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兩輛車相撞已經無可扭轉的時候，胡宜安説他立刻意識到——我很可能要死了。
“當死亡真的到來時，講臺上那套邏輯是行不通的。”胡宜安回憶説，那時候他腦子裏閃過的第一個念頭是，“錯了，上課的時候説錯了”。或者説，課堂上的認知，于己都還遠遠不夠。
他意識到，每一個生命個體只有經歷了切膚苦痛才能對生命産生內在的尊重與敬畏。
最終逃過一劫的胡宜安出院回家後，立刻翻出自己編撰的生死學教程，動手修改他的論證邏輯，“死亡恐懼”、“瀕死體驗”等內容陸續由薄變厚。
而當他拄著拐杖回到校園時，整個人反倒變得精神。“我比你們老，看起來比你們更接近死亡。”面對著教室內的100多號學生，胡宜安接著説，“可是，死亡的偶然性決定，我們跟死亡的距離是一樣的。”
這是廣州大學一堂主題為“生死”的課程。年過半百的胡宜安是這所大學的一名普通老師，教生死課16年，他編著的教程也是國內唯一一本生死學教材。
能夠公開討論生死的地方“那麼少”
“生死課”出現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在上海的復旦大學，在北大，在香港中文大學，以及美國的耶魯大學，不同背景、不同膚色、不同性格的老師站在學生面前，以各自的方式，講述著“生與死的定義”。
“在當下中國，能夠公開討論生死的地方太少了，以至於很多人活著的時候只知生，沒有任何關於死的認識，當死亡來臨時，猝不及防，其狀態恐怖至極。”廣州大學講授“生死課”的胡宜安副教授説，“因此，適當地了解死亡不僅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生，而且有助於我們從容地面對死。”
胡宜安是廣州大學政治與公民教育學院的副教授，他講授的《生死學》課程已經開課整整16年。作為國內第一個在大學課堂裏設此課程的老師，他編著的教程也是國內唯一一本生死學教材。
胡宜安的“生死學”網路課程MOCC(慕課)在廣州大學城中的高校進行互選已將近一年時間，這讓他的學生“容量”早早打破150人的上限。
國外有相當密度的教堂和臨終醫院，國內甚至在醫院也是避談生死。胡宜安説，“這太不正常了!我們的教育關於死的探討連百分之一都不到。在我們的知識領域起碼應該留下一塊小小的地盤以存放死亡。”
於是，2000年胡宜安在廣州大學全校開設《生死學》的公共選修課。上課的時候，他談的都是蕭伯納、紀伯倫，“生使一切人站在一條水準線上,死使卓越的人露出頭角來(蕭伯納語)。”
和死亡的“擦肩而過”
接受深讀採訪之前，胡宜安正在為新學期的開課做最後的衝刺，“社會環境時易世變，知識也要與時俱進。”
胡宜安課上的學生是一年比一年年輕，他卻一年比一年老邁。最開始時多是80後，現在清一色的90後，“關於生死，體驗的內容與體驗的方式與之前大不相同，但其生與死作為問題是相同的。”
“死亡和老人的距離並不比和嬰兒的距離更近,生命也是如此(紀伯倫語)。”胡宜安腦子裏的格言信手拈來。面對即將開始的新學期，他有時也會自感吊詭，“大家怎麼這麼想不開呀?小小年紀，一開學就都跑來學習死亡，這是不是有點顛覆觀念?!”
跟其他死亡課老師不太一樣，胡宜安教授這門課跟自己的經歷有很大關係。
1992年胡父去世，由於在異地工作，其未能送上最後一程;2007年重大車禍，胡宜安右肩鎖骨韌帶斷裂，鎖骨一端已挑起，“和死神還是打過照面的。”
近年胡宜安又頗受結石困擾，因為生病，他常常需要一個人靜養。在那時候，他讀到了尼采的話，“如果一個人在世界找到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夠面對任何的困難。”一旦刷到跟死亡相關的新聞，他都會停下來想一想，人為什麼要生下來、活下去，為什麼不能放棄。
成就也是尷尬
在胡宜安的課上，會有相當時間按照其編著的《現代生死學導論》教材系統開講，理論加實例的做法主要是分享先人智慧和自己的人生經歷。
“但對一個人影響最大的還是自身的人生經驗，所以課上我們也會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體驗。”在胡宜安的課堂上，經常會有學生自己站起來講述，生活中曾經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殺、同學跳樓、親人辭世。胡宜安説，生死，沒有答案。他也不會告訴學生一個答案，告訴該如何承受死亡，但通過看到不一樣的生活，會讓每一個在場的彼此多一些對生命的理解。
此外，胡宜安在統共36節的生死課裏，盡可能地讓學生多一些生命教育實踐與體驗。方式包括寫遺囑、墓誌銘，在課堂擁抱、去臨終關懷醫院做義工。
胡宜安曾經試圖效倣台灣做法，帶學生去殯儀館進行課堂教育，讓學生有機會躺在棺材內10分鐘，但沒有成行，“這門課只是一門選修課，來自不同專業的同學，很難找到統一的時間，得到的支援也相當有限。”
“有朝一日，這門課會成為必修課。”胡宜安很有信心，“我唯一要求學生的就是‘敬畏’，對生命的敬畏。”
而為了彌補當下課堂教育理論上的疲態，胡宜安也正努力邀請不同背景的社會人員，講述自己視角下的死亡。包括接生護士、殯葬從業人員、醫生及與生命相關人士等等。
“生死教育必須扎紮實實地做，全方位地做才是真正有效的。眼下廣州大學開設生死學還只是對個體有效，我們還得著眼于社會整體，為更大人群提供相關的教育諮詢服務，這是一種常態存在的東西。”胡宜安説。
對話——
亟需改變“生死課程”的邊緣地位
深讀： 什麼時候與生死話題結緣?個人第一次或者説最重大的生死教育是什麼事件?
胡宜安：與生死話題結緣始於個人經歷吧。一是自己父親的死、一是個人親歷車禍。1992年父親去世，自己由於在異地工作，未能伺候親側，父親是睜著眼往生的。當此之時，內心才真正感受到什麼叫永遠失去。
2007年的車禍則告訴我一個簡單道理：我們要意識到生命可貴，卻不能讓每個人都經過災難之後才能有所悟。
深讀：開設生死課程的契機是什麼?課程從不被接受到廣受歡迎，有多長時間，在哪些方面能感覺到這種變化?
胡宜安：契機之一是受江西師範大學鄭曉江教授啟發。1997年結識鄭曉江教授，他是生死教育的開拓者，他對我説可以開一門系統的生死學課，且鼓勵我撰寫一部生死學著作。
契機之二就是廣州大學1999年啟動教學改革，開始在全校開設通識教育選修課。2000年便在全校開設《生死學》選修課，2009年建設《生死學》精品通識課程，2015年建成《生死學》MOOC課程，已在廣州大學城十所高校通選。
本門課程最初開設時選課學生人數大概也就幾十人，到了2009年之後，便出現了有學生選了兩年甚至三年才選上，甚至有同學根本就選不上的井噴景象。
深讀：當下的高校校園，生死教育少有蹤跡，您認為這中間存在什麼樣的問題?
胡宜安：個中原由自然很多：包括學校教育中生死教育的缺乏，個人生命意識得不到教育的正確引導。
學校始終是個體健康健全的生命意識的根本形成源頭，我們不可將這一項重要任務交由社會!
深讀：會請一些社會上不同背景的人來課堂，給學生講一些生死實例嗎?您認為怎麼的生死教育才是最有效的?
胡宜安：當然會，包括接生護士、殯葬從業人員，醫生及與生命相關的人士都可請到課堂上。生死教育必須扎紮實實地做，全方位地做才是真正有效的。
眼下廣州大學開設生死學是有效的，但只是體驗對個體有效。我們還得著眼眼於社會整體，為學生提供相關的教育諮詢服務，這是一種常態存在的東西。
深讀：面對生死的時候，生死教育真的能起到作用嗎?
胡宜安：生死問題是極個體親歷性的問題，任何其他人無法替代。生與死的選擇，起作用的還是健康健全的生命意識，一個人真正意識到生命的本體意義，那麼他是不會輕易碰觸這一本體存在的。
當個體面臨生死抉擇時，要做出正確的選擇其實並不難，那就是遵循一個法則：你可以找出千萬條去死的理由，但生的理由你只要找出一條就行了!
深讀：相比國內國外的生死課程，廣州大學的課程有何異同?不足和方向是什麼?
胡宜安：課程結構包括：生死的定義與本質，個體生死(疾病、災難與衰老等)，死亡心理(死亡恐懼、畏死體驗、涉死體驗及臨終心理)，社會生死(戰爭、貧窮、死刑與墮胎等)，死亡優化(安樂死、臨終關懷，腦死亡)等等。
與國外類似課程相同之處有二：其一、善待生命;其二、善待死亡。不同之處在於：國外直接稱死亡教育，我們則兼顧中國文化傳統因素，稱之為“生死學”，結合生死來談，通過談死來強化生，落腳點在生。
不足之處就是大體處於課堂教育階段，無法向校外，向社會充分展開，社會各方面的生死教育資源的開發不足。
此外，真正考慮到生死教育的必須性，改變課程的邊緣地位，使之成為必修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