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近10年來，我國電信詐騙案件每年以20%－30%的速度快速增長。2015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電信詐騙案件59萬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經濟損失222億元。今年1月至7月，全國共立電信詐騙案件35.5萬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損失114.2億元。
2013年至今，全國共發生被騙千萬元以上的電信詐騙案件104起，百萬元以上的案件2392起。很多群眾的“養老錢”“救命錢”被騙，傾家蕩産、家破人亡；有的企業資金被騙，破産倒閉，引發群體性事件。
儘管近年來有關部門不斷加大打擊力度，但電信詐騙犯罪仍呈愈演愈烈之勢，成為社會公害，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對於這一社會毒瘤，如何才能剷除？
億萬錢款如何被隔空騙走
2015年12月，貴州省都勻市經濟開發區建設局被犯罪分子冒充上海市檢察院騙走1.17億元（案件已破）；2016年1月，河南省週口市村民熊軍志被犯罪分子以銀行卡扣年費名義騙走8000元後上吊自殺（案件已破）……電信詐騙分子屢屢得手的背後，隱藏著怎樣的詐騙伎倆？
公安部刑偵局介紹，電信網路詐騙是非接觸式犯罪，受害人上當受騙一般都是從接到某個電話或資訊開始。電話的一頭是受害人，另一頭則是組織嚴密、分工精細的詐騙犯罪團夥。
台灣桃園人簡某是今年4月大陸公安機關從肯亞押回的77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之一。他所在的犯罪團夥將話務窩點設在遙遠的非洲，專門針對大陸群眾實施詐騙。
“我們分為一線、二線和三線。”簡某供述，他們自稱“公司”，老闆和骨幹成員都是台灣人，組織嚴密、分工明確。一線人員冒充郵局、快遞公司、電信公司等；二線人員冒充公安民警；三線人員冒充檢察官或者金融部門的人；另外還有負責招募詐騙人員、技術維護、獲取受害人個人資訊的人員。
在廣州白雲國際機場，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民警押解下走下飛機（9月2日攝）。新華社記者 梁旭 攝
辦案民警介紹，詐騙分子通過網路改號電話與受害人聯繫，顯示為大陸政府部門或公檢法機關的電話。一旦受害人被誘騙將資金轉入指定的銀行賬戶，金主（團夥老闆）就指揮台灣的“水房”（轉賬窩點），通過網銀將資金以金字塔狀層層分解到若干個賬戶，組織若干台灣“車手”（取款人）在台灣瘋狂取款。金主拿到贓款後再按照約定比例，給電話窩點、“水房”“車手”等發“工資”。
“台灣的‘水房’有專人負責與大陸開販銀行卡團夥聯絡，通過快遞收購大陸銀行卡。台灣金主與‘水房’‘車手’有長期合作關係，金主會定期向話務窩點提供銀行賬戶。”辦案民警告訴記者。
與犯罪分子在境外實施的電信詐騙案件相比，境內電信詐騙案件的作案人員多是個人或小作坊方式，有些地方以親戚同鄉關係為紐帶，形成地域性職業犯罪群體。他們除了利用網路、電話詐騙外，還利用木馬病毒遠端盜取受害人的通訊錄、手機綁定銀行賬號，截取短信驗證碼等，繼而實施冒充熟人詐騙、退稅詐騙、中獎詐騙等；一旦得手，迅速通過網銀轉賬、第三方支付平臺、賭博網站、購買網路遊戲點卡裝備等方式套現洗錢。
公安部數據顯示，境外電信詐騙犯罪主要是台灣人組織實施，佔大陸電信詐騙案件總數的20%，損失的50%。千萬元以上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台灣電信詐騙集團實施。
近年發案情況還顯示，為增加欺騙性，犯罪分子緊跟社會熱點，精心設計騙術“劇本”，針對不同群體量體裁衣，從“猜猜我是誰”“你有法院傳票”，到助學貸款、徵兵入伍等，五花八門。隨著公民個人資訊洩露日益嚴重，犯罪分子也從過去“漫天撒網”、不定向尋找詐騙對象，逐漸發展為獲取被害人身份資訊“精準詐騙”。
電信詐騙為何愈演愈烈
統計表明，當前電信詐騙犯罪已侵入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産建設兵團，受害者覆蓋各個年齡段、各種職業。
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一大隊大隊長陳宗慶在打擊電信詐騙一線戰鬥超過15年。“電信詐騙在大陸出現以來，公安機關一直保持嚴厲打擊態勢，但僅靠一家難以有效治理這個難題。”
9月13日，福州市公安局鼓樓分局刑偵大隊詐騙犯罪偵察隊民警在忙著調閱卷宗辦案。新華社記者 宋為偉 攝
“這類犯罪成本低、利潤大、易複製，只要是電話、網路用戶都可能成為潛在受害人，犯罪收益巨大，因此犯罪分子越來越猖獗地實施詐騙。”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董邦俊説。
董邦俊認為，“網際網路＋”時代下，電信詐騙的便利性大大提升。例如，隨著網際網路電話的出現和普及，犯罪分子可利用改號軟體偽裝成國家機關，或者偽裝成銀行利用電話銀行密碼驗證機制，騙取受害人銀行密碼完成犯罪；獲取受害人基本資訊、取得空白銀行卡都可以通過網際網路完成，詐騙非法所得也多是通過網上銀行等渠道轉款，並通過網際網路金融等途徑洗白。
大量案例顯示，相關行業監管、網路管控上存在管理漏洞，給了電信詐騙瘋狂蔓延的空間。
——在通訊行業方面，目前有大量境外網路改號電話進入千家萬戶，手機、寬頻、上網卡等電信業務記名而非實名的問題仍然嚴重，虛擬運營商行業管理混亂，違規開卡、隨意修改顯號歸屬等問題突出。
例如，近日引發關注的清華大學教授被騙1760萬元案，受害人接到顯示為北京的電話號碼，實際卻是犯罪分子在境外窩點使用北京電信一家代理商銷售的“中繼線業務”接入。
“改號電話在國內順利‘落地’，很大程度上是電信運營商為了逐利，將伺服器和中繼線業務層層出租，對境外改號電話不進行攔截、過濾。”湖南省公安廳刑偵總隊重案支隊副支隊長郭建華告訴記者。
——在金融行業方面，大量非實名銀行卡被犯罪分子用來轉賬提現，網銀轉賬金額、登錄IP無限制被詐騙集團大肆利用，銀行卡安全防護存在隱患易被不法分子複製、盜刷，一些第三方支付企業不落實實名制，不法分子提供虛假資料就可申請POS機。
2014年，福建廈門發生一起單筆被騙金額達1544余萬元的電信詐騙案，經調查發現，詐騙分子用以轉賬、取現的銀行賬戶達1300多個，無一是實名銀行卡。
4月28日，各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在泉州市反詐騙中心金融防控室進行資金流管控工作。新華社記者 林善傳 攝
——在網路安全方面，犯罪分子能輕易入侵教育、醫療、車管等官方網站，大量竊取個人資訊再賣給詐騙團夥，為其“精準詐騙”提供條件；木馬病毒、釣魚網站等能輕易竊取儲戶銀行賬戶、密碼資訊，甚至遠端操控賬戶。
今年8月，山東省臨沂市女學生徐玉玉被犯罪嫌疑人以發放助學金為由騙走9900元後猝死。經查明，犯罪嫌疑人攻擊“山東省2016高考網上報名資訊系統”並在網站植入木馬病毒，獲取後臺登錄許可權，從而盜取包括徐玉玉在內的大量考生報名資訊。
——巨大的灰色産業群也成為電信詐騙的幫兇。一些不法人員從事盜取販賣公民個人資訊、開辦販賣銀行卡、利用“偽基站”發送資訊、提供通訊線路、專業轉賬取款、專業洗錢、開發網路改號軟體、製作木馬程式等灰色産業，在與電信詐騙犯罪分子的合作中獲利，不少還建立相對固定的合作關係，形成犯罪網路。
“金融、通信、網際網路等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卻忽視了安全管理，出現諸多安全漏洞讓騙子有機可乘、大肆作案，背後折射的是社會管理滯後之困。”董邦俊説。
罪惡毒瘤有何良方根除
面對如此猖獗的電信詐騙犯罪，究竟有沒有應對之策？
答案是肯定的。
同樣以案例説話，今年9月2日，71歲的項老先生來到上海某銀行網點，準備將60萬現金轉到“警察”提供的安全賬戶。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局民警及時趕到：“您接到的是電信詐騙電話，千萬別上當！”
7月17日，民警在上海市反電信網路詐騙中心平臺處理報警電話。新華社記者 凡軍 攝
公安機關能夠及時獲知受害人即將受騙並成功勸阻，得益於今年3月起運作的上海市反電信網路詐騙中心平臺。平臺由市公安局牽頭，商業銀行、通信運營商、第三方支付機構和網際網路安全企業派員入駐，實行防範、打擊、治理一體化運作，截至目前，已關停涉案電話號碼2800余個，封堵涉案有害網站988個，凍結涉案資金7900余萬元，成功勸阻3.5萬餘人次。
各地的更多創新探索正在不斷顯現成效。在北京，自2015年下半年警銀合作成立打擊防範電信網路詐騙犯罪資訊平臺以來，截至今年5月中旬，已攔截全國範圍內銀行賬戶35萬餘個，攔截涉案資金10億余元，並陸續返還受騙群眾。
在福建廈門，反電信詐騙被作為一項黨政工程，成立由公安、銀行、通信運營商等部門參與的反詐騙中心，極大地提高了防範打擊效率。2015年7月至今，已對9703起電信詐騙案件實施緊急止付，止付金額達4689萬元。
在國家層面，更大的協作格局已在建立完善之中——2015年6月，國務院建立由公安部牽頭、23個部門單位參與的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路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以共同應對電信網路詐騙犯罪的嚴峻形勢。
“電信詐騙犯罪必須有‘三流’的支撐，即‘資訊流’‘資金流’和‘人員流’。”公安部刑偵局副巡視員陳士渠表示，防範打擊電信詐騙的關鍵，就是改變傳統辦案模式，公安、銀行、運營商等相關部門形成合力，從源頭管控“資訊流”“資金流”，最大限度壓縮犯罪滋生蔓延空間。
北京市公安局打擊電信網路詐騙犯罪攔截資金返還儀式（5月18日攝）。新華社記者 殷剛 攝
一些先進技術手段也在投入應用。目前，已有網際網路企業與公安部門攜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基於海量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方法的“麒麟”系統，有效遏制“偽基站”資訊詐騙，從源頭切斷詐騙犯罪的“資訊流”。
除了加強部門合作、行業監管，多位專家還建議強化法律武器，進一步加大威懾和懲處力度。
一是從刑事立法角度，參照金融詐騙、保險詐騙等模式將電信詐騙獨立成罪，設計合理的犯罪構成要件、合適的刑種，以確保罪責刑相適應。二是儘快出臺相應的電子證據相關細則，規範偵查、舉證活動。三是通過司法解釋、案例指導等形式，明確電信詐騙定罪量刑標準，消除法律適用的模糊地帶和同案異判現象。四是對電信詐騙使用的科技手段和相關電信、金融行業進行立法規範，明確並嚴格落實金融、電信等監管機構和具體運營機構的責任。五是破除各種法律障礙，落實電信實名制、金融賬戶實名制、電信設備和金融行業準入制等制度，從源頭遏制電信詐騙犯罪。
“電信詐騙罪是典型的跨區域犯罪，這就決定了對其防範打擊必然是建立在多方協作基礎上的，包括跨境協作和境內協作。”董邦俊説，特別是在跨境協作方面，應當通過國際協商、簽署相關法律文件，在法律框架內積極構建合作模式，並充分發揮國際刑警組織等國際組織和相關基礎協議的作用，綜合運用多種方式手段，開展跨境聯合打擊行動，對電信詐騙形成圍剿之勢。
聲音：夯實責任向電信詐騙“全面宣戰”
當前，一些不法分子緊跟社會熱點，“精心設計”騙術，針對不同群體步步設套，大肆作案，瘋狂斂財。電信詐騙愈演愈烈，人民群眾損失慘重，向電信詐騙“全面宣戰”刻不容緩。
福建安溪縣反詐騙中心（9月1日攝）。新華社記者 魏培全 攝
電信詐騙氾濫，與電信、金融和網際網路行業的管理漏洞密切相關。境外網路改號電話進入千家萬戶，手機、寬頻、上網卡等各類電信業務實名制未落實，虛擬運營商行業管理混亂，非實名銀行卡被騙子用來層層轉賬，第三方支付公司被騙子用來轉賬“洗錢”……這些漏洞早已存在，遺憾的是至今仍未“亡羊補牢”，還在被不法分子利用。
更有效地打擊電信詐騙，難的是破除部門利益藩籬。敢不敢動真格，願不願以群眾利益為重，考驗著相關政府部門的勇氣和魄力。對電信詐騙，國務院已經建立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但電信詐騙之所以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地方部門利益至上思維導致的打擊治理不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向電信詐騙“全面宣戰”，必須以制度確保責任落實。應立法明確打擊電信詐騙多部門協作機制，細化相關部門義務和責任；綜治部門應在綜治考評、掛牌督辦、“一票否決”等方面出臺硬措施，分解任務，傳導壓力。電信行業、金融行業和網際網路行業的監管部門，應限時督促安全漏洞整改到位。
求解眾多電信詐騙犯罪案件留下的生命拷問，不能再以“突擊式”“運動式”執法作答。各級黨委政府要把這項工作納入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範疇，加強組織領導，做好統籌規劃，及時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相關單位要牢固樹立“一盤棋”意識，嚴格履行監管責任和社會責任，合力打好打擊電信詐騙犯罪的攻堅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