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十三個省市今年出臺的社會辦醫政策 我們發現風向變了

中國的社會辦醫療服務業正處於激動人心的行業轉捩點上。這已經不僅僅是社會辦醫人和資本的“自嗨”,而是真切反映在各地白紙黑字的政策文件上。

根據國家衛健委統計資訊中心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18年3月底,民營醫院數量達19139個,同去年相比,又增加了2332個。僅從發展規模上來看,過去幾年,在政策支援和資本推動的雙重作用下,非公醫療産業的市場規模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中國醫療服務市場是一個高度依賴政策的非對稱競爭市場。針對社會辦醫,政府過往鼓勵政策雖然不斷,但一直有“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口號不少,落地寥寥”的詬病。然而健康點盤點了今年以來全國各地13個省級行政區針對社會辦醫的政策後發現,這一風向或許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改變。

支援社會辦醫療機構 政府開始“玩真的”

上周(8月15日),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在上海市浦東新區暫時調整實施有關行政法規規定的決定》,其中明確了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暫時調整實施《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款關於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證核發的規定,取消對上海市浦東新區的社會辦醫療機構配置乙類大型醫用設備的許可管理。

“別小看行政部門對社會辦醫療機構配置大型醫用設備的許可管理,這些政策各地拿捏尺度不同,鬆緊有異,是社會辦醫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瑞慈醫療集團董事長方宜新告訴健康點。瑞慈醫療在江蘇和上海都有醫療機構,兩地辦醫的方宜新説蘇滬的政策差異就非常大。

我國目前對大型醫用設備實施嚴格的配置審批管理,醫療機構獲得《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證》後,方可購置大型醫用設備。不過,社會辦醫療機構在申請購買配置CT、血管造影X線機等大型醫用設備時,需要提交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如果嚴格按流程走,審批期間,已經獲准開業的醫療機構可能無大型設備可用,造成人員、場地的閒置,無形中增添了許多成本。

“我作為不佔財政撥款、自負盈虧的醫療機構,需要買什麼設備還要等待審批,這實在有些不合理。”一位以日間手術中心為特色的連鎖醫療機構負責人對健康點表示。

原國家衛計委去年8月出臺的《關於深化“放管服”改革激發醫療領域投資活力的通知》確定了10 項重點改革,其中一項就是“探索在國務院批准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內對社會辦醫療機構配置乙類大型醫用設備實行告知承諾制,省級衛生計生部門要制定相應的事中事後監管措施並加強監管。”這也意味著,這一放開政策未來可能推廣到廣東、天津、陜西等其他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

不僅是對設備購買政策的逐步放開,據健康點不完全統計,僅在今年,已經有河南、江蘇、上海、安徽、福建等13個全國省級行政區以政府紅頭文件形式下發了對社會辦醫療機構的支援性政策。而仔細審視這些政策不難發現,多地已經將支援社會辦醫落實到了非常細化的人財物領域。從市場準入、財稅和投融資支援、財政獎補、投資獎勵、用地保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支援措施,用來激發醫療領域社會投資活力。

過去政府對社會辦醫療機構的政策支援也不少,但是很多要麼是‘口惠而實不至’,要麼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一位有著多年民營醫院投資管理經驗的社會辦醫人士告訴健康點。

所謂“口惠而實不至”,主要是一些地方出臺的支援政策過於籠統、原則,缺乏配套措施,或者沒有落實的時間表、路線圖,很多優惠政策成為“紙上談兵”。

如今這一現象已經有所不同,相當多政策已經非常細化。如7月25日,上海市政府下發的《關於推進健康服務業高品質發展加快建設一流醫學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見》(即在全國被熱議的“上海健康50條”)在每一條後面都規定了具體的牽頭落實部門,這一點在7月11日公佈的江蘇省《關於支援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的實施意見》中,有同樣的制度安排。

上海市衛計委規劃發展處處長徐崇勇近日在接受健康點採訪時還透露,早至今年下半年,遲至明年年底前,“上海健康50條”中的政策會陸續見到相應的配套出臺。

“上海作為公立醫療服務能力很強的一線城市,過去在推進衛生醫療改革的時候一直比較穩健審慎,這次‘健康50條’的政策的確讓很多社會辦醫療機構人士非常驚喜、眼前一亮。”上海和睦家新城醫院院長張澄宇笑言。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醫院管理分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馮慶明則認為,“此次上海‘健康服務業50條’相比傳統的政策更具有實操性。

而這些政策,不少是直擊過去掣肘社會辦醫的要害。比如“健康50條”提出,“支援利用以劃撥方式取得的存量房産和原有土地興辦健康服務業,土地用途和使用權人可暫不變更。連續經營1年以上、符合劃撥用地目錄的健康服務業項目,可按照劃撥土地辦理用地手續。”這條要求市規劃國土資源局、財政局牽頭落實的政策意味著,社會辦醫療機構有望通過劃撥方式取得醫療用地,這在土建成本上可以直接與公立醫療機構看齊。

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如果不想被定性成為“逐利”的營利性醫療機構,在資本回報方面就存在諸多限制。今年8月,鄭州市出臺的《支援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實施方案》改變了這一做法,規定:社會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在扣除辦醫成本、預留醫療機構發展基金及提取其他有關費用後,可從收支結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用於獎勵舉辦者。雖然鄭州的這一政策仍然有比例限制,但是對社會辦醫療機構的資本退出、回報機制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管道。

觀念之爭:讓“強壯的孩子有奶吃”

仔細揣摩不難發現,各地對社會辦醫的鼓勵政策其實有著深層次的導向考量,並不是不分大小、雨露均沾。將有限的公共政策資源向規模化、品質化突出的社會辦醫療機構傾斜幾乎是各地政策的一個共同點。——“不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是強壯的孩子有奶吃。”

這與中國社會辦醫結構的變化當然脫不了關係。

波士頓諮詢(BCG)今年發佈的一份社會辦醫報告稱:社會辦醫過去往往集中在小診所、小型綜合醫院和一些技術要求不高的專科領域,總體醫療服務的能力和品質不足,導致行業面臨著誠信危機。在新時代環境下,我們觀察到社會辦醫的重點正在向“技術化”和“規模化”發展,綜合醫院更關注規模,也預計會出現更多的整合;越來越多的社會辦專科醫院正在進入技術導向型的領域。

BCG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夏小燕表示,“在過去十年民營醫院的發展進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成功的綜合醫院,他們的特點往往在於:明確自身的定位與發展特色以實現差異化,以基本醫保為基礎,發展混合支付,借力公立醫院合作夥伴資源加快業務發展。”

在各地密集出臺的社會辦醫的政策中,這種向強者傾斜、鼓勵做大的傾向也十分明顯。

比如在“上海健康50條”發佈前,業內傳聞“上海市要放開社會辦醫療機構的規劃限制”,但在最終出臺版的文件中,健康點發現,取消規劃限制只針對“100張床位及以上的社會辦醫療機構、全科診所和中醫診所”,弱化對上規模社會辦醫療機構的準入限制而非全面放開,顯示了上海市醫療衛生管理者取捨的精明之處。

有的則更是“粗暴直接”,直接“用錢説話”。今年8月10日,鄭州市出臺的《支援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實施方案》充滿了中原文化的豪爽樸實,直接規定:鄭州市社會辦醫療機構取得三級甲等和二級甲等資質的,分別給予1000萬元和500萬元的一次性獎勵。

“親兒子”“乾兒子”的差別還有嗎?

過去一直有種説法,對衛生主管部門而言,社會辦醫療機構是乾兒子,公立醫院是親兒子。

這雖是笑言,確是不少社會辦醫人的直觀感受。不僅是因為公立醫院依然承擔著絕大多數的基本醫療服務供給任務,地方衛生主管領導一把手也大都出身公立醫院院長崗位,在政策支援、關注重點、財政給付上自然會傾向公立醫院。而在醫保準入、職稱評定、土地流轉方面“親疏有別”的政策更是成了社會辦醫療機構難以突破壯大的“玻璃天花板”。

雖然不能説“親疏”之分已經完全消失,但是至少在政策和政策制定者的反饋看,這樣的鴻溝在迅速縮小。健康點的一個直觀感受就是,越來越多的地方衛生部門領導開始樂意為高水準的社會辦醫療機構站臺。以上海為例,去年上海市嘉會國際醫院、今年7月綠葉醫療集團與美國克利夫蘭醫學中心合作的“克利夫蘭醫學聯合”醫院活動上,都頻頻能看到上海市衛計委正副主任的身影。

親疏之辨更直觀的感受就在於“給錢”。雖然中央已經多次重申,“將符合條件的社會辦醫療機構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定點範圍,醫保管理機構與社會辦醫療機構簽訂服務協議,在程式、時限、標準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同等對待。”但往往這一政策的前提是社會辦醫療機構需是非營利性醫療機構。

“上海健康50條”就規定,“鼓勵高水準社會辦醫療機構參照公立醫院同等價格政策或病種費用標準,提供基本醫療服務,與公立醫院形成競爭。對在高水準社會辦醫療機構就醫的醫保病人,基本醫療服務的費用由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按照公立醫院同等收費標准予以結算,非基本醫療服務費用由病人自負。”這一政策的突破之處就是醫保結算“看水準”而非“看出身”。這意味著能提供高水準醫療服務的社會辦醫院,哪怕是營利性醫療機構,也可以享受基本醫保結算。

對此,上海市衛計委主任鄔驚雷看的很通透:“這些高水準社會辦醫療機構興建不需要政府投入,還為政府、社會分流了基本醫療服務,理應給予基本醫保‘國民待遇’。”

對社會辦醫療機構來説,能夠被納入區域醫療改革試點也是頗有獲得感的一件事。去年3月,北京市醫療改革正式推行,而位於河北燕郊的社會辦醫療機構燕達醫院,也同步實施了北京醫改政策。這是京外唯一一家可以持北京的醫保卡報銷、同步實施醫改的醫院。

據燕達醫院數據統計,自2017年1月5日北京醫保實現在燕達醫院實時結算開通以來,持北京醫保卡來燕達就診的患者由之前的每月560人次,快速增長至每月4144人次。截止至2018年4月12日,燕達醫院累計接診北京醫保門診患者36519人次,出院患者3383人次。

中國的社會辦醫療服務業正處於激動人心的行業轉捩點上。這已經不僅僅是社會辦醫人和資本的“自嗨”,而是真切反映在各地白紙黑字的政策文件上。只是,這些政策也將造就社會辦醫的“馬太效應”:只有那些在規模化或品質化上有突出效應的非公醫療機構才能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市場、資本和政策的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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