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標結果被質疑，開放科學課遭遇“成長的煩惱”
看到新一年度北京初中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項目中標公告後，少年創學院CEO張路懵了——他們公司申報的所有課程全部落標。
這意味著，在參與這一項目兩年後，作為元老單位之一的少年創學院被踢出了局。
此次招標由北京市教委發起，通過向社會機構購買開放性科學活動資源，在2017—2018學年為全市初一、初二年級學生提供科學實踐課程，項目總額5.6億元，具體採購者為北京市教育技術設備中心。
仔細查看中標名單後，張路和其他落標公司認為其中存在問題——圍標者中標、串通投標、蓋錯公章者中標、失信被執行人中標……他由“懵”轉為了“憤怒”。幾十家落標公司決定，用舉報和投訴的方式，為自己維權。
其實，這也是開放性科學課走到第三年所遇到的“成長的煩惱”。一項開先河的創新之舉，如何能在具體操作層面更加完善，把這教育供給側改革的標桿立得更穩？
源起：“挑不出毛病的頂層設計”
項目始於2015年。
為了進一步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落實《北京市基礎教育部分學科教學改進意見》和《北京市實施教育部<義務教育課程設置實驗方案>的課程計劃(修訂)》的要求，為學生提供更加精準、個性化的學習服務，北京市教委于2015學年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了“初中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項目。
它有“自主選課”和“送課到校”兩種形式，學生可以根據自身喜好自行選擇課程，並利用雙休日和節假日時間到課程資源單位上課。
多位受訪者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的頂層設計“非常好”。
作為該項目設計成員之一，中國教育學會青少年創新思維教育研究中心理事長李亦菲指出，這一項目的重要落腳點就是“開放”。它可以解決優質教育資源緊缺、來源單一和學生個性化需求的矛盾，而通過課程資源、人力資源、同伴資源的開放共用，還可以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務水準。
而且，該項目與中考分數掛鉤，滿分20分。李亦菲説，如此一來，能夠緩解和改變以往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脫節、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問題。
今年剛升入初二的北京學生愛萌(化名)就在開放性科學實踐課上做過橄欖油手工皂、蘆薈膠和液氮冰激淩。她喜歡開放科學課，覺得放鬆又有趣。愛萌並未在學校接觸物理和化學，她對這兩門學科的最初印象，就來自所選的開放科學課。“它挺好的，我建議小學生也能體驗體驗。”愛萌説。
社會力量的優勢顯而易見——他們更新、更快，應用性更強。北京景山學校科技教師吳俊傑就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開放科學課是開了體制機制創新的先河，催生了科技教育的專業化。“學校裏，老師水準的天花板就是學生水準的天花板。引入校外機構，是給科學課注入了新鮮血液，能給學生更廣的視野。”
某科技教育公司負責人林炎(化名)也認為，和學校相比，公司上課的形式更為多樣，更加強調實踐和動手能力，往往還有自己的獨門教具。“我們能開的一些課，學校根本開不出來。”
也正是看到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潛力，北京市教委出手，在基礎教育階段來了一場教育供給側改革。開放科學課鼓勵孩子走出校園，讓不同學校的學生因為興趣愛好聚集在一起，參與不同領域的研究，和不同人進行交流，生成自身的創造力。
活動進行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
2015年7月，北京市教委首次面向社會徵集初中“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資源單位和活動項目，到了11月，課程正式開展。後來，隨著政策明朗，入局的玩家也越來越多：2015年秋季學期，共有202家單位為全市初一學生提供了851個活動項目；2016年第一次招投標時，則有400余家單位中標，在2016—2017學年提供了近2000個活動項目。
對公司來説，該項目也確實具有吸引力：按照規定，非財政供養單位開放科學活動每人次實施經費標準分為334元、291元和234元三級。這一經費標準和企業面向社會開課收取的費用基本持平，甚至還略高。
今年，是該項目採用招標方式遴選課程的第二年。但情況有些不一樣——中標單位數量和活動項目數量都大幅下降。
本次共向社會招標約1300門活動項目，最終中標的是196家課程資源單位的946個活動項目。
根據落標公司了解到的情況，大量公司其實是倒在了第一關——資質審查。而最大的“坑”，就是銀行資信證明。
招標文件指出，投標公司的銀行資信證明可以採用複印件，但在實際評標過程中，複印件被判無效。張路説，他們精心準備的課程材料，可能根本就沒有被打開過。
“如果説一所大學因為資質問題被卡掉，那也是個笑話。”4日，在北京交通大學物理演示與探索實驗室內，實驗室主要負責人之一陳徵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出現這個結果，我們很憤怒，也很無奈”。
該實驗室是兩年前參與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的第一批單位。
“這本來是‘多贏’：我們實驗室的裝置能發揮更大效益，教委也能用更少的投入撬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優勢資源，學生也能得到更為優質的科學教育內容。”陳徵説。北京交通大學屬於財政供養單位，其拿到的課程經費為非財政供養單位的三分之二左右。
然而，當項目的攤子越鋪越大，陳徵也感覺，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越來越像一宗買賣，一樁生意。“你能感到泥沙俱下、魚龍混雜。”
如果要到中學“送課”，實驗室得專門租一輛金盃車，帶上便於運輸的實驗器材，按照每個班3—5名助教的標準安排老師。然而，陳徵見到過，就在他們上課的隔壁教室，某科技教育公司的工作人員拎著個小箱子，就教學生玩起了樂高積木——“這也算是一堂課。”
高校、科研機構和教育公司，是不同的課程提供主體。但在實際運作中，他們被“一視同仁”。陳徵感慨，這帶來的可能是優質教育資源的“邊緣化”。
從去年開始，開放性科學實踐課多了關於選課人數的硬性規定——一家課程資源單位一年選課人數上限為1萬人。然而，一所高校動輒有好幾個實驗室參與，但它們又都屬於同一家課程資源單位。“大學校和小公司，人數上限都一樣，這和高校的服務能力並不匹配。”陳徵説。
還有另一重更讓陳徵哭笑不得的“邊緣化”。
對教育公司來説，參與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能夠拿到教委經費，有利可圖。有些公司動起了歪腦筋，和學校簽訂協議，操縱學生自選課程。
這一説法也在部分科技教育公司準備提交給北京市教委的一封公開信裏得到印證。公開信中指出，部分資源單位勾結學校，影響學生正常選課。項目實施兩年來，該問題屢禁不止。
但高校沒有動力參與這樣的商業運作。“其實，高校、科研院所等公益機構的課程，應該和商業公司分開，採用不同方式進行篩選。按理説，前者才該是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的參與主體。”陳徵表示，從整體上來説，高校開設的科學課程，品質會優於市場化運營的公司。
可今年，大批高校成了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的“局外人”。此次落標名單裏，有中科院軟體研究所、清華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和北京建築大學等。
陳徵坦言，如果此次招標結果不變，他們會認真考慮明年還要不要繼續投標。
誰來上課：課程品質如何保證？
課程品質，是今年招標中重點強調的內容。
“從過去兩年的實踐也可以看到，有些公司開設的課程可能確實過於簡單了。”北京教育學院創新教育專家于曉雅表示，公司開設課程的普遍特點是——基於興趣的多，真正能引發學生思考的少。
今年的招標文件裏，也明確列出了不符合要求的項目：科學含量低實踐類，不符合學生年齡和心理類，簡單動手類，單純參觀及操作體驗類，單一軟體編程類，與現行小學、初中、高中教學實驗相同或簡單變形類。
“以前都説‘做中學’，現在我們覺得，還要在‘學中思’。‘做中學’的課程特別多，但‘學中思’的有多少呢？”于曉雅指出，這些不僅僅是社會公司的薄弱環節，校內科學老師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不過，一次兩個小時的活動課，可能確實承載不了那麼多的期待。
根據規定，學生每學年參加同一資源單位活動原則上不超過3個，同一活動項目不得重復參加。“孩子上完一堂課回家，好不容易點燃的興趣可能就被別的事情衝擊得稀裏嘩啦。興趣要怎麼固化？”于曉雅覺得，要把一時的興趣轉為長期的探索，就不能光靠教育公司。
她認為，理想的狀況，是政府有穩定的政策，支援和鼓勵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館、科技館和大型公司履行他們的社會教育職責，將這些地方變成孩子們的開放性課堂。“小公司可以和大型專業機構合作，開展課程研發和項目設計。”
不過，中小型公司也有不同看法。
林炎表示，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小公司，其實各有優勢。中小公司更接地氣，更重實踐，高校、科研院所更偏理論。課程資源單位的身份並不和課程品質完全掛鉤。林炎説，畢竟，對中小企業來講，開放科學課是個“大項目”，他們會全情投入；但對大公司來講，這不過是小項目，可能並不會特別上心。
“坦白來説，大多數爛課都出自中小型公司，但要在市場競爭中取勝，他們就必須提升課程品質。”今年是第二年招投標，林炎看到，很多中小公司都在課程研發上下了大力氣，“品質噌噌就上來了”。
“高校、科研院所固然好，但畢竟是事業單位，不是市場主體。前兩年服務量大的，都是我們這些教育企業。”張路也認為，只有校內、校外、社區、家庭這些力量共同發展，才可能創造更好的創客教育和科技教育生態。他強調，政府採購的評選標準，應該是課程品質本身。
確實，無論是誰的課程，其品質都應得到審慎評估。
陳徵説，不管招標書規定得多麼詳細，要對課程品質進行科學評估，還是需要現場聽課。他建議，這一工作應由專家委員會來進行，專家可以來自參與活動的重點單位、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學，每一門課應有兩位或者兩位以上的專家在實施過程中參與聽課和評估。“他們的評估結果也該記錄下來，為日後活動的進一步開展提供指導意見。”
7日，北京市中學已經開學數天，落標公司還在堅持走舉報和投訴流程。他們之前發給此次招標代理北京匯誠金橋國際招標有限公司的質疑函也得到了回復。在回復中，部分被指出存在問題公司的中標資格被取消。
然而落標單位要的，並非對中標結果的“小修小補”，他們希望能將結果推翻重來。
許多受訪者表示，北京市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本來是“樣本”和“標桿”，如果做得好，這一模式可以推廣到全國。林炎説，他們也希望借此機會，將開放性科學實踐活動中存在的問題一股腦講出來，和教委建立起良性溝通機制。
現在，一切儼然已經走到了一個微妙的節點。距離開課已經時日無多，而政府相關部門還未對舉報方有任何回應。截至發稿，北京市教委尚未回復科技日報記者的採訪請求。
本報記者 張蓋倫
(本報記者操秀英對此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