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志勇 資料圖

　　在全社會，人們把高考升學率作為教育品質評價尺規的時代終將成為過去!這就像今天沒有人再把GDP作為評價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的主要指標一樣。

　　——題記

　　一

　　6月7日至8日，我仍然像往年一樣，到地方巡視高考。

　　不少地方，為了給考生創造一個安靜的備考和考試環境，可以説，做到了“一切為考生讓路”。就連建築工地也要停工，建築垃圾、渣土都要停運，等等。高考，關乎孩子的未來，關乎家庭的命運，似乎怎麼重視都不過分。其實，冷靜想想，建築工地、運送建築垃圾、渣土的車輛招惹考生什麼啦?這樣保護考生權益的結果，是不是在損害其他人的正當權益?這種所謂保護考生利益的行為，對考生本人的成長到底是利還是弊?又有多少人認真思考過。

　　有一位官員，給我講了發生在他自己家裏的故事：妻子為了監督女兒學習，專門在女兒房間的門上按了一個貓眼，不時地趴在貓眼上看看女兒是否在學習。一會兒不看看，心裏就不踏實。時間長了，女兒也感到奇怪，媽媽怎麼知道自己在房間裏幹什麼呢?可憐天下父母心!可冷靜想想，這麼監管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她自己將來又能走多遠!

　　在高考期間，我也看到了中央電視臺關於那所被冠以所謂“亞洲最大高考工廠”的中學的報道：警車開道，幾十輛大客車送學生去六安考場準備高考。警車開道的車牌是“91666”，意思是“就要順順順”。道路兩邊，家長夾道歡送。學校的操場上一直不斷地播放那幾首送行的歌曲：《好日子》《好運來》《旗開得勝》。我不知道，這些報道究竟要向社會傳遞什麼樣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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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人們在盤點一個地方的教育政績的時候，最能挑動人們神經的，似乎就是這個高考季裏發生的各種故事。

　　冷靜想想，在我們這個高考大國，演出的高考活劇何止這一齣兩齣。

　　就像農民種莊稼一樣，一年一個收成。而要獲得好收成，就要有好種子，於是搶生源，“花錢買好苗子”的鬧劇常年在不少地方上演;有了好收成，就要賣個好價錢，於是，各地“狀元”們可以“待價而沽”，那些所謂的重點大學招生人員，在高考分數出分的當天，早就潛伏到各省，通過威逼利誘，爭取先拿到考分名冊，然後，去做高分學生本人和學生家長的工作，這個學校的遊説者前腳走，那所學校的工作隊就進來了，各自搖動巧簧之舌，許以各種條件，恨不得將天下狀元全部一網打盡，全沒有了大學之斯文。他們這些人也挺可憐的，明明知道多幾分、少幾分，並不決定人才的培養品質，但他們已被面子所綁架。

　　當然，還有各種“慶功劇”，也有“互掐劇”，你説你第一，我説我第一……。在這裡，誰是第一已不重要，教育的斯文與尊嚴，就連教育無論如何都不能突破的底線——誠信，也都早已成了一地雞毛。

　　二

　　這一切，都以高考的名義，這一切都以高考改變命運的名義，……在上演。

　　經過十年文革，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在那樣一種極端困難的時代，如何把中國從十年文革的極左思潮中拉出來，鄧小平選擇了教育和科技。1977年，在全國恢復高考制度，讓許多莘莘學子迎來了改變命運的機會。可以説，高考制度的恢復，成為當時國家百廢待興、撥亂反正的關鍵一著，成為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成為億萬家庭改變命運的重要路徑。

　　彈指一揮間，39年過去，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三大變化：一是從精英高等教育進入大眾高等教育，在許多地方甚至已進入了普及教育階段，高等教育機會短缺的時代已成為過去。二是高校畢業生就業已從國家計劃分配轉變為市場自主擇業。大學生能否通過上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已經不能靠大學生這個身份自身來確定，而是由其所接受的大學教育本身所給予的能力和素質來決定。三是人們走進大學之門的路徑已經多樣化，已不再是只有一次性高考上大學這個“獨木橋”。在這種情況下，高等教育及其高考所承載的功能，與39年前恢復高考制度時相比，已發生了重大變化：高考不再像精英高等教育那樣直接承擔改變學子命運的功能，而是為每個人提供其適合的高等教育學習機會，從而為人的生活、就業、謀生奠定基礎。

　　可是，受“高考決定命運”這種精英教育高考功能觀的影響，在整個社會形成了“唯升學率馬首是瞻”的教育政績觀，每逢每年的“高考季”，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的各種聲音甚囂塵上，重獎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的報道不絕於耳。一年一年，週而复始，導致整個教育都在圍繞高考來運轉，以至讓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的宣傳、炒作綁架了整個教育，教育的功利性越來越強，離黨的教育方針、離教育的本質越來越遠。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扭曲了教育的本質。當一個地方，把追求高考升學率作為教育政績的主要追求的時候，這個地方的教育往往就會陷入單純重視智育，而忽視德育、體育、美育的泥沼之中。這種應試教育，極大地擠壓了人的全面發展的時間和空間，扭曲了教育的本質，是與黨的教育方針所追求的人的全面發展相背離的。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導致基礎教育的同質化傾向越來越嚴重。教育成為工廠，成為製造大學生的流水線，……這種追求大規模、工廠化的辦學思維，與人的成長、與人的培養規律是背道而馳的。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極大地擠壓了我國教育改革的空間。人們明明知道單純的應試教育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但在片面的教育政績觀驅使下，誰也動彈不得，誰也不敢冒險去實施教育改革。這就是我國教育改革的頂層制度設計一個又一個，而各地的教育運轉卻原地不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嚴重削弱了我國教育的競爭力。不少地方把高考升學率作為評價教育的主要依據，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已經綁架了我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整個教育陷入了日趨嚴重的升學競爭之中，重復學習、重復訓練成為許多地方的教育常態……，以至於各地普遍提前結束初中、高中的新授課程進行備考，事實上等於縮短了我國中小學教育學制，導致中小學生接受新知識學習的時間越來越短。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製造了大量的考場失敗者。我們的應試教育體制，只承認英雄，只崇拜學霸，整個學校體系就像眾多的綿羊圍繞著一隻藏獒來玩，成者王侯敗者寇，導致大量的學生以失敗者的心態進入社會。國家興辦教育事業，從根本上説，是為了促進每個公民的全面的自由的發展，而不是為了片面追求高考升學率，更不是為了追求少數人的升學成功，而是為了每個孩子的成功提供良好的教育。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嚴重扼殺創新人才的培養。人才是多樣的，教育是多樣的，可我們的高考制度以總分論英雄，截長補短，提高總分是王道，在這樣的應試教育體制下，我們的教育不是鼓勵個性發展的教育，更無法為創新人才的培養提供多樣化的課程和成才路徑，培養學生興趣、張揚學生個性的教育道路幾乎被堵死。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並沒有給社會底層的孩子真正打開社會流動的通道。不然，人們就不會關注近年來重點大學農村學子佔比下降的問題，國家也就不會出臺各種面向農村學子、貧困地區的“專項計劃”。人們將“高考”看作是社會公平的典範，看作是弱勢階層改變命運的惟一通道。問題是，一方面，越是弱勢階層的子女，其受教育條件、家庭教育環境越差，獲得優質教育資源和優質教育機會的可能就越低，同時，更不可能通過額外的教育補習去提高升學能力。另一方面，在殘酷的升學競爭中，如果學生獲得的應考知識不能轉化為素質和能力，他們在走向以能力為本位的社會競爭大舞臺的時候，因為缺乏必要的社會資本，更會處於弱勢地位。這就是一些貧困家庭的子女，大學畢業一旦無法找到工作，非但自己不能改變命運，甚至會導致整個家庭因教致貧。因此，以知識傳授為本位的應試教育，並不是農村孩子的“盛宴”。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引發了全社會日趨嚴重的非理性教育思潮。片面追求高考升學率，把高考看作是決定命運的關鍵一戰，導致全社會對教育瀰漫著一種非理性的教育思潮，在這種高考決定命運的非理性教育思潮的蠱惑之下，人們誰也不敢輸在所謂起跑線上，而這個起跑線越畫越早，早到人種、胎教、早教、幼兒園啦!中國的兒童，從此成為沒有童年的一代。這種教育危害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靈的健康成長，導致我們的孩子小小年紀就失去了積極的人生體驗。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形成了一大批應試教育的“食利者”。當全社會陷入對高考升學率的盲目崇拜的時候，當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教育政績觀統治教育的時候，整個社會就圍繞著應試教育形成了一個長長的利益鏈條，各種競賽、培訓、有償家教、補課，……培養了一大批寄生在高考這根利益鏈條上的“食利者”。作為利益集團，他們自身已成為阻礙教育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們讓有錢人獲得了更多的教育機會成本，正在破壞教育公平的基礎。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給我國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帶來了嚴重的傷害。根深蒂固的應試教育，將我國少年兒童牢牢地摁在日益扭曲的升學競爭的戰車上，他們早早地失去了童年，給整個人生基調留下的灰暗的消極體驗;他們早早地就被灌輸了一種“多考一分，幹掉一千”的“有你無我”叢林思維，扭曲了這些孩子的健全人格;他們早早地成為全社會勞動時間最長的一個群體，導致這些孩子的“早熟”……

　　三

　　以高考論英雄，這種精英教育的高考功能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片面的教育政績觀，已經成為我國教育健康發展的一種“異已”力量。

　　這讓我想起了拜物教。這是把某種物當作神來崇拜的一種原始宗教。在原始社會中，原始人由於對自然現象缺乏理解，以為許多物體如石塊、木片、樹枝、弓箭等具有靈性，並賦以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質，以及支配人的命運的力量，從而形成了拜物教。

　　走出“高考拜物教”，掙脫“高考”以及由此形成的這種片面的教育政績觀對教育的統治，迫切呼喚全社會教育理性的回歸。

　　這讓我想起了德國哲學家康得在《什麼是啟蒙運動》中的精闢思想。他説：“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

　　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 ”

　　走出“高考拜物教”這一影響、束縛、制約我國教育健康、科學、可持續發展的“異己”力量，需要我們以極大的教育理論勇氣，運用我們的理智，正確認識高考的功能。

　　今天，全社會關注高考、支援高考、理解高考是好事，但是，圍繞高考的一系列非理性認識必須進行清理。

　　高考關乎人的命運，但高考並不能決定人的命運。

　　高考的成功並不等於人生的成功，高考的根本意義就在於為不同的人提供其適合的高等教育機會。

　　高考重要，但高考並不是教育的全部，更不是教育的根本。

　　高考升學率關乎教育品質，但教育的根本目的並不是為了追求高考升學率，而是為了促進每個人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

　　從教育的終極意義上講，一個贏得發展比贏得高考更重要;一個人一旦贏得了發展，就一定會贏得高考。

　　歸根到底，評判一個人所接受的高中教育是否成功，並不是高考本身，而是為人的一生的成功奠定了什麼樣的基礎。

　　走出“高考拜物教”這一影響、束縛、制約我國教育健康、科學、可持續發展的“異己”力量，需要我們以極大的教育啟蒙勇氣，運用我們的理智，開展一場教育思想解放運動。

　　從政府層面講，各級政府興辦教育要徹底走出為少數學生升學服務的“精英思維”的束縛。政府舉辦教育絕不是為少數人升學，更不是為少數人升入重點大學服務的。判斷一個地方教育健康與否、成功與否的標誌，是人民群眾受教育機會的保障水準和每個人身心健康發展的水準。

　　從社會層面講，全社會要儘快走出爭相為第一名喝彩的“狀元思維”的束縛。熱炒“高考狀元”，比拼“北清率”、“一本率”，這種只為少數人的成功喝彩的教育思維，一方面，在全社會助長了應試教育的政績觀，催生了愈演愈烈的非理性教育思潮，惡化了全社會的教育環境;另一方面，不承認學生的差異，用一把尺子來衡量所有學生的成功，只承認少數學生的成功，將大多數孩子打入失敗者的行列，惡化了學生的成長、成材環境。

　　從學校層面講，學校教育要走出一切圍繞考試升學運轉的“應試思維”的束縛。學校教育應該有基本的教育理性，學校不是為應試而存在的，學校教育存在的終極意義是為了培養人、造就人，育人永遠是學校教育最神聖的使命，否則，學校也就失去其自身存在的意義;學校教育應該有基本的法治意識，必須遵循憲法所確立的國家的教育宗旨，必須遵守國家的教育法律法規，否則，學校就失去了培養現代公民的資格;學校教育應該有基本的科學精神，必須尊重教育規律，必須依靠教育科學，否則，學校也就失去了現代精神;學校教育應該有基本的底線思維，學校在追求升學功利時，不能以犧牲學生的全面發展、健康發展、長遠發展為代價，否則，學校教育就失去了應有的教育正義。

　　從家庭層面講，家庭教育要走出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龍鳳思維”的束縛。這種思維的最大危害在於：把教育當作孩子“出人頭第”、“光宗耀祖”的工具，把孩子考試的成功當作孩子人生的成功。這種思維讓家庭教育患上了“近視症”，孜孜以求的是孩子在考場上的成功，而忽視了孩子最可寶貴的“成人教育”：品格、能力、個性、創造性……。從“龍鳳思維”到“成人思維”，這是中國家庭教育轉型的必然趨勢，也是中國教育的最大希望!必須承認，今天的時代，今天的父母，已經具備家庭教育回歸理性的條件。（張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