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濟南，大概很少有像“棉”字號企業這樣，見證了城市工業化的起步輝煌與陣痛，承載了幾代人的奮鬥與光榮，也銘刻著幾代人的回憶與傷痛。幾代紡織工人的命運隨著濟南棉紡織行業的沉浮而變化著。
“捧上鐵飯碗，驕傲！”
紡織女工是道風景線
今年83歲的王洪英是國棉四廠的老職工，1956年她被授予全國先進生産者稱號，先後3次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我13歲就進了苗海南的成通紗廠，當了一名細紗擋車工。1948年公私合營，後來廠子就是國棉四廠，一直在車間幹了46年。”王洪英回憶，當時能進棉紡廠上班就是捧上了“鐵飯碗”，工資高，吃喝不愁，福利好，讓人覺得臉上有光。
而紡織女工就是一道風景線，很多國企、軍人單位都想找紡織女工當對象。在八十年代之前，一般家庭都是男性工作，女性在家料理家務，很少有女性出來上班。“要是家裏有個紡織女工，就是雙職工家庭了，生活水準就比較高了。當時紡織工人的工資可以拿到五六十塊，而公務員才三十多塊。”
不過，雖然工資高，紡織女工的工作也非常辛苦。“車間裏機器嗡嗡響，什麼都聽不見，只能打手勢，像‘1’就是去廁所。”王洪英錶示，一天三班倒八個小時，機器不能停，有時候忙起來連水都顧不上喝。而來回穿梭在紡錘、織布機前，一天下來相當於走了70多裏路，腿都累腫了。
“我丈夫當時也在紡織行業，兩個兒子也顧不上看，孩子們睡覺時我們還沒回來，第二天孩子們還沒起床我們倆就走了。”王洪英感慨，當年棉紡織産品需求旺盛，每年春節都不休息，工人們也都是“擼起袖子加油幹”。“一到春節，家屬都趕到車間送飯，工人就趁著班空裏出來拿點飯，幾口就扒拉完繼續幹活。”
機器一響，黃金萬兩
“一年賺出一個廠”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是濟南棉紡織行業最紅火的時候。當時濟南紡織局直屬企業達到47家，整個紡織行業産值利稅27個億，佔濟南市的四分之一，紡織行業從業人員達到10萬人以上。
今年88歲的老丁是國棉一廠的老職工，他五十年代進廠，九十年代退休，幹了四十多年。“我進廠那時候廠子還小，年産才2萬紗錠，廠子裏也就1000多號人。”老丁回憶，在生産車間機器一整天轟隆隆響個不停，每年定下計劃産量，只要生産出來，就不用愁銷路。“八十年代末一棉有10萬紗錠，其他廠都是5萬紗錠。那個時候一年就能掙出一個棉紡廠來，可紅火了！”
老丁感慨，他趕上了“好時候”，八十年代廠裏給職工建起了樓房，他分到了一套福利房。“就是這裡，國棉一廠一宿舍。船到碼頭車到站，後來廠裏效益不行了，我也退休了，吃上了國家發的退休金。”
1976年，19歲的劉東風進了一棉。“比現在考上公務員還驕傲。一棉幼兒園是山東省實驗幼兒園，有職工俱樂部，能看電影，還有銀行、浴室、食堂、職工宿舍。就是感覺進了廠，這輩子啥也不用愁了。”談起當年的“輝煌”，劉東風感慨。
而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時候紡織工人一下班，好幾千人像潮水般涌了出來，場面非常壯觀。“到了晚上11點至淩晨1點這段時間，國棉廠門口全是騎著自行車來接送職工的家屬。畢竟女工多，考慮到半夜人身安全，門口大部分都是男青年，也有一些父母來接女工。”當時那種裏三層外三層的陣勢，現在已經見不到了。
“廠子一夜就不行了”
為生存蹬過三輪賣過菜
如今，輝煌只存在老職工們的回憶裏。“棉”字號達到鼎盛時期後，進入九十年代，它們集體走向了衰落。“不理解，好好的廠子，一夜説不行就都不行了，我們這些老傢夥可是在廠子裏幹了一輩子。”説到激動處，老丁的眼裏滿含淚水。
今年已經60歲的劉東風認為，國棉一廠不行了是因為九十年代“砸錠子”。“國家不是要‘砸錠子’嘛，所有大型棉紡企業都要減錠砸錠，那時候就有下崗了。”而當時劉東風才30多歲，上有老下有小的時候，“在職的繼續幹，不在職的就回家了，自己謀出路，開始還給點生活費，後來生活費也斷了。”
劉東風感慨，廠子不行了之後，為了生存他什麼都幹過。“蹬過三輪車，也賣過菜，各種苦都吃過了，後來又回到廠子里拉地排車。以前是民工拉地排車運棉花，後來民工走了又讓我們這些職工回去拉，一直熬到55歲退休。廠子也在2014年11月破産了。”現在，他在國棉一廠幼兒園當起了保安。
畢先生也是國棉一廠老職工，今年也快60歲了，現在他在國棉一廠的老辦公樓裏當傳達。“辦公樓裏就只剩留守組幾個人和老廠有關聯了。我1981年入廠，當兵回來就一直待到了現在，廠子破産之後還沒退休，就到辦公樓裏這裡混口飯吃。”畢先生坦言，廠子效益不行了之後，他只能靠企業生存，自己的年齡太大，也下不了力了。
“老職工不都想著靠企業嗎，對不對？能打能踹的都出去了，出去之後有混得好的，也有‘下了街’的。企業破産之後，把之前欠的工資、養老金都補上了。”畢先生説，當年風光的紡織女工下崗後，年齡大了沒有單位肯收，有的做保潔，有的擺攤，有的開電梯，還有的身體不好直接在家裏養病了，比較悽慘。
圍堵老廠長30小時
救護車來了才解圍
今年51歲的郭軍現在屬於濟南紡織發展總公司經營部，也算是留在國棉一廠老辦公樓為數不多的老職工了。“我1981年進的廠，當時的木質廠房改成了磚混廠房，非常氣派。”郭軍説，當時國棉一廠的産品屢次獲全國大獎，1983年一次性就招工2000多名。
郭軍保存著一本紅皮的《濟南第一棉紡織廠誌》，只記錄到了1985年，符合“盛世修志”的規則。“1989年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這時候壓到了5萬紗錠，一次性解除合同工人1000多名，直接推向社會，職工哭著鬧著，這真是紡織行業的陣痛期。”郭軍嘆了一口氣，此後20年，行業一直處於低谷，國棉一廠最多時曾拖欠職工每月120元的生活費36個月。
當時不僅是國棉一廠，二、三、四廠以及毛巾廠也在經歷“陣痛”。一位原“棉”字號企業負責人講述，職工心理上難以接受企業破産的事實，有的去陳情，有的去企業堵門。“有一次毛巾廠的100多名職工，在企業門口堵了60多歲的老廠長30多個小時，不讓吃喝不讓上廁所。怎麼辦，這樣耗下去得出事，最後有人叫了救護車，用擔架抬了老廠長送醫院檢查。”該負責人坦言，其實職工堵門、陳情的行為並不是對政策不滿，而是感情上放不下。“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了，幹了半輩子，就這麼沒了依靠，心理上接受不了。”
對於這一點郭軍也非常認同。2014年11月5日，國棉一廠進入破産程式，許多老職工從各地趕來，在老辦公樓前合影留念。郭軍説，從國家統購包銷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原有老棉紡國企，難以適應，國棉一廠沒有熬過百年。
歷史也失去了耐心，不願再給“棉”字號企業時間了，最終絕大多數企業就這樣黯然落幕。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孟燕 實習生 姜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