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米艾尼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週年。
從1929年露出冰山一角，到1986年發現祭祀坑，再到各種精美文物出土，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已經斷斷續續進行了八十多年。在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們找出了距今約3000至5000年的古蜀國文明。它從另一個角度見證了中國當代考古脈絡的流變，讓一向以黃河文明為中華歷史起點的敘述，融進了長江流域文明起源這一支。
三星堆遺址的發現，也帶來更大的謎團。
是誰創造了三星堆文明？古蜀國何以産生，持續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大量工藝高超的精美文物，形制、審美與同時代的中原商周文物區別明顯，古蜀人何以掌握這樣的技藝？他們來自何方？
圍繞著三星堆，世界各國的考古專家爭論了幾十年，仍有許多千古之謎難以破譯，甚至有猜測稱三星堆遺址是來自“外星人”的文化。
在三星堆遺址，人們發掘出了一個沉睡數千年的古老文明，卻又仿佛走進了一座跨越時空的迷宮……
廣漢玉器
1986年發現的祭祀坑，是三星堆考古進程中最重要的突破。“兩鋤頭挖出的重大發現”，考古工作者們經常這樣總結祭祀坑被發現的過程。兩個祭祀坑都是在當地農民勞動中被發現的，偶然、幸運，也帶著幾分遭遇破壞的風險。
“其實，第一次揭開三星堆文化面紗一角的，也是鋤頭。那要追溯到87年前。”四川省社科院歷史所主任、三星堆研究者段渝告訴記者。
1929年春天，成都平原進入了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播種季節。
在廣漢中興鄉，家住真武村月亮灣的農民燕道誠父子正在清理門口的水溝。兒子燕青保的鋤頭突然碰在一塊大石頭上，發出“砰”的一聲，嚇了燕青保一跳。
燕青保扒開泥土，看到了一塊白色的大石環躺在淤泥中，燕道誠聞聲跳下坑裏，撬開石環後，一塊翠綠的玉器出現在面前。父子倆認定，下面一定埋有寶物，於是他們不動聲色，悄悄覆土掩埋。待到夜深人靜時，燕家一家五口全部出動，重新刨開掩埋的泥土，清理出三四百件珍貴的玉器。
這段回憶，燕道誠在生前不知道對人講了多少遍。當時他們未曾想到，就是那不經意的一鋤頭，叩開了一個緊閉數千年古代文明的沉重大門。
真武村村民多是燕氏族人，燕道誠的後代也生活在這裡。世人提及1929年的無意發現時，多把燕道誠稱為“當地農民”。但在真武村，多稱燕道誠為“燕師爺”，還有人説他曾當過縣令。總之，燕道誠從小讀過不少書，是一個鄉間文化人。
意外挖出大量古代玉器，有一定文化的燕道誠知道這是筆“橫財”，既興奮又憂慮。為了避免張揚出去惹上麻煩，他將這些寶物四散藏于家中各處，命令家人不許透露這個秘密。
燕道誠或許是想將這些玉石器作為傳家寶傳子傳孫，但他的願望落空了。
寶物的誘惑令月亮灣的秘密很快洩露。燕道誠在成都的古玩市場上用並不高昂的價格出售了部分玉器。而得到這些玉器的古董商們則紛紛追尋它的來源，廣漢月亮灣很快因這批“廣漢玉器”出名。
精明的古董商最終追蹤到燕道誠的家，經不住勸説的燕道誠以低價又拋售了大批玉器。
短短幾年時間，燕家的“寶貝”一件件減少。廣漢玉器的名頭漸漸響亮了起來，很快傳遍成都，終於吸引來了考古學家。
1931年春，在廣漢傳教的英國神父董篤宜，從燕道誠手中得到了幾件玉石器。華西協和大學的美籍歷史學家戴謙和當時鑒定這些玉器為商周遺物。幾年後，當戴謙和把這些玉器放到他的好朋友葛維漢面前時，葛維漢驚愕不已。
葛維漢也是美國人，早在1911年就作為傳教士到了四川，是個中國通。後來他返回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了宗教學博士學位，繼而又在哈佛大學學習了考古學、人類學。1932年，葛維漢重返中國，在華西協和大學任博物館館長、兼任人類學教授，教考古學、文化人類學。
葛維漢是第一個找到燕道誠的考古學家。
1934年3月15日，葛維漢與華西大學博物館副館長林名均教授等一行四人來到燕家，燕道誠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他們先在燕家的房屋旁邊進行開方試掘，然後在第一個坑的南北兩邊各開一溝，作了延伸發掘。據當時的發掘記錄記載：“鄰近匪風甚熾，工作十日即行結束”。
挖掘工作草草收場，時間很短，收穫卻不少，共發掘出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六百餘件，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的還要多。
葛維漢是以考古為目的挖掘廣漢玉器的第一人，但最先對月亮灣玉器進行考古研究的是中國人。這個人是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學家龔希臺。
龔希臺是1932年秋天從燕道誠手裏買到的玉器，經過兩年多的研究，他認為“燕道誠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圍是傳説中古代蜀國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穿起來的綠松石珠則是古代帝王冕毓飾物……”
龔希臺把他的研究成果寫成一篇《古玉考》，發表在1934年成都東方美術專科學校校刊創刊號上。段渝説：“這是第一次把月亮灣遺址和古蜀國的歷史聯繫起來。”
“蜀”作為國名，最廣為人知的是後漢三國時期劉備建立的蜀漢，而古蜀國比三國時期的蜀國要早得多。只是這個古蜀國更像一個傳説，它只是只字片語地存在於極少的史書記錄中。
關於蜀國歷史最著名的詩句是李白在《蜀道難》中所寫：“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蠶叢及魚鳧據説是古蜀國的兩個王，在三星堆遺址發現以前，他們的故事就像夸父追日和女媧補天一樣，只是神話傳説。至於“爾來四萬八千歲”的蜀國時間，恐怕是李白一貫的浪漫主義誇張手法。
古蜀國的歷史，在東晉《華陽國志·蜀志》中才有一點無法考證的記載：“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 據此推算，古蜀國應該建立於西元前1000多年。
龔希臺的《古玉考》將廣漢玉器與古蜀國建立了聯繫，而真正用考古學方法證明“古蜀國”的存在，時間是兩年後。葛維漢于1936年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上發表了《漢州發掘最初報告》，這是第一篇有關廣漢古蜀國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在報告中，葛維漢還提出了“廣漢文化”的概念。
葛維漢的考古報告震動了歷史學界，從而在上世紀30年代掀起了一股“廣漢文化”的研究熱潮。就連當時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對“廣漢文化”産生了濃厚興趣。他和葛維漢早就相識，馬上給葛維漢寫信，要求對方贈與廣漢發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圖形，先睹為快。
葛維漢很快將資料寄往日本東京。郭沫若當時正潛心研究流落日本的中國甲骨文，已是甲骨文大家。他很快給葛維漢回了信，補充了更多的研究結果：“蜀”這個名稱曾在周代的甲骨文中出現。廣漢的很多玉器的形制和華中、華北地區的發現類似，這應該是古蜀國曾與華中、華北有過文化接觸的證明。
確如其言，“蜀”字最早發現于周代的甲骨文中，周人記載，武王伐紂時蜀人曾經相助。
這是古蜀國研究的一個重要線索，順著這個方向，葛維漢提出的“廣漢文化”有可能獲得更大的進展。偏偏葛維漢考古報告發表僅僅一年，抗日戰爭爆發了，包括葛維漢在內的一批華西大學的外籍教授紛紛回國，進一步發掘月亮灣“廣漢遺址”的機會與他們擦肩而過。
因為戰亂，月亮灣的考古挖掘沉寂了20年。與月亮灣遺址隔河相望、後來取代月亮灣為遺址定名的三星堆，也因此繼續沉睡了幾十年。
三星伴月
斗轉星移，中國換了人間。
20世紀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國萬象更新，神州大地一派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在四川，連接成都和重慶的重點工程成渝鐵路開始施工。
施工中，工人們多次在沿線挖到大量文物，於是，西南博物館在鐵路沿線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剛剛上任西南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的馮漢驥，把月亮灣一帶的古代遺址劃進了重點關注的區域。
馮漢驥是中國最早培養的考古和人類學家之一，他曾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考古學家李濟邀請下回國，參與了殷墟等多個重點文物遺址的挖掘工作，在“三星堆”遺址的挖掘歷史上，他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5年，馮漢驥派學生王家佑到廣漢展開廣泛的田野調查。王家佑注意到了月亮灣“廣漢遺址”不遠處的三星堆——當時，三星堆是當地頗有名氣的一處景觀。
三星堆是三座長約數十米至百米、高約5米至8米，連結成一線的土堆。關於三星堆這個名字的由來，在當地還有一個神話故事。傳説玉皇大帝從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廣漢的湔江之畔，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於平原之上，猶如一條直線上分佈的三顆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馬河對岸，有一高出周圍的弧形臺地，富於奇想的人們將這片臺地起名為月亮灣。三星堆與月亮灣隔河相望，形成了廣漢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燕道誠的家就在月亮灣。王家佑在燕家住了許多天，關係相處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勵下，燕道誠一家將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釧、石璧等文物貢獻出來。在田野調查中，王家佑又走遍了燕道誠家所在的牧馬河一帶，採集到一些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陶片標本，他推測月亮灣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國的文化遺址。
“這是第一次將月亮灣和三星堆兩個小區域作為一個大的文化體系聯繫起來進行考察。”段渝説。
1963年，針對月亮灣地區的一場更大規模的考古由馮漢驥再一次啟動。
事實上，馮漢驥對月亮灣遺址寄予的期望，遠超過工程施工前的“搶救性發掘”。他想在這裡找到的結果，可能會動搖當時中國主流歷史學界的習慣思維。
段渝介紹，黃河流域一直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中國人稱黃河為“母親河”，正是源於此。當時史學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國文明一元起源論，即黃河流域的夏、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中國的其他文明只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傳播，或其分支。
馮漢驥知道月亮灣遺址與古蜀國的淵源，如果能夠證明月亮灣遺址是早期中國文明的代表之一，就可以給中華文明的起源增加長江流域這條線。這就是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和多元一體發展格局理論。
四川大學考古係教授馬繼賢參與1963年月亮灣遺址發掘時還是個實習生。他回憶説，當時選擇的發掘點在早年出土玉石器的燕家院子附近，因為估計這裡堆積可能比較豐富，同時，他們還對月亮灣的土梁子做了解剖，想看看它是否是城墻，測繪地形圖時把範圍擴大到包括所有土埂在內的近五平方公里的地區——包括了三星堆。
“雖然當時條件所限，發掘面積十分有限，但它畢竟是自上世紀30年代玉器發現以後，在月亮灣進行的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發掘。當時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遺跡和遺物，發掘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馬繼賢説。
這次田野考古結束時，馮漢驥站在月亮灣高高的臺地上，遙指著對岸的三星堆，對馬繼賢他們説出了一句極為精確的預言：“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只要再將工作做下去，這個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現于我們的面前。”
許多年後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證明，馮漢驥的預測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他本人並沒能看到古蜀國大門完全打開的那一刻。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陷入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混亂之中，馮漢驥寄予厚望的月亮灣遺址發掘工作完全停滯。
1979年，《四川大學學報》上登載了一篇名為《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的論文，對月亮灣遺址的性質、年代和附近三星堆遺址的關係等等學界爭論最多的問題一一做出了論述。論文署名馮漢驥，加著黑框——兩年前，馮漢驥已經撒手人寰。他的學生們遵其遺願，整理遺作，完成了這篇論文。
其中，馮漢驥提出兩個重要的觀點：一，廣漢遺址的年代是在西周後期至春秋前期；二，由出土文物的形制推測，古代蜀國的統治者早在西周時代就有了和中原相似的禮器，再一次説明四川地區和中原悠久而緊密的歷史聯繫。
馮漢驥生前對廣漢遺址的數次發掘，雖未能證明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卻為厘清黃河、長江兩個流域文明的關係，邁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其實，距離馮漢驥1963年的挖掘點僅僅600米外，就是後來震驚世界的三星堆祭祀坑，然而，他卻遺憾地和這個重大發現擦身而過。
磚廠取土堆
1979年馮漢驥的遺作發表時，距離月亮灣遺址被燕道誠父子挖掘已經整整半個世紀。除了有限的幾次考古發掘，其他的出土文物大多是被燕道誠父子一樣的當地農民在勞動中無意間零星挖出，被當成“意外之財”。當地人鮮有文物價值的概念，更不會把他們祖輩生活、勞作的這片土地看成文明遺址。
今年已88歲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對此深有體會。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廣漢縣文化館工作，卻對三星堆知之甚少。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參加為期一年的長江流域考古培訓，這位廣漢的基層文物幹部才知道身邊文物的重要性。
那次培訓的講師中有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嚴文明聽説敖天照來自廣漢，當時就點著他説：“你從廣漢來，你要注意哦，你們那裏的三星堆很重要。”敖天照至今依然記得當時嚴文明説這句話時認真的語氣。
1975年，培訓歸來的敖天照馬上去找“很重要”的三星堆。此前，他甚至不知道三星堆究竟在哪。
找到三星堆，敖天照更揪心了。
三星堆旁建起了一座磚廠。被考古工作者視為重要遺跡的三星堆，卻被磚廠當成了三個最便捷的天然大土堆，正源源不斷地取土燒磚呢。
現在劃定的三星堆遺址區，跨越廣漢兩個鎮的七個村子。敖天照説：“三星堆屬於中興公社範圍。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辦了個集體磚廠。挖出的陶片被成堆扔在一邊。我一看，陶片年代應該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較軟，器形也比較原始，説明時間很古老。”
當年年底，敖天照寫了一份緊急報告，同時帶著磚廠工人挖出的三星堆的一些陶片，找到四川省文管會。
“我呼籲發掘三星堆，我説你們趕快派考古隊下來。那時候盼考古隊就像盼救火隊。”敖天照説。
但是，敖天照並沒有立刻盼來三星堆遺址的“救火隊”。他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在月亮灣老鄉家裏，四處收集磚廠挖出的三星堆文物。
村民偶爾挖到些玉石製品，原始的樣子並不讓人覺得珍貴。1978年，敖天照聽説有人幾年前發現了一坑顏色漂亮的“鵝卵石”，已經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戶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過的磨石”。村民們把“石頭”留在家裏“給娃娃耍”，聽説有文物價值，也相當配合地上交了。
真武村4隊在挖沼氣池時，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裏文物，在一旁盯著看，給大家宣傳“新石器時代就有人在這裡活動了，他們還沒有銅器，就用石斧頭砸東西”。村裏一位大媽聽到了説，“我家有一個磨過口的石片，還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幾釐米的石斧”。他給大媽拍了照片，獎勵她1塊錢。
敖天照説，他並沒有購買這些文物，都是用很少的錢，作為上交文物的獎勵給了老鄉。他把收集來的上百件文物，暫時存放在廣漢縣房湖公園內一處閒置的空房子裏，他自己也居住在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