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杠桿場外配資是誘發去年“股災”的重要因素，如今一年已過，當初的劇痛並未完全消除。近期，一隻成立於股災前的傘形信託到期，其夾層投資者才發現本金虧損殆盡，一系列糾紛由此發生，這只是眾多場外配資糾紛的案例之一。
與此同時，一些配資公司老闆目前已經“金盆洗手”，另謀職業的背後是他們最痛的領悟：如果理論上存在風險，現實就會發生，切忌僥倖。
傘形信託現糾紛
時隔一年之後，五礦信託一隻傘形信託的夾層投資者仍在感受著“股災”的劇痛。投資者提供的資料顯示，2015年3月至5月，五礦信託分21期發行了“朝陽一號證券投資集合資金信託計劃”。該信託計劃存續期一年，投資者分為優先、夾層、劣後三級。
李梅（化名）是該産品第八期的夾層投資者。其代理人向中國證券報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該期産品共募集資金6000萬元，優先、夾層、劣後的出資比例為9:1:2，由劣後級作為投資人代表進行證券投資。在該期産品中，李梅出資500萬元，預期年化收益率為10%。不過，近期産品到期後，李梅發現非但投資收益無法兌現，就連本金也已損失殆盡。此外，據投資者統計，在該産品中，有多位投資者本金全部虧空，有投資者損失超過千萬元。
在一些信託業內人士看來，這只産品屬於傘形信託。在去年A股持續震蕩中，高杠桿傘形信託作為場外配資的方式之一，可謂損失慘重。不過，在前述夾層投資者看來，由於該産品設置了較高的預警線和平倉線，倘若信託公司按照合同履約，他們就不會遭受如此大的損失。
多位投資者表示，五礦信託作為受託人，主要存在三種違約行為：在該信託計劃跌破凈值時，在不通知投資人的情況下，做主動管理；跌破預警止損線後允許繼續買入；跌破預警止損線後不及時賣出。
李梅的代理人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根據合同，0.95為預警線，0.93為止損線。當日收盤凈值低於預警線，劣後應于次日下午一點以前補足資金到預警線上方，否則次日下午兩點，信託公司作為受託人應督促劣後方將持倉減至60%，劣後方不補倉、不減倉的，由信託公司自行決定標的物實施減倉。當日收盤凈值低於止損線的，劣後方應于次日上午10:30補倉到預警線上方，否則信託公司應該開始平倉操作。該代理人稱，這期産品在去年7月跌破凈值後，劣後方未按照合同約定及時補足資金到預警線0.95以上，且信託公司作為受託人未按照合同約定履行相關限制買入、減倉、平倉指令。而且，交易記錄顯示，最遲到2015年8月24日，這期産品還有買入行為。
五礦信託相關負責人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公司將嚴格按照信託合同及相關法律法規履行受託人職責，一方面，對該産品交易情況進行詳細核實；另一方面，積極做好投資者溝通工作，不會産生侵害投資者利益的行為。”
信託配資“一地雞毛”
事實上，這起五礦信託與傘形信託夾層投資者之間的糾紛，只是去年瘋狂的場外配資釀造的苦果之一。去年上半年，大量資金通過場外配資形式進入股市，造就了一輪轟轟烈烈的“杠桿牛”，信託、基金子公司、民間公司是這一時期場外配資的主要操盤者。然而，在始於去年6月的“史無前例”的A股大震蕩中，這些場外配資如多米諾骨牌般爆發危機，各種糾紛隨之而來。
早在去年10月，一位投資者通過信託公司配資，遭遇強行平倉後損失千萬元，就將該信託公司告上法庭。該投資者認為，信託公司的經營行為是在從事其並不具備經營資質的融資融券業務，雙方簽訂的合同不具備法律效力，而信託公司根據該合同對其賬戶平倉導致投資受損，因此信託公司需要對其損失進行賠償。
信託公司年報披露資訊顯示，2015年信託公司被訴案件明顯增多。其中，2013年全行業只有1件因信託業務被訴案件；到2014年有5件，涉及3家信託公司；到2015年則增加至近20件。百瑞信託博士後科研工作站研究員陳進説，2015年信託公司被訴案件中，有7件明確為證券投資類信託案件，其餘7件未明確案件類型，推測應當有一半左右也屬證券投資類信託案件。2015年證券投資信託訴訟案件的增多，與股市大跌有一定關係。
有業內人士認為，通常而言，在信託兌付糾紛中，投資者並不直接對信託公司提起訴訟，因此以上披露的案件數量遠小于信託公司實際面臨的糾紛。
另據接近監管部門的人士透露，去年上半年不少信託公司偏股型證券投資信託業務爆髮式增長，但缺乏與之相匹配的人才、制度、風控手段、內控機制和資訊系統支援，導致出現系列違規問題和投資者糾紛，清理整頓後業務量大幅萎縮。
配資老闆“金盆洗手”
民間配資公司則是另外一個“重災區”。曾經是一家配資公司老闆的老趙（化名）坦言，過去這一年，讓他經歷了一次“重生”。
在場外配資的業務鏈條中，民間配資公司通常利用分倉軟體系統對接結構化資管産品，為散戶提供門檻更低、杠桿更高的配資業務，從而賺取配資利息，但這並不是一項穩賺不賠的買賣。從理論上講，一旦市場出現無量下跌等極端行情，民間配資就有可能無法有效實施減倉、平倉等風控手段。為保證對接的結構化資管産品不觸及預警線和平倉線，民間配資公司可能需要自行補倉。如果下跌進一步加劇，配資公司喪失補倉能力，屆時就要對配資散戶與信託等資管機構兩方面違約。
“我就是心存僥倖。”有著十幾年證券市場工作經驗的老趙坦言，與大多數配資公司老闆一樣，當初他認為所謂的風險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然而，從去年6月12日開始，A股遭遇三輪大跌，理論上的可能性逐步變成現實。彼時，老趙的配資公司賬戶出現不少風險，信託等資金批發商對此意見很大，處理不斷出現的風險項目讓老趙焦頭爛額。此後，監管機構加大查處場外配資力度，這讓他更加心灰意冷。
“沒想到步步緊逼，太可怕了。”回憶起當時情形，他仍心有餘悸。最終，老趙在公司瀕臨破産前“金盆洗手”，將公司股份轉給了合夥人。據他了解，隨著分倉交易系統被關閉，去年這種最為活躍的場外配資模式被基本終結，不少配資公司已無業務可做。
一年後的今天，老趙就職于一家風格保守的金融機構。他坦言，去年那段“黑暗時光”讓他有了最痛的領悟：如果理論上存在風險，現實就會發生，切忌僥倖。（記者 劉夏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