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村落總數達到2555個,其中多數存在原住民遷走,古宅倒塌的現象,也正是這種凋敝和蕭條吸引了越來越多關注的目光。
不過,單從改變其經濟狀況的角度施以援手恐怕未必能實現可持續、健康的古村鎮保護與活化目標。不久前在我省濱州召開的第二屆中國古村鎮大會上,社會學、農業、智慧鄉村等跨學科、多行業的實踐者圍繞這個問題,提供了另一種解決方案。
單一經濟視角易“適得其反”
剛過去的國慶黃金周,鄉村旅遊業態産品所創造的産能得到充分釋放,在我省,日均接待遊客5000人次以上的鄉村比比皆是,而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個省區都很常見。鄉村尤其是古村落身上匯聚了寶貴的經濟價值,這種觀點幾乎是不存在異議的。
而正如一些專家在會上指出的,當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成為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一個主要命題,保護古村落首先要改善其經濟狀況,這種觀點就更顯得無可厚非。
不過,這种經濟優先的模式已開始引發各參與方始料未及的一些問題。聽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朱啟臻介紹,有的村落變漂亮了,百姓種地卻不方便了,甚至吃低保維持生計的老百姓數量反倒增多了;為了保護村落,還有大量老百姓受到工商資本驅逐,不得不選擇離開居住地。
從事鄉村物品再造的知青工作室工作人員車然提供了一則或許更常見的案例。在貴州一個名為上甲的古村落,為了解當地布依族的織布過程,一位遊客在邀請一位村民進行五分鐘的織布表演後塞給了對方兩百塊錢。“原本自然的生活方式,現在成為一種牟取暴利的手段。”車然指出,因為無法脫離經濟這種單一視角,看似善意的援助,反而導致了村寨原有價值體系的坍塌。
古村落保護重在“文化留根”
“在古村落保護與活化這個問題上,首先要搞清楚保護與活化的對象和意義是什麼。”國家行政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張孝德認為,若是出於憐憫僅關注其經濟問題,這種做法不值得提倡。
“只從經濟視角評價鄉村價值,很多人只會得出鄉村生産、生活都太落後的結論,鄉村自然成為憐憫對象。”張孝德指出,這不僅導致了錯誤的開發觀念,同時也是“破敗的鄉村沒用”這種觀點的來源。應該意識到的是,中華文明中的許多生活哲學來源於鄉村,在鄉村,絕大多數東西也都能得到有效利用——這又是當今迴圈經濟的原始體現。“當前文明傳承面臨斷代、斷層危機,必須從鄉村文化中汲取養分。”張孝德認為,復興鄉村文化才是古村保護與活化最首要的意義。
而如果能激發出村民的文化自覺,傳統村落保護和發展更將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浙江師範大學農村研究中心教授魯可榮指出,目前傳統村落保護呈現出省級政府高度重視,基層政府卻棘手乏力的狀況,村民缺少自覺參與意識,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他借鑒浙江義烏何斯路村的發展經驗提出,可能的破解路徑是通過返鄉能人等“新鄉閒”的示範驅動,激發村民的文化自覺,形成村落的內源式發展動力,促進其與外部政府干預及社會力量有機整合。在此過程中産生的收益,也應當首先用於推動本地人對其文化的認同上。
借藝術打開村落“再生空間”
如今去台灣,人們不難發現,許多作家、藝術家等文化人都偏好在鄉村置業。聽台灣文化創意産業聯盟協會榮譽理事長李永萍介紹,過去當地人也喜歡將鄉村看作閒置空間或活化目標,現在則更強調“再生空間”這個概念。
從事“再生”的人既有原先在鄉村生活的人,也有喜歡鄉村、來這裡開闢第二居所的新村民。李永萍提到,這樣二元對立色彩更淡些,也更有利於提升原住民保護在地文化的積極性——過去,開發商進來後只是將村民作為僱員看待,村民的創意和積極性自然不會高,文化傳承的動力也小。
“再生”的方式則多種多樣,比如藝術就是個很好的切入點。據了解,台北也有塊老房子狀況很糟糕的村落,能出走的村民都走了,剩下的是老人、小孩等弱勢群體。當地創意組織採取了這樣的操作方法:在對房屋進行修葺達到繼續居住的標準後,引入國際藝術家進行墻體等方面的藝術創作,還建立了青年旅社,以年輕人喜歡的東西吸引他們來這裡從事夏令營等活動,村子裏漸漸有了人氣。以此為基礎,政府委託非盈利組織協助村民講述老房子的歷史,那些原本弱勢的老人變成了導覽員甚至開起了在地農産品小店,成為藝術家們進一步創作的靈感源泉。
在這個過程中,村民是以自己的技藝、自己的文化成為了家鄉與外界溝通的橋梁,李永萍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