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

原本七天時間的培訓，由於生産線的人員短缺，被濃縮成了三天。三天之後，李靜被分派到C03廠區，所謂C03，是一棟全是生産車間的樓房，這樣的樓房在富士康廠區中有十多座。

李靜所分派的車間，被用來生産某著名品牌手機的主機板。每一塊手機主機板都是自動印刷電路並焊接，印刷後，將有一道被稱為“AOI”的自動檢測，然後主機板隨流水線進入回焊爐焊接，之後流出到李靜面前，她的工作便是用5倍放大鏡檢查主機板的元件是否準確的焊好，是否存在錯位。

“我的工作便是站在那裏，看到不良就進行記錄，如果多個不良連續出現，就要通知線長和相關技術人員。”李靜表示，這樣的工作，在富士康的規章中其實有“標準人力”的設置，通常是二至三人，然而由於人手短缺，同一個檢查點，往往只有一個人工作。

第一天正式進入工作，李靜便被告知富士康實行“黑白兩班倒”的方式，而她被安排到了晚班，時間是晚八點到早八點，由於流水線需要站立工作，這也就意味著，李靜需要每天站立面對放大鏡超過10個小時：“每天在我面前經過的電路板都要七八百塊，看得我都要瘋了。”

在《富士康調研報告》中，也專門講述了富士康工作時間的“超現實主義”。調查報告中對富士康工人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75%的工人“月平均休息天數”為4天，8%的工人“月平均休息天數”少於4天。此外，73.3%的工人“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在10小時及以上。工人月平均累計加班時間為83.2小時。“每條生産線都有生産指標，如果完不成任務，大家都要加班，在下班的晚課上，我們還要自我檢討。”

經過兩周的工作，身體已有些吃不消，李靜萌生去意,不料當她透露了想離開時，卻遭到了同伴的一致反對：“大家都勸我忍一忍，每個人都説，出來不就為了掙錢麼。當談到自殺事件時，每個人都覺得那是自殺者的個人問題，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很慶倖自己能夠隨時離開。”

員工質疑工資“明升暗降”

繁瑣的工作，巨大的壓力，換來的卻只是微薄的薪水。李靜透露，作為普通工人，即使算上全部加班費，每月也只能拿到一千五百元至一千六百元的工資，而這還是富士康針對連環跳事件推出“加薪30%”舉措後的數字。

這樣的加薪承諾也被調查組質疑。2010年6月，為回應公眾對於富士康的質疑，富士康宣佈為工人加薪30%。據資料顯示，分佈在國內各地的富士康均上調了工資，加薪後工人的基本工資約為900至1200元左右，其中上海與杭州的企業上調後達到了1250元。

不過在一位富士康內部人士的眼中，富士康的“工資上調”，只是鑽了政府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時間差。

“2010年很多省市都開始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是説，如果富士康不上調自己的工資標準的話，那麼連最低工資標準都無法達到。但它宣佈上調30%，卻給人一種大幅上調的感覺。”該內部人士透露，富士康加薪承諾看似上調30%，但如果與各地政府新公佈的最低工資標準相比，富士康員工的基本工資僅僅高出不到10%。

以上海為例，目前上海市公佈的最低工資標準為1120元，而富士康普工基本工資則為1250元，僅僅高出130元：“説是上調了工資，實際還是在貧困線上。”甚至有工人透露，在上調工資後，原先的獎金被取消或減少，實際上收入“明升暗降”。

過低的基本收入，使得工人想要拿到更高收入，只能靠加班來實現。《富士康調研報告》中舉例，一位在“SMT部門”工作的員工，2010年7月工資總額為2417.52元，其中1123元為加班工資，加班時間達到了103.36小時，而根據《勞動法》規定，勞動者加班時間不能超過每月36小時。

2010年10月，富士康再次高調宣佈加薪100%，不過對於許多員工來講，這樣的承諾也顯得好似空中樓閣。

與此同時，微不足道的工資，還被不斷上漲的物價和員工的自身消費需求消弭殆盡。調查報告顯示，部分富士康廠區周邊房屋，在富士康宣佈漲工資後，立即上調房租標準，工人只得哀嘆“工資是給房東漲的”。

“工作壓力讓他們産生了排解壓力的需求。”李靜的一名室友，常在閒暇時跑到廠區周邊的迪廳跳舞。而上班12小時後還要去網吧玩上兩三個小時的工友，更是比比皆是，消費需求、物價飛漲與收入低廉的巨大反差，使得許多原本打算在這裡攢點錢的人，成了“月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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