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蘭天鳴
雖然來北京只有一年多的時間，英國人Frank Hersey換的工作卻不下10份。
車庫裏的自行車管理員、陜西麵館裏的拉麵師傅、騎電瓶車的快遞員、戴著紅袖章的小區志願者……他選擇工作的標準，不是工資也不看發展前途，專挑在他老家倫敦體驗不到的。他還給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何文旭。
何文旭“換工作”的頻率在朋友中無人能及：一份工作最長一星期，最短兩小時。無需忍受工作的機械和重復，只要享受每份工作的那股子新鮮勁兒。
去年，何文旭所供職的英文雜誌打算開設一個名為“Inside the Job”的專欄，內容是介紹北京的各種職業，可“單純寫中國文化太枯燥了，擔心沒人看”。編輯部商量後決定讓何文旭投身於各行各業，“更了解他們，文章才能寫得更加好玩”。
並非每份工作都能很快上手，為此何文旭沒少受挫。一個快遞員一天可以送100件物品，他只能送6件；畫京劇臉譜，他和師傅一人畫半張臉，最後給模特畫成了“陰陽臉”；去學炒皮皮蝦，一番努力之後，只能將一堆冰冷、灰色的“屍體”裝盤。
去年冬天，30歲出頭的他在天壇公園假扮成“相親爸爸”，給20多歲的雜誌社攝影師相親，結果自己反成了相親“主人公”。
“這裡的姑娘的條件都比我好多了”。他發現徵婚的姑娘絕大多數年齡在30歲~34歲，大爺大媽都把孩子的照片放在錢夾裏，“只給那些信任的人看”。因為怕被發現後遭到阻止，他們大多是在孩子不知情的情況下出來徵婚。
起初，何文旭準備的是一疊寫著徵婚條件為“心腸好、年輕、一般好看”的徵婚海報。而天壇公園的大叔大媽向他“轟炸”的問題卻是，“戶口在哪兒、有房貸嗎、收入怎麼樣、爸媽幹啥”等。
“如果在英國的父母也開始為我相親，我想只有一種可能，就是覺得我太寂寞了。”關於結婚為什麼有這麼多經濟考量這個問題，何文旭抓了抓腦袋，感到疑惑。
在北京幹過的行當越來越多，這個來自英國的年輕人發現，工作中超出理解的事情還不少。
拉麵店裏的師傅為什麼要擠在集體宿舍住，還要一起上下班？中國的社區為什麼有那麼多志願者，回報卻只有洗衣粉和毛巾？愛心捐贈的物品裏面為什麼會出現擴胸器這種不能滿足現實需求的東西？
而最讓他接受不了的工作是在地下車庫做管理員。
在某個大廈地下一層的車庫裏，人高馬大的何文旭穿著鮮艷的熒光色外套，略顯呆滯地坐在用木板拼起來的小馬扎上，無事可幹。
因為周邊都有監控，除了整理，他只要坐在各色油漆斑駁的自行車中就好。
“倫敦沒有自行車管理員這個工作，馬路邊就有無人自行車可以租，30分鐘內歸還免費，私人自行車就鎖在路邊固定的地方。”何文旭回憶起家鄉。
他的“領導”是一位來北京打工的河南大姐。可能許久沒見過新人，大姐的交流欲一下子被點燃了，還拿出了平時用來解悶的收音機，給這個英國小夥子講起豫劇來。
大姐月工資1200元，每天只需整理自行車就行了，車庫裏頭的房間有張桌子能夠睡覺。除此之外，她還有一份在大廈兼職煮飯的活兒。
“這份‘沒有工作的工作’意義在哪兒，只是為養活一個人嗎？”更讓他不解的是，大姐對這份工作挺滿足，義務承擔起打掃車庫的工作。
好在何文旭學會了先擱置問題。用他本人的話説就是：“可能不太理解，我並不驚訝。”
實際上，何文旭對中國並不陌生。早在15年前，他就以東方學專業留學生的身份，交換到廣西桂林，寄宿在當地的一名退休人員的家中。
“那時，中國有很窮的地方……路上也沒有現在這多車，感覺人們在努力工作買小車，但現在好像買車變得容易很多。”
何文旭去過“最有錢”的江浙滬都市，也造訪過“最沒有錢”的廣西鄉村。行走的路上，他會拿出資料裏的圖片，和眼前的場景作個比照。
他覺得中文教科書裏“漂亮的古老建築”似乎有些過於美好，“和實在的中國不一樣”。
曾有朋友告訴他：中國的年輕人不太好相處，有的很任性，工作説不幹就不幹，打個電話就算辭職。
一次，何文旭在一家創業公司體驗電話客服。公司的年輕人時常加班到夜裏9點多，下班後還和他一起玩滑板。他發現朋友的印象也未必靠譜，“可能還得看他們的父母有多少錢。”何文旭聳了聳肩，認為有些誤解在所難免。
有中國朋友問何文旭：倫敦人工作時，還喝不喝下午茶？何文旭馬上回應道：這個問題就像我的西班牙朋友問我，倫敦還有沒有霧。他覺得北京的工作節奏慢于倫敦，也搞不明白很多中國人吃完午飯後習慣睡覺，而不是繼續工作。
可在“是否願意在體驗過的工作中選一個，體驗半年或更長時”這個問題，何文旭陷入了長達13秒鐘的沉默後説：至少現在還沒有這個打算。
“我可以自己在家，花上幾個小時，慢慢地享受做麵條的過程，但當我看見20個人排著隊等我做，我肯定受不了。”何文旭用他帶著倫敦口音的中文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