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藝術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張志民在談到對書畫家杜仲增的印象時，他這樣説：

　　我的好友杜仲增，為人謙和，心地善良，多才多藝，卻從無作秀之態。平凡、安祥、行無聲、動無影，輕輕地潛遊于“詩、書、畫、印”之間，在煩囂的世事氛圍中尋求一方凈土，凈化自己的靈魂，靜靜地耕耘著他那塊未被污染的田園。

　　杜易，字仲增，法名：界高。1943年生於青島。祖籍山東濟南，祖上是當時頗有些影響的書香世家。家族的薰陶和天資的聰慧使他自幼便涉獵廣泛，耳聞目睹于豐富的傳統文化中。中學時期，師從精於篆學、書畫和古文字學的甘明庚、弭菊田先生，奠定了比較堅實的書畫篆刻基礎。英俊聰穎的先天素質，又促使他酷愛戲劇，高中時期，以頑強的毅力自學完成戲劇大師“斯坦尼”體系的全部課程，成為學校文娛活動中的佼佼者。1963年高中畢業報考中央戲劇學院，成績優異，但時運並沒有降臨在這個年輕人的頭上。短暫的興奮迎來的卻是巨大的打擊--因“家庭出身”問題而被拒之門外，從此，一顆稚嫩藝術幼苗被殘酷地扼殺，意外的打擊使他深深地陷入痛苦之中。痛苦和深思使他把自己封閉起來，痛定之餘他選擇了讀書，如饑似渴地在古今中外的名著中求索。

　　迫於生計，更執著于對美的期盼，他在求索中選擇了書畫藝術。1964年，憑著不薄的美術功底進入了濟南工藝美術研究所。在此期間結識了著名畫家王鳳年等諸先生。拜師學藝剛剛有所轉機，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特殊的“家庭出身”和本質的善良又被排斥在另類，但社會的冷眼與偏見並沒有使他屈服，風風雨雨的經歷和書籍的滋養使他更加堅定了學藝的信念。為了實現繪畫之夢，他利用一切機會，創造一切條件，冒著極大的危險走訪那些被批判被打入牛棚的書畫家們。

　　北京的李苦禪，南京的錢松岩、宋文治、丁士青，杭州的潘天壽，濟南的張茂才、黑伯龍、宗惟成、弭菊田、魏啟後等先生，都在那個非常時期成為他所拜訪的恩師，並盡其力所能及給予這些靠邊站的老畫家們以關愛和安慰。在抄家前夕，他將王鳳年年先生的大批作品轉移到自己家中，千方百計的保護起來……有時，他的家中也成為不少老畫家們臨時的“棲身”之地。

　　由於他對危難的藝術前輩的尊敬和忠誠，惺惺然更換來前輩對這個後生的厚愛。黑伯龍先生把珍藏的王石谷《枯木寒山圖卷》送給他臨摹，言傳身教，“不薄南宗，不阿北派，不入時畦，厚積而薄發。學畫以清四王入手，上追宋元，下啟八大，石濤、石溪上人為範本，這樣才不會有狐禪之虐。蔣維崧、任曉麓、黃立蓀、魏啟後諸先生又經常認真指導他系統地學習文字學，金石學，傳授對甲骨文，青銅器、瓦當、漢簡、碑帖、古陶瓷、墓誌銘的鑒定、分析和研究，開闊了他的藝術眼界，豐富了他的畫外之功。

　　特別要提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杜仲增拜海派畫家唐雲先生為師後，又結識了陸儼少、謝稚柳、程十發、錢君匋、韓天衡、劉一聞諸名家，均結為良師益友、忘年之交。

　　高層次的交往、高層次的研習使他的藝術道路、藝術思維在總體上具有濃厚的傳統色彩。

　　數十年間，杜仲增給我的印像是尊師重道，于字、于畫、於人，皆誠懇、豁達、求實，耐得寂寞，埋首于素紙黃絹之間，潛心筆耕，目光和毅力遠勝於一般。依我看，這份至勤至奮的精誠，皆浸潤在他的筆墨之中，他在傳統美學和水墨的內涵基礎上追求個性化的同時，筆墨間無不流露出宋畫中氣韻嚴謹的心性又兼之石溪、石濤、龔賢諸家茂密蒼渾之氣。“語到忘機近佛人”面對大自然全心貫注再創作的他，達到忘我境界，産生新的自我。

　　龔賢語：“古人之書畫，與造化同根，陰陽同候，非若今人泥粉本為先天，奉師説為上智也。然則今之學畫者當奈何? 曰，心窮萬物之源，目盡山川之勢，取證于晉、唐、宋人則得之矣。”他總是在細微的觀察中尋找方法、規律，歸納總結出畫法的新程式。

　　出於我的預料，也使我認為是必然，在佛歷2539年12月8日(即西元1996年元月27日) ，杜仲增皈依佛門，改畫室“方舟齋”為“倚石精舍”。潛心詩、書，畫、印之研究，潛心佛經的吟誦，修心修性，返歸自然。如一泓水，如一縷風，如一片葉，如一朵雲。

　　我為他祝福： 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