外資獨資醫院更是寥寥無幾。

一直被冠以國內首家外商獨資醫院的上海阿特蒙醫院在建設途中生變,其最終實際採用了“臺港澳法人獨資+外國股東”的中外合資方案。原定於今年十月營業的該院,其官網內容定格在了2017年,開業在即的字樣依然挂在主頁上。

在民營醫院數量佔到全國醫院的半壁江山之時,“外資醫院還處於試水階段,成功的更是鳳毛麟角”,上海市社會醫療機構協會副會長、上海和睦家新城醫院院長張澄宇接受健康點採訪時表示。

外資辦醫的困境依然不少

張澄宇表示,高層釋放積極信號,顯示出中國在關係人民健康的醫療領域的開放心態,也顯示出了充足的自信,但同時,在舉辦層面,內外資辦醫都需要符合中國的管理規定,外資仍然需要受到外資管理部門的認可。

上述醫院負責人也表示,政府本意是希望能夠放鬆事前審批,加強事中、事後的監管。政策是越來越開放的,但外資面臨的問題依然不少。

水土不服就是其中一個。

張澄宇表示,即使在醫療之外的領域,國外的模式在中國水土不服的比比皆是,醫療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其國際化困難重重。

上述獨資醫院負責人表示,外方的理念與中國的規範衝突不少。中國的三級查房制度與外資的高效理念也存在衝突,醫院在建設過程中遇到過不少類似問題。

張澄宇認為,外資進入中國醫療市場需要先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從而站穩腳跟。

較早進入中國的和睦家以及建成不久的上海禾新醫院在運營初期都經歷了適應本土文化與規範的過程,而其患者也由外籍、臺籍為主轉向本地患者為主。

但對於外資醫療機構來説,除了投資政策、理念差異上的障礙需要掃清外,在未來,更亟待解決的還是醫保接入、醫生職稱互認、醫療設備購置審批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問題。

倒逼公立醫院改革

張澄宇表示,任何一項政策都存在漸進性,而且醫療機構的建設週期較長,2014年放開關於外資辦醫的政策,還需要時間驗證。

“對於放寬外資股比限制,從最高領導人講話到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繼而在地方落實也需要時間。”張澄宇説道。

上述外資獨資醫院的負責人告訴健康點,對外資的限制越來越低,但門檻不會低。

他以其醫院所在的某發達地區為例,該地區政策門檻已經放開,但準入門檻越來越高。他認為,由於當地醫療資源相對充足且優質,如若放低門檻,不合規的攪局者或將進入市場;而提高準入門檻,既是對良幣的保護,也是對公立醫院改革進程的刺激。

張澄宇也對健康點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他認為無論外資股比的限制放寬到多少,都能讓投資人獲得更多的決策權力和安全感,減輕其對輸入品牌風險的憂慮,從而不僅將資金引入國內,也將先進的醫療技術和管理理念、服務模式引入國內。

“池子裏養的魚不夠市場了,這下又有新的池子和魚。”張澄宇説道,優質資源的引入一定程度上能實現對劣幣的驅逐和對改革的推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引入外資醫療機構本身的目的就是為公立醫院一統天下的局面造成一些“鯰魚效應”,目前公立醫療機構都對外資醫院的進入並不算友好。有媒體曾報道,台灣的長庚醫院當年進入北京市場時,就曾遭到北京10余家公立醫院院長的聯名反對。

但張澄宇也認為,政策的放開並不會引來一股外資辦醫大潮。他認為,由於醫療機構提供的是服務而非成品,加之醫務人員數量有限,這一政策不會引發外資辦醫大潮。但相反,優質資源對醫務人員具有聚集作用,這一定程度上能促進國內醫務人員隊伍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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