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 | 張尤局:永遠做黨和人民需要的醫生

人物小傳 張尤局,1937年10月出生於廣東揭陽縣,北京協和醫院內科學教授。1958年考入廣州中山醫學院醫療係,1964年畢業後分配至北京協和醫院工作。


 

 

人物小傳


 

張尤局,1937年10月出生於廣東揭陽縣,北京協和醫院內科學教授。1958年考入廣州中山醫學院醫療係,1964年畢業後分配至北京協和醫院工作。1976—1981年赴美國紐約,承擔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醫療保健工作。1981年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下州醫學中心進修。1982—2004年先後任外賓幹部醫療科、特需醫療部副主任。在普通內科和老年醫學領域有紮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曾多次榮獲中央保健委員會獎勵,2020年獲北京協和醫院傑出貢獻獎。


訪談節選

貧苦少年的坎坷求學路

李苑菁(以下簡稱“李”):張老師,請談談您的童年生活。

張尤局(以下簡稱“張”):我出生在廣東省揭陽縣(現揭東縣)冷水坑村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出生後不久,我的生父就病逝了。在那個貧困交加的災荒年代,生母帶著我去逃荒要飯,走到離家三百多裏外的揭陽縣(現揭西縣)河婆鎮下灘村,把我賣了。


我的養母有一個女兒,也就是我的姐姐,那個時候生活條件很艱苦,養母把我們姐弟兩個很艱難地帶大成人。


李:在那個年代求學是不是要面臨很多困難?


張:我讀書比較晚,8歲才開始念小學。小學畢業要上初中的時候,養母沒有錢供我上學了,本來要我去給別人家放牛,但正好趕上1950年我的家鄉解放,1951年黨和政府提出可以免費上學,我才有機會上初中和高中。

張尤局初中畢業照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當地的河婆中學念的。1958年,我考進了廣州中山醫學院醫療係,學制是六年制。我們年級一共有600個同學,分為18個小班,這18個小班又歸為三個合班,分別是甲合班、乙合班、丙合班,上課以合班上課,我是乙合班的副班長。


在大學裏,我拿的是二等助學金,每個月有兩塊錢的生活費,吃飯、住宿、學費國家全包了,這很好的,唸書不需要自己負擔了。


李:為什麼選擇考醫學院?


張:雖然養母是在去世前才把我的身世告訴我姐姐,姐姐又轉告我,但在我的記憶裏,村裏很多人都曾議論過我的身世。我自己也知道一些,知道我的生父是病逝的,生母是因為窮困才把我賣了。所以在我的印象裏,有醫生治病很重要。


我在家鄉也看到過一些人生了病卻沒得到治療的情形。比如,有一個人因腹痛今天看可能是闌尾炎穿孔,但沒得到治療,結果人就走了。我自己也有切身體會,小學時我得了瘧疾,發燒得厲害,家裏沒有藥,就用涼水一直衝腦袋,那時候真是沒辦法。


看到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又想到自己的親身經歷,高考填志願的時候我考慮來考慮去,還是決定學醫,可以治病救人,就是這麼想的。

協和開啟人生新篇章

李:您是怎麼來到協和工作的呢?


張:1963年,我被挑選到北京協和醫院進行畢業實習。那一年,從廣州中山醫學院來協和實習的一共有20名同學。我們實行的是單科輪迴實習,我在內科實習了6個月,外科2個月,婦産科2個月。如果你的重點放在外科,那麼你要在外科實習6個月,內科2個月,婦産科2個月。

1964年,中山醫學院領導與赴協和實習同學留影,後排左二為張尤局

1964年我們畢業時,協和醫院留下了10名中山醫學院的實習生,我有幸名列其中。

李:您來之前對協和是什麼印象?


張:我考醫學院的時候,其實對協和的情況不是很了解。但當我到中山醫學院念了幾年書以後,發現有好多教授是從協和去的,例如放射科的謝志光[1]教授、病理科的秦光煜[2]教授等,我逐漸了解到中國有一個很出名的醫院叫北京協和醫院。所以後來學校從600個學生裏挑20個來協和實習,我能被選上,也是很高興。


李:做實習大夫期間,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嗎?


張:在協和實習的這一年,我們得到了非常好的鍛鍊、培養、教育。


那時是24小時負責制,你管的病人24小時內有什麼事情都會叫你。我們住在護士樓,一個房間住八個人,一個晚上不是叫他就是叫你,不過大家都年輕,忙完回去以後馬上睡覺,照樣睡得著。


血、尿、便三大常規要自己做,晚上收的病人,第二天主治大夫查房前就必須把三大常規做出來。平時管的病人,必須定期復查血、尿、便常規,也都是自己做。


我們還要寫大病歷,大病歷必須寫得非常工整。有一個同學晚上實在是睏了,大病歷寫“歪”了,第二天主治大夫查房的時候拿著尺子告訴他“水準線在這兒”,這意味著什麼呢?這個實習大夫得重新寫。


這一年,不管是住院大夫查房,專業組查房還是內科大查房,都給我一個感受:協和的大夫是非常認真的,要求也很嚴格。查房的時候,我們要報告病例,但病歷本是要交給教授的,所以病人的所有資訊都要記在腦子裏,病人的病史、主訴、查體情況、化驗結果全都要背出來。教授們聽完,會仔細認真地給每個病人進行全面查體,查完之後會和主治大夫一起進行詳細分析,非常細緻,一旦發現你在哪個步驟上有疏忽,一定會指出來,問你為什麼漏了,為什麼沒做某項檢查。這些點點滴滴中就體現著協和的精神。


李:您正式參加工作是什麼時候?在哪個科室工作?


張:1964年8月底,我正式報到。但報到以後,根據國家規定,必須先下鄉一年,參加“四清”運動[3],我去了河北省趙縣朱家莊村。我們是和當地“四清”工作組人員混編分組,三個人組成一個小組,進駐一個生産隊,和農民同吃同住。前半年搞“四清”,後半年我們醫科院去的同志集中到某大隊參加勞動,這樣下鄉鍛鍊了一年。從河北回來以後,我才開始在病房工作,所以實際上正式工作是從1965年的夏天開始的。


剛開始不定組,就是在內科心腎組、傳染組、血液組、呼吸組和消化組這幾個組裏輪轉,三個月輪一次,要輪一年。我去的第一個病房是七樓0層的內科心腎病房,當時心腎組的組長是方圻[4]教授。


輪轉完成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期間沒有(職稱)晉陞了。所以我就一直在門診、病房來回輪轉,當了好多年住院大夫。直到1974年下半年我們才正式定組,我和林耀廣[5]大夫、李龍蕓[6]大夫被分到了呼吸組。

深入西北巡迴醫療隊

李:您有參加醫療隊的經歷嗎?


張:1973年6月,我的小兒子剛出生十幾天,我就參加了衛生部組織的西北醫療隊。這個醫療隊總部設在甘肅的武威,下面又分為好幾個小分隊,我所在的那個小分隊一共由17位同志組成,其中協和去了10個人,我們去的地方是內蒙古的阿拉善右旗。這個旗人口不多,旗所在地的居民還不到2000人,旁邊是巴丹吉林沙漠,自然條件比較差,沒什麼草原和山,牧民的生活條件很艱苦。


根據總部規定,我們有6個月在旗醫院工作,有4個月在鄉衛生院工作,還有1個月是去找蒙古包進行巡迴醫療。

1974年,醫療隊隊員與阿拉善右旗醫院醫務人員合影,二排右一為張尤局

李:當地的醫療衛生條件怎麼樣?主要開展了哪些工作?


張:我們去巡迴醫療的時候,都是騎駱駝。我和協和的一個男護士還有當地的一個嚮導一組,三人騎三匹駱駝,走一天才能找到一個蒙古包,一個蒙古包裏一般是一到兩個人。我們去幹什麼呢?幫他們看看病,宣傳一下衛生知識。


我們的生活用水,就靠駱駝背著的銅壺裏的水。那點水只能夠用來做飯和日常飲用,什麼漱口、洗臉都不能用,因為就那麼點水呀。每天晚上我們和牧民擠在一個蒙古包裏,把從外頭撿來的乾草、駱駝糞燒了取暖,也不需要脫衣服睡覺,穿著國家發的那種很厚的羊皮襖躺著就睡了,衛生條件很一般,晚上還有跳蚤在身邊竄來竄去。我們就這樣在沙漠、戈壁灘裏轉了一個月。

1974年,張尤局在阿拉善右旗與主要交通工具“駱駝”合影

這一年裏,我體會最深的還是當地缺醫少藥的問題。我們曾經在沙漠邊緣的氣象站碰見一對夫婦,他們本來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但女孩得了流行性腦膜炎,我們還沒趕到那個地方,女孩就病故了。其實這個病,在城裏應該能救的,太可惜了,那個女孩才十二三歲。我們發現是流行性腦膜炎後,趕緊也對男孩進行治療,離得最近的鄉醫院條件不行,我們就把男孩送到醫療隊的總部武威去搶救,後來把這個男孩救回來了。


城裏的醫生,就應該送醫送藥到農村去!因為農村實在太缺乏醫療條件和醫療人才了。要改善偏遠地區人民的生活水準,一是要靠國家發展,二是要培養人才,把醫療衛生工作沉到下面去。


李:回到北京後,您是不是還一直關注著阿拉善右旗的發展?


張:回來以後再沒去過了,但是我後來在北京接待過來自旗醫院的大夫。他們帶病人到北京來看病,知道協和的大夫在這裡,大家一起聊了聊。


那是改革開放以後了,聽他們説,當地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部隊給老百姓打了深井,可以喝地下水,改善了大家的飲水條件。而且分配去的醫生也比原來多了,醫療條件比原來強了,有很大的變化,有的病人還可以送到附近的蘭州去看病。

遠赴美國擔任醫務官

李:請談談您在聯合國代表團的工作經歷。


張:1976年5月,經協和醫院推薦、衛生部審批、外交部派遣,我到設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我是代表團的第二任醫務官,第一任是協和的畢增祺[7]教授,他在那邊工作了4年左右,我接他的班,工作了5年。我主要負責代表團各組共一百多人的醫療保健,也承擔少量的外賓醫療任務。

1976年,張尤局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門前留影


李:接到任務後,您的內心是什麼感受?


張:我完全服從組織的安排。我這個人呢,從唸書到工作,都很認真。而且我的信念就是對黨要忠誠,要熱愛中國共産黨,要熱愛自己的祖國,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明白,我的生命、我的經歷都是黨和人民給我的。


李:談一談您在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期間的所見所聞。


張:我去的前幾年,也就是1976年到1978年,中美還沒有正式建交。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們在美國也感受到了政治氣候的變化。美國派來使館門口站崗的警衛有的時候會同我們打招呼了,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變化最明顯的是鄧小平同志訪問美國以後,有大量國內的代表團紛紛訪問美國,部一級的、省一級的,還有各個單位的,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只要代表團一到紐約,大使都會去關心問候大家,我的主要任務就是了解成員們的身體情況,有特殊情況的需要進行處理。


我和使館的其他人員一起去紐約機場接待過首批國家公派留學生,其中就有協和的吳葆楨[8]教授和吳寧[9]教授。第一批赴美的公派留學生不少,但在機場直接用英文發表講話的只有吳葆楨教授和吳寧教授,他們是老協和培養出來的,英語講得非常好。 

20世紀70年代,張尤局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大廈前留影

李:這五年的工作中您有哪些體會或感悟?


張:這五年多的時間裏,我遇到三任大使,有黃華[10]同志、陳楚[11]同志和淩青[12]同志,同許多外交戰線上的同志一起工作,我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有很多體會。


第一,在外交戰線上一定要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在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一言一行都代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每辦一件事、説一句話,都要想到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要站在國家的立場上、站在黨的立場上來看問題。


第二,外事無小事,要嚴格遵守外事紀律。千萬不要覺得這個工作瑣碎,其實每一件事情都涉及到外交。比如我們有規定,出去一定要二人同行。我在紐約是有處方權的,每次出去買藥,都會先在使館裏登記,訂好車輛,再和司機一起去,這就是紀律。


第三,一定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代表團工作,既當醫生又當護士,還要做一些化驗(三大常規、血沉),不管來看病的是大使,是司機,還是服務員,都要一視同仁對待。而且工作要認真,“嚴謹、求精、勤奮、奉獻”的協和精神一定要貫徹,要在實際工作中體現出來,這是我最深刻的一個體會。


李:聯合國的工作結束後,您曾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下州醫學中心學習,是怎麼爭取到這個機會的?


張:我在美國期間,醫科院的黃家駟院長和吳階平院長曾經到美國,與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CMB)簽訂合作協議,大使叫我陪同兩位院長一同前往。他們談完之後,也詢問了解我這五年來在美國的工作情況,都覺得五年對臨床大夫來説時間有點長,應該是兩年輪轉一次比較合適。


那會兒國家開始大力支援到美國留學,我正好在紐約,也想再進修一下,我就同兩位院長説了我的想法,他們與CMB進行了溝通,對方表示可以給予我一些幫助。後來外交部那邊也批准了。於是1981年5月我開始在美國紐約大學下州醫學中心進修,學習了半年呼吸重症監護的內容。


因為我不需要路費、置裝費等費用,只需要進修學習的費用,CMB資助了我1500美金,足夠我用了。

1981年,張尤局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下州醫學中心留影

為民服務初心永不變

李:回國後再次回到醫院工作適應嗎?面臨哪些新的選擇?


張:我是1981年11月回國的,按規定休息了三個月。1982年初,我回內科報到。因為我在外面待了那麼長的時間,沒有做過總住院醫師,所以補了三個月的總住院醫師工作。我認為這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協和的人才培養,是一步一步進行的,總住院醫師和住院醫師的工作相比,無論是任務、工作量、要處理的問題都是不一樣的。我雖然只做了三個月的總住院醫師,但這段訓練確實對我幫助很大。


在我做完總住院醫師之後,按理説應該是要回呼吸內科的。但醫院突然安排我到外賓幹部醫療科去當副主任。我本來還想繼續做業務工作,把水準再提高一些,但組織説得很清楚,因為工作需要,我得從事行政工作。我想我還是服從組織分配,就接受了。

張尤局在外賓門診

李:在新的崗位,您主要負責哪部分工作?


張:我擔任外賓幹部醫療科副主任的前幾年,主任是馮傳宜[13]教授,他同時還擔任協和醫院副院長和醫院外事辦公室主任,比較忙,所以外賓幹部醫療科的所有事務幾乎都是我來落實。主要就是收治病人、安排床位、搶救病人,有時需要協調專家教授會診和參加搶救等等。那個時候是比較繁忙的,大家也沒有手機,只有尋呼機,聽見尋呼機響了,再找座機回電話。


後來陳敏章[14]同志當了院長,他跟我説,你除了做好外賓幹部醫療科副主任的工作以外,還可以看內科的門診,參加內科大查房,參加呼吸內科一週一次的查房。所以我有機會參與到醫療業務中,接觸有名的專家教授,參加會診、出門診,我從中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李:請談談您在工作中接觸到的協和專家教授。


張:外賓幹部醫療科後來又經過多次調整和更名,變成特需醫療部、國際醫療部等等。我一共配合過7位主任工作,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馮傳宜主任。


馮主任是老協和的畢業生,是很有名的神經外科專家,他工作十分認真細緻、一絲不茍,修改病情報告的時候是逐字逐句地改,要求每個標點符號都得對。他非常平易近人,不管夜裏還是週末,只要我有處理不了的問題去請示他,他一定親自到醫院來。


我加入中國共産黨是1973年4月20日,我的入黨介紹人是陳敏章大夫和戴玉華大夫。我對陳敏章大夫印象也比較深刻,上世紀70年代,我和他在一個病房裏工作,他是主治大夫,我是住院大夫。我當時就覺得,這個大夫工作非常認真,隨叫隨到,以病人為重。過去主治大夫一般早晨查一次房就可以了,下午查房由總值班大夫去。但陳大夫不是這樣,他總是上午來看一次病人,下午下班後還要再去看一次病人。


陳敏章大夫對工作要求也很嚴格,包括病歷書寫、病情分析、對病人的服務態度等,各方面要求都很嚴。但是平日裏對同志們又會給予耐心的幫助,沒有架子,所以很多時候大家工作上有事都願意向他請教。即使他後來當了衛生部部長,我們見到他也還是叫他陳大夫。


我一直很感謝陳大夫,他既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又在我當外賓幹部醫療科副主任的時候告訴我如何做好工作且不要丟了業務工作,他是我的指路人,他對我後來的工作幫助很大。

張尤局(右三)與同事在特需醫療部查房

李:您從事保健工作數十年,有哪些心得體會可以和我們分享?


張:從1976年我開始做保健醫生,到2019年1月我不再出門診,我一共從事了42年的保健工作。要當好保健醫生,除了有比較紮實的醫學基礎理論和豐富的臨床經驗以外,還要有良好的醫德醫風,我認為要有四個“心。”


要有愛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病人服務,把服務對象當作我們的親人。我看的病人中,有身經百戰的老戰士,有爬雪山過草地的老紅軍,還有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我們應該要充滿愛心地對待他們。


要細心,我們的服務對象年紀都比較大了,很多時候他們的病情自己是説不清楚的,對他們診斷治療必須細心一些。我記得看過一位老同志,八十多歲了,有天早上來找我説覺得自己那天沒勁,一點力量都沒有。我經過詳細的檢查以後,發現他血壓正常,心肺沒問題,肝脾也沒問題,心電圖正常,我不放心,給他做了一個含心肌酶譜的急診生化,結果發現心肌酶譜很不正常,收進醫院以後診斷為急性下壁心梗。像這樣的情況,就需要你很細心地去考慮問題。


要有耐心,很多老同志行動不方便,病史也回答不上來,作為醫生,除了問他本人,還要問他的家屬、保姆或者是護理人員,進一步了解病情。從問病史到進行體格檢查需要很長時間,而且開完藥後還要慢慢向他解釋,必須要有耐心。曾經有個老病人挂了我的號,他一進門就告訴我“今天不看病也不拿藥,就是同你聊天來了”,我陪他聊了半個小時,聊他的身體情況、生活情況,其實就是消除他的思想顧慮。我們看病人,如果只花幾分鐘,怎麼能把情況了解透徹呢?不可能的。


要有責任心,而且是很充分的、很強的責任心。病人把健康交付給你,把生命相托給你,一個醫生要承擔這樣的重任,就必須有高度的責任心。我每天結束工作後,腦子裏都一定要像放電影一樣回想一下今天看過的病人,哪個病人是什麼病,做了什麼檢查,每個檢查有什麼問題,我跟他交待清楚沒有,開的藥怎麼用説清楚沒有,有沒有遺漏的地方。


李:協和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張:協和對我的影響,還是協和精神那八個字:嚴謹、求精、勤奮、奉獻。一切為了人民,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協和的教授前輩們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教育我們的,應該要傳承下去。


李:您有什麼愛好?退休之後的生活是怎麼安排的?


張:我是2003年辦的退休手續,退休後還出了15年的門診。我現在身體還可以,沒有什麼大的問題,我夫人身體差一點,所以我現在陪她住到養護中心了。


我喜歡看新聞,可以了解黨的建設、國民經濟發展情況和國際形勢,中央電視臺的新聞我是必看的,我白天經常把電視調到CCTV新聞頻道;還有就是看看報紙,家裏有《環球時報》和《生命時報》,閱覽室也還有好多報紙,我都看的。

2019年,張尤局在家中翻閱北京協和醫院院報

李:您對百年協和有什麼祝福?對協和的年輕人有哪些囑託?


張:希望“嚴謹、求精、勤奮、奉獻”的協和精神能夠一直傳承下去,發揚光大;希望協和醫院能為國家培養更多一流的醫療人才,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更希望協和人能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為推動健康中國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更多力量。我相信,新百年的協和會更加輝煌!

註釋

[1] 謝志光(1899—1967年),廣東東莞人,著名臨床放射學家和醫學教育家,中國放射學的創建、奠基人。

[2] 秦光煜(1902—1969年),江蘇無錫人,著名病理學家,曾與胡正詳、劉永教授合著專著《病理學》。

[3]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決定在農村開展以“四清”(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市開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到1966年上半年結束。

[4] 方圻(1920—2018年),安徽定遠人,著名心血管病專家,北京協和醫院心內科教授,1988—2018年任北京協和醫院名譽院長。

[5] 林耀廣,1938年生,廣東潮州人,北京協和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教授。

[6] 李龍蕓,1940年生,江蘇無錫人,北京協和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教授。

[7] 畢增祺,1925年生,安徽歙縣人,北京協和醫院腎內科教授,1971—1976年作為首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之一,赴美國紐約承擔代表團醫療保健和聯繫美國友好醫生工作。

[8] 吳葆楨(1930—1992年),安徽歙縣人,著名婦産科學家,北京協和醫院婦産科教授。

[9] 吳寧(1931—2012年),祖籍福建,著名心內科專家,北京協和醫院心內科教授。

[10] 黃華(1913—2010年),河北磁縣人,中國外交家,1971年—1976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大使。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外交部部長,宋慶齡基金會主席。

[11] 陳楚(1917—1999年),山東榮成人,1977—1980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大使。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秘書長。

[12] 淩青(1923—2010年),福建福州人,1980—1985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大使。

[13] 馮傳宜(1918—2009年),廣東番禺人,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教授,曾任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外科學系副主任、外賓醫療科主任、外事辦公室主任。

[14] 陳敏章(1931—1999年),浙江杭州人,著名消化內科學家,北京協和醫院消化內科教授。1983—1984 年任北京協和醫院院長,1987—1998年任原衛生部部長。


老專家口述歷史專欄

百年協和的歷史與文化在中國現代醫學史上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令人景仰、嚮往和稱頌。在協和建院百年之際,醫院設立“老專家口述歷史文化傳承教育項目”,通過對協和老前輩的個人生命史、親歷的重大歷史事件、見證的學科發展等進行文字、影像的採集和整理,記錄和反映協和人秉承傳統、勵精圖治、再創輝煌的奮鬥史,梳理醫院及各學科的歷史脈絡,鉤沉傳奇故事,解構文化內涵,剖析協和百年基業長青的奧秘。北京協和醫院官方微信開設“老專家口述歷史專欄”,以訪談錄的形式節選老前輩的部分口述內容刊出,以饗讀者。


監製:吳沛新

主編:陳明雁

整理:李苑菁

攝影:王鵬飛

攝像:劉玉拴

視頻:侯瑤  董琳

編輯:李苑菁 張雅寧 董琳


本文內容節選自張尤局教授2次訪談記錄。文中部分照片由張尤局教授提供,感謝張尤局教授家人對本次採訪的大力支援。


北京協和醫院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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